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校长是我小学时的校长，老八路出身，打过日本鬼子、二鬼子，也打过老蒋。他曾在县大队里同我们黄县的第一任县长一起干过，在县里属老资格。
我们的这所小学管周围十几个村，有十几个教员几百名学生。教员有前师毕业的、有后师毕业的，王校长读过私塾，相当于高小毕业。说起来王校长学历不算高，可是他在学校的威信却是很高。在我读小学的六年里，教师一拨拨地交替、教导主任一茬茬地更换，可王校长却像一尊与这座“庙”共生共存的“菩萨”，始终镇守着这所不起眼的小学。
我们小学用的是过去大地主家的房舍，院子里有一棵花红果树，这棵花红果长得极好，每年都结得嘟嘟噜噜的果实。学校不准学生打果子，待到果实熟了以后集体摘下来，放到一个巨大的瓮里洗干净，每个学生分给一茶碗，有四五个。有的老师曾主张卖掉，增加一点学校的办公费用，王校长不同意，力主分给学生们吃，听说为这事他还给教员们“上了一课”，从生果、熟果讲到教育成果，从无知、有知讲到为师之知，从学生纪律讲到为人师表，很让教员们折服。
王校长有好几个孩子，妻子是没读过书的山里人。王校长挣钱不多，日子过得紧，别看他威信高，穿戴却是很差，有数的几件衣服洗得发了白不说还带着补丁。教员们都在学校伙房里吃饭，他回家吃，为的是省下每月六元钱的菜金。县里的教育局长换了几任，照理说王校长去当教育局长没有人能比，可他始终在我们这所小学里“生根发芽”不动窝。王校长从1946年家乡解放就在我们这所小学里当校长，一直当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
在我上五年级时王校长给我们上历史，我们原来以为校长只是讲话的，没想到他还会上课。后来知道他什么课都能上，国语老师生孩子他就顶替上国语，算术老师不够用他就顶替上算术，甚至美术、地理、自然课也上，最有意思的是他还给我们上过一次唱歌课，他教我们唱的是：“拿起手榴弹，瞪大两只眼，保卫家乡抗战个个是好汉。”我们唱得很带劲。王校长还教过我们算术，不知别的同学怎样，我对王校长教我的历史、算术极有印象。
历史课上他教我们中国朝代的顺序歌：“尧舜禹、夏商周、春秋战国、秦两汉……”这套词直到现在我都记得，后来同人谈论历史不犯关公战秦琼的错误那是自然，对于有些历史掌故我也能侃上几句也是他的教育。记得王校长讲陈胜吴广起义时我们对“揭竿而起”不懂，他说“揭竿而起”就是把烧火棍绑上块红布条当旗帜，拿着锄镰锨镢当武器，同统治阶级干；讲“刘盆子当皇帝”时，他说，当时要找个姓刘的当皇帝，结果找了3个找多了，让3个姓刘的抓阄，一个叫刘盆子的抓着了就让他当上了，为什么叫刘盆子呢，或许他娘生他时看到个尿盆子。
小学六年级时王校长给我们上算术，记得王校长接我们算术课后强调做算术题写小标题，一次考试我全做对了他给了我50分，原因是没有写小标题。这次的教训使我在考中学的考场上也没忘，小学的算术题用写小标题的办法做不太会出错，这让我考中学时算术得了高分而考取。直到我上大学时我母亲还叮咛我说：“你能有今天可别忘了你们王校长啊！”
记得有次我闯了祸———一天中午我被一个调皮的同学撺掇爬进一个园子里摘桑葚吃，正吃得高兴来了主人家，这主人不是别人竟是王校长！可怪了，明明他看见我了却假装没看见转过身走了。为这事我提心吊胆了好几天，心想：“偷校长的桑葚，这下可闯了天祸！”哪知道以后竟没有事。通过这事，我对王校长更加敬畏了。
后来我上了中学又上了大学，我像一条船，王校长却像我这条船的第一个码头，离开了，离远了，遥远了，化作如烟往事。听说王校长在“文革”中也挨过斗。高年级的学生没有斗他，他是被一些小学一二年级的娃娃们斗了。这些小孩子不会用当时的“革命词汇”，情急之下竟用平时骂人的脏话斗他，有的调皮蛋还刮他的鼻子，在他的头上撸炮……王校长第一次暴怒了，他跑到县里强烈要求小学低年级学生不要参加“文化大革命”，这要害了这些不懂事的娃娃。结果当时的县革委停了他的职。他的惟一的一次抗争结束了他20多年的“校长生涯”，直到1978年他已经过了退休年龄总算给了他一个名誉校长的头衔。
尽管王校长在记忆中已渐行渐远，却也时时浮沉在我的如烟往事里。说起来也怪，小孩子时觉得王校长好，只是好在他见我摘他的桑葚假装没看见以及他讲课有趣味等这些具体的事情上；随着时间荏苒，对王校长的感觉由具体化为抽象，抽象成一种怀念，怀念里王校长不再是王校长而是自己应该去认知的一位亲人。1985年我终于去看望了他，当时王校长已经年近八十了，看起来不老，面容很富态，还是那么白净。见了面不待我细说他一眼认出了我，但是没有言语，只是弯着一双眉眼向着我笑，像一尊欢喜菩萨。他女儿告诉我，她的父亲自前年得了失语症，不会说话了。王校长主动地同我握手，握住了久久地不肯松开，我看出了他眼睛里闪烁着许多言语……看到我的老校长有话不能说，让我非常难过。以后几年我接连着看过他几次，每次看他都是我说“单口相声”，我观察着他的表情自问自答，他静静地听，一点声音也不出。他女儿对我说，她的父亲会像哑巴一样发声做手势，只是不知为什么见了你就既不出声也不做手势了。1985年第一次见王校长时我落泪了，他用笔给我写了几行字：“我除了不能说话心里头什么都清楚，不用难过，我的病能治好。”或许王校长见了他的学生不出声不比画，是他不愿在学生面前暴露自己的病残，不愿意破坏了他在学生心目中的形象，想到这一层我潸然泪下了。
最近家乡的姊妹们来，告诉我王校长还健在，只是他的失语症一直没能治好，后来也不治了；还告诉我，王校长如今已经不出门了，可能走路也不行了，以前常常看见他在大街上晒太阳。
王校长一直得到一位在国外的朋友的资助，这位朋友在1957年反右时曾是王校长手下的老师，当时由于王校长的“抗上”，他没被打成右派，如果打右派，这位有海外关系的老师尽管表现很好，光海外关系这一条，一般也就当上了，可是，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王校长却因此被说成是思想右倾。
如今我已是知天命的岁数了，对于自己，我并没有进一步地自知多少，但是，随着世事人情的变迁，我逐渐地觉得王校长这样的人十分难得。过去有人说王校长无能，那么老的资格混不上去，我也一度这样想过，现在想来，我们都太肤浅了，老师是学生们的榜样，校长是老师们的榜样，王校长用自己的行为诠释了为师之道。他的人生是平淡的，他也是安于平淡的，他的晚年失语使得他的平淡化为缄默，而正是他的这种平淡与缄默，在学生心里却成为浓重而非凡的道德垂范，成为安贫乐道的人格化身。想现今有些个小学校长，那真是神了，不仅学生们怕，老师们怕，连同学生的家长们也怕，尤其是他们的“创收”，其实是变着法儿地向小学生们要钱，如果他们有一棵花红果树，每年的果实还不卖出个天价！而他们理应创造的教育成果呢，别说“天价”了，恐怕连“地价”也谈不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