金秋时节，依山傍水的安徽师范大学校园里丹桂飘香，层林尽染，风光无限。
在这样一个收获的季节里，记者踏着幽静的校园小径，轻轻叩开余恕诚先生的家门，采访这位“全国名师”、唐诗研究的著名学者。余先生还是那么谦和、讷言、沉静，清癯的面庞，温和的目光含着坚毅的神采。当记者就他刚被教育部授予全国高校百名“国家级教学名师奖”，向他表示祝贺时，余先生仍像往常一样谦逊地笑笑。他说，这是对我的鼓励和鞭策呵。
硕果累累获殊荣
记者从有关部门得知，此次首届高校教学名师奖评选极为严格，全国各类高校只遴选100人。我省只有三人名列其中，省属院校中唯余恕诚先生一人获此殊荣。
“荣誉对我毕竟是身外之物，只是自己一辈子教书育人、孜孜追求学术，获得大家认可，内心深为慰藉而已。”在校园的林荫道上，余恕诚先生向记者袒露心语。
诚然，早过花甲之年的余恕诚已是硕果累累了。他先后出版独著、合著13部,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国学研究》等国家重点期刊和国家级刊物上发表论文30余篇，其中与刘学锴教授合著的《李商隐诗歌集解》、《李商隐文编年校注》、《李商隐资料汇编》、《李商隐诗选》等学术专著是新时期引领李商隐研究的奠基性著作，先后获得5项国家级、部省级奖励；他独著的《唐诗风貌》一书出版后，《文学遗产》、《中华读书报》、《中国图书评论》等报刊，纷纷刊载书评，予以推荐，称之是“诗歌风貌研究的范式之作”，“足以全方位把握唐诗艺术特征及其文化底蕴的充实博大之作”，该书荣获安徽省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由于论文和著作被海内外许多书籍、文章引用、推荐，《李商隐诗歌集解》及专著《唐诗风貌及其文化底蕴》分别在大陆、台湾发行。因而余恕诚受到海内外古典文学界推重，被认为是“有多方面重要建树的古典文学专家”，他所在的安师大被学界誉为“唐诗研究重镇”、“李商隐研究中心”。
目前，余恕诚教授是安师大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点负责人，安徽省学位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师范大学诗学研究中心主任。他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诗与其他文体关系研究》。
余恕诚还先后担任为安徽省第六届政协委员、全国第八届政协委员、安徽省八届政协常委，被评为“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获“全国优秀教师”奖章，全国高师院校曾宪梓教育基金会教师奖二等奖，并代表我省赴京参加授奖仪式，他现任安徽省政府参事。
执教鞭满足心愿
余恕诚1939年1月出生于肥西县将军乡一个农民家庭。因家境比较困难，像许多农家的孩子一样，他边上学，边参加农田劳作。许多年之后，余恕诚还清晰地记忆起1951年改变他人生命运的那一天。
那是一个初秋的日子，12岁的少年余恕诚挑着六七拾斤重的稻把子，一趟趟艰难地行走在稻田和打谷场之间。汗水顺着脸颊流淌，当路过街头时，他挥起手背擦一下满脸的汗水，无意中抬眼一瞥，却看到路旁的土墙上新贴了一张油印告示。好奇心驱使着他走近仔细一瞧，原来是肥西初等师范学校的招生广告。余恕诚的心一下子就跳了起来。啊！是免费供应伙食的！强烈的求知欲望在他心中升腾起来。收工后，余恕诚快速回到家中，忐忑不安地把这个消息和想法告诉了父母。没料到父母竟同意了。考试那天，凌晨两点钟余恕诚就起了床。头顶朗朗秋月，脚踏清清露珠，少年壮志的他一路步行30多公里，一大清早就赶到上派镇参加考试。结果考中了。从此，余恕诚便开始了漫长的师范生涯。
1954年，余恕诚初级师范毕业。因年龄小成绩好，被保送去六安读中师。这个继续深造的机会并没有给他的家庭带来喜庆和欢乐，经济困难是主要问题，母亲知道儿子要远去读书时，竟难过地哭了。最后通达开明的祖父发了话：“人家的孩子想考都考不上，咱家的孩子学习好，保送的，为什么不上！”
余恕诚在六安中师毕业后，又因为学习成绩优异被保送至合肥师范学院就读。这是1957年的秋天，余恕诚成了方圆几十里乡下惟一的大学生。然而，余恕诚下有3个弟妹，家境依然艰难，母亲一边为儿子自豪，一边照例悄悄地抹泪。通达开明的祖父夜以继日编了十几双草鞋拿到公路上去卖，算是凑齐了到芜湖的路费。很多年之后，余恕诚还忘不了刚来大学时的尴尬。他连一条完整的裤子都没有,直到有一次学生会拍卖被风刮掉、一直无人认领的裤子，他买来一条，才算是衣冠齐整了。大学4年，余恕诚刻苦攻读，成绩优异。1961年毕业时，他被选拔留校，成为一名光荣的大学老师，也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执教生涯。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余恕诚从一个农家少年成长为大学教师、后又成为知名教授，他说他一方面感谢国家的培养，父母的养育，一方面也的确感谢这困难年月的磨炼。
执着追求，论著煌煌
余恕诚是以唐诗研究而出名的，其成果比较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与刘学锴先生合作的“李商隐研究”，一是“唐诗风貌及其文化底蕴”的系列研究。
他与刘学锴先生合作进行李商隐研究，并出版和完成了以《李商隐诗歌集解》为代表的一批成果。《李商隐诗歌集解》逐篇汇集了前人研究成果，最后以按语的形式申述自己的研究意见。余恕诚先生通过对李商隐代表性诗作的分析，深刻揭示了李商隐独特的“以心象融铸物象”的抒情方式，受到学术界专家的充分肯定。“李氏三书”（指《李商隐诗歌集解》、《李商隐文编年校注》、《李商隐资料汇编》），被中华书局作为精品列入“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原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秘书长、中华书局总编傅璇琮评价《李商隐诗歌集解》是“古籍整理研究的扛鼎之作”、“集大成之作”。该书出版较早，曾获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奖和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二等奖。
最近，消息传来，出版于2002年的《李商隐文编年校注》获全国古籍整理一等奖，参加第六届国家图书奖评选亦已入围。
从80年代初期始，余恕诚先生开始着手“唐诗风貌及其文化底蕴”的研究。唐诗作为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顶峰，它特具的风貌，为历代唐诗研究者所关注，然而传统诗评家多长于直观印象描绘而乏于客观的理论分析。闻一多先生的《唐诗杂论》、林庚先生的《唐诗综论》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是把这一课题的研究提到了现代学术的高度，同时也把唐诗风貌的系统化研究留给了后人。余恕诚教授继前辈学者之后，以前后将近20年的努力，铸成了《唐诗风貌》这部高水准之作。
在《唐诗风貌》中，余先生分别就唐诗总体风貌、唐诗各阶段风貌，以及主要群体和主要体裁风貌加以论述，从精神内质到外在表现把握风貌特征，并从根源上加以分析探讨，将时代文化精神的剖析与诗歌艺术的解读融成一片。《唐诗风貌》以开阔的视野，独特的角度，丰富的学术内涵，精警中肯、文采纷披的表述，赢得了众多专家的推许和广大读者的喜爱，有论者指出，《唐诗风貌》“作为涵盖一代诗歌风貌多方面表现的文化纵览和坚实而鲜活的一代诗歌风貌演变史，其独特的学术成就不仅体现为课题意义的重大、研究内容的开拓，而且以其对研究方法的自觉探索和成果运用，为有关学术领域的开拓与建设，树立了科学的学术范式”（袁栀子《建构诗歌风貌研究的学术范式———评余恕诚著〈唐诗风貌〉》，载《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4期。）
余恕诚先生在唐诗研究方面已是卓然大家。“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他没有停止过思考和探索。他总是不断探索诗学研究的新途径，开拓新领域。现在，他在研究唐诗与其他文体关系、唐诗与地域文化关系。发表于《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的著名论文《李白与长江》，就是从地域角度研究唐诗的范式之作。文章根据李白长于长江头（四川），卒于长江尾（当涂），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于长江流域，论证号称“谪仙人”的李白，并非从天而降，而是植根于一定的时代，一定的社会生活，乃至一定地域环境，代表长江流流域的自然与人文之美，向诗坛作了展示，成为诗史上的重大开拓。该文极受好评，获《新华文摘》转载，并获省社科一等奖、《文学论评》1997－2002年优秀论文奖。
三尺讲台尽显风采
“国家级教学名师奖”的奖杯，是一个像“书”字的人形图案。解读者认为该图案寓人引弓待发，弯弓射大雕的意思，又寓人手执镐头，辛勤耕耘的意思。这两重意思，用在余恕诚身上都非常吻合，他在科研上是射雕手，在教学上则是一名辛勤耕耘的园丁。
从1951年读师范到今天仍在安徽师范大学教书，余恕诚先生50多年的师范生涯和教师职业构成了他似乎是单调而又重彩的人生。余先生也曾戏称自己有浓厚的“师范情结”。多年来，他孜孜不倦，辛勤耕耘，加之对所教的唐宋文学本身有着精深的研究，他在教学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余先生讲课，总能把一些深奥的命题讲得既让学生听得懂又能引人入胜，把错综复杂的问题阐释得清晰明了，把枯燥的话题说得饶有兴趣。所以他授课时，教室里总是济济一堂，除中文系学生外，还有音乐、美术等系科的学生。有时候，教室外面的过道上都挤满了听课的学生。当你走进师大，了解余恕诚先生的讲课情形时，许多学生都会向你绘声绘色地描述他们独到的感受。
余先生对所从事的古代文学教学有明确的教改主张。认为关键是要以作品为中心，以基础知识为立足点，讲清文学史发展线索和主要作家风格。通过精读原著，切实提高学生的分析鉴赏能力。
在教学内容、方法以及各个环节的安排上，余先生精心设计、精益求精。尽管他在课堂上善于营造气氛，语言生动，波澜迭起，但从不无节制地讲述，而是穿插问答和讨论，甚至组织大规模的课堂讨论与研究。1981年，在给79级学生讲王之涣诗“白日依山尽”时，学生们对前辈学者关于为什么用“白日”而不用“红日”的解释感到怀疑，他就建议学生分工合作对唐以前的诗文作一次普查。一些学生在余先生的带领下真的做了，结果发现“白日”一词资格很老，而“红日”直到盛唐时才有两三个用例。这就从语词演变发展上搞清了问题。这项研究由学生署名写成短文发表在《中国语文》1994年第4期上。他还善于用比较法激发学生兴趣。讲唐代山水诗，选了孟浩然《春晓》与王维《田园乐》这样两首生活内容和景物相近的诗让学生加以比较，分析了孟诗突出听觉感受，王诗则具有鲜明的画面效果的不同特色。通过讨论思考，学生不仅对王维的“诗中有画”有了深入认识，而且激发了研讨山水诗的浓厚兴趣。为了教学的形象直观，清晰明了，余先生还自制了一些挂图和图表。讲授王维《终南山》诗及中国山水诗画集合多层和多个视点时他就用了自制的挂图，使学生有直观的感受，了然于心。余先生的教学不仅传授了知识，而且给将要为人师表的学生们做出了“怎样教学”的示范。
在向学生传授知识的同时，余先生还非常注重思想修养和人品的熏陶，善于从日常生活、学习过程和论文撰写等具体环节和动态上关心、爱护和引导青年学生健康成长。他的良师风范赢得了年轻教师和历届学生的尊敬和推崇。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当代大学生是具有独立思考和创新意识的群体，他们各自的成长道路、人生体验、价值观念和道德理想皆有所不同，甚至存在较大的反差。对待这样的一个群体，余恕诚先生从不居高临下地说教，而是注重挖掘教材中的德育因素，让学生在接受知识的过程中受到思想教育和美感教育。他长期讲授唐诗，唐诗中浩瀚博大的爱国精神、感时伤怀的忧患意识、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等传统人文精神被他在课堂上挖掘、剖析得淋漓尽致，深深地打动着年轻学子的心灵。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是解放思想、国门洞开之际，青年学子们思想活跃，敢于怀疑和思考，对大量涌入的西方思潮极感兴趣。针对这个特点，余先生讲到诗人李白的世界观时，没有做简单的价值判断，而是用风趣的说法给学生提供一个独立思考的弹性空间、营造了双向交流的融洽气氛。他说：“有人说李白以儒家思想为主，有人说李白以道家思想为主，其实我认为，他的世界观跟一些敏感而热情的大学生倒相似，今天崇拜萨特，明天又去读尼采，再过几天又是罗素，学得快，换得也快。从这个意义上说，李白之所以能始终具备诗的激情，正因为他始终保持了年轻人的一些天性。”余先生此话一出，立即引起满堂的赞许和热烈议论。有位研究生写毕业论文时，生硬地套用西方文论中的精神分析学说，并臆造出一个“眷恋情结”的概念来阐释唐代怀古诗歌的内蕴渊源。余先生找他谈心，及时指出其理论偏误。
余恕诚先生对自己要求很严，待人宽而且诚，处处以身作则，不与别人争名夺利，放弃了许多本来应该属于他的荣誉。比如两年一次的百分之三加工资名额，他力主让给年轻教师；他虽然腰椎有病，但仍坚持常年教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的教学岗位出勤率之高几乎无人能比，至今还坚持给普通大学生上课；他功成名就却从不自傲，外出开会费用极其节省，一次到武汉开会，硬是挤在一位船员的铺位上，而未向学校报销路费。
余先生对学生的影响是集爱岗敬业与才学、作风为一体的全方位的熏陶和启示。”一位在读的研究生深为感慨地说。
大凡初次和余恕诚先生接触的人，都会觉得他太普通了，与一般人想像中的大家名流相去甚远，更没有知名教授的架子。他见人打招呼，总是先冲你微微点头，满脸都是笑容，和人说话，总是用那带有乡土味的语调娓娓而叙；在公众场合他从不高谈阔论，每次文学院开会，他总是静静地坐在不显眼的角落里。
余恕诚先生曾坦言他的处世态度和人格姿态：一曰怕开会，怕饭局，怕坐班，二曰宁做荑稗不做空瘪的五谷。怕开会、怕饭局、怕坐班，是因为他想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花在教学和科研中，以至有人说他“依案见雄笔，随身惟唐诗”；宁做荑稗不做空瘪的五谷，是余先生宁可把自己看作稗子，也不刻意地去追求华美的外表和虚名。
少年时代，对农村淳厚朴实的自然风光和人文习俗的体验，养成了他执着沉静的个性，多年浸淫的唐诗研究颐养了他冲淡的心性，几十年和学子们打成一片的经历也孕育了他坦诚的品性。他在平易朴实和自然亲切的外表下掩蕴着更为深厚悠远、沉静洞彻的胸怀，外表的平实和内蕴的深厚构成了他大智若愚的精神品质。
这就是这位“国家级教学名师”的风采。（本版照片由张大鹏摄）本报记者张大鹏本报通讯员吴尚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