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波”的强大诱惑正在悄悄地、疯狂地蔓延着，赌球者的数量越来越大，所涉金额越来越高。
■本报实习记者 王 彬
球员“赌波”
外号“三毛”的唐全顺被捕的消息之所以为人所关注，更多因其特殊身份——1988年中国足球甲级联赛的最佳射手，曾入选国家队。
而唐之所以“出事”是因为“赌波”。在广东话中，“赌波”就是赌球。
5月8日，上海市杨浦区公安分局接到举报：一伙人正在某酒店里赌球。警方抓获后才发现，这伙人里面居然还有一位前国脚。
经调查获知，自1997年，唐全顺开始参与赌球。今年5月，唐全顺开始在上海一家酒店里开设赌球“盘口”，共收受10余名赌徒约10万多元的赌资，从中“抽水”2100多元。调查的结果显示，唐全顺所涉及的赌博内容，以欧洲五大联赛为主，因此，唐被上海市杨浦区法院一审判处拘役4个月。这是迄今为止第一个因赌球而被判刑的中国足球圈内人士。 “唐全顺赌球被拘役的事情，多少还是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因为纪律规定，一名参与调查杨浦区赌博类犯罪缉查的公安干警虽不愿向记者透露更多的情况，但他还是承认此案影响不小。
在此之前，有关中国球员参与赌球的传闻很多，可大都没有真凭实据。因为被怀疑参与赌球，上海球员范志毅还将有关媒体告上法院。
然而，此次唐全顺的入狱，则让球员涉赌问题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除却唐全顺一案外，到目前为止，警方抓获球员涉足赌球的案件只有一例。1998年底，一家足球媒体抢先爆料：“广州太阳神的一名教练和4名队员参与赌球”。虽然报纸没有点名，但报道将嫌疑人的特征描绘得十分详细，谁都可以猜出是哪些队员。在暴风骤雨的舆论下，警方介入了调查。调查的结果证实：董国智和温俊武两名球员确实参与了赌球，只不过因为数目较小而未被拘留。
尽管在中国数百名职业球员之中，被警方抓到球员赌球的案例仅此两例，但一场场不符合正常竞技规律的比赛却屡次上演，关于职业球员参与赌球的传闻也就从未消停。
在本赛季的甲A比赛中，胜利球队的奖金基本在主场30—40万元。每赢一场比赛，主力队员一般能拿到一两万。有些球队实行系数累计制奖金，连赢三场后主力队员能拿到接近5万元奖金。而在地下赌球中，一场球下注10万元是很正常的水平，球员只要赌赢一场就有8万多进账。
本赛季联赛开始前，阎世铎在海埂冬训基地的一次会议上，明确地宣布：“有球员参与了地下赌球，从中谋取私利！”他告诫这些球员，“不要拿年轻的职业生命做赌注”。
民间赌球之风
几乎在唐全顺案公布的同时，广西省公安厅曝光了一起更让人震惊的赌球案：该赌球案涉案赌资高达5亿元人民币，仅现场缴获的金额就高达1300万元人民币，依法扣押、冻结涉赌钱物价值1750多万元。
记者从广西省公安厅获取的材料显示，自1999年起，孙景恒等41名犯罪嫌疑人在南宁市明园新都大酒店、振宁宾馆、国际大酒店长期包房，通过电话在互联网上设置的网站接收全国范围的赌徒下注单。近4年的经营，该团伙形成一个金字塔形的赌球网络，每次参与赌球的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下线赌徒，人数多达百人。
据有关人士透露，其实在一些发达城市中，大范围的民间赌球已不是什么秘密了。
2001年4月11日，北京、沈阳、哈尔滨、上海、广州等10个大城市的公安机关同时采取行动，打击地下赌球。仅在广州一地，8天的时间就逮捕了犯罪嫌疑人5485名。
虽然包括打击赌球在内的“严打斗争”持续了一年之久，赌球在酒吧等公共场合销声匿迹，但就在广州，15分钟内，《波盘至尊》这类的赌球杂志在一个普通报摊就可以卖掉十几份。
一位专业体育媒体的记者则认为：“赌球实际上已经成为很多广州男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活跃”的12万亿元
采访中，专家称广东是地下赌球猖獗的省份之一。
2000年，澳门赌博公司在网上发布消息：每周来自内地的投注量为80多万人次，金额超过1亿元人民币，有一半来自相邻的广东地区。在2002年世界杯期间，仅广东一省的投注总额就达到200亿元人民币，其中有10亿多元人民币流向了澳门的赌球公司。
不仅广东人参与赌球，就连包括广西以及香港、澳门等周边地区的民间资本也被吸纳了进去。
广东只是一个省份，赌球即已从中吸纳了如此多的资金。在它背后还有更多的民间资本没有充分调动，而这部分资本又有多大呢？
“中国民众拥有的金融资产已经超过了国有资产。”这是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最近在一次公开场合发表演说时透露的信息。据统计，中国民众拥有的金融资产已经超过了12万亿元，而不久前财政部公布的国有资产总规模才刚刚达到11万亿元。
对大多数的资金拥有者而言，近几年的经济状况就是：股市低迷、银行利息低。除了少数人能敏锐地发现 商机，获得经济利益，绝大多数人都无法判断可投资的行业。而从结构上看，12万亿元民间资本大部分掌握在20％的人手中，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多年来从事经营活动的民营企业家，这就决定了这部分资金的活跃性。
对地下赌球市场而言，活跃着的资金都属于可以吸纳的范围。面对如此丰厚的“蛋糕”，赌球市场哪怕只分得一杯羹，也足够获取惊人的暴利。
尴尬的足球彩票
同为博彩，地下赌球业“繁荣”则在另一层面反映出足球彩票业的尴尬。
2001年3月8日，孙晋芳被任命为国家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主任。20年前，她以中国女排队长的身份捧起了世界冠军的奖杯。此次孙晋芳被委以重任，肩负着筹备中国足球彩票上市的工作。
7个月后的10月22日，国家体彩中心在北京召开了盛大的足球彩票首发仪式。按照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的说法，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中心自己的儿子——中国足球彩票诞生了。
与此同时，中国的地下赌球已经愈演愈烈，参与人数和资金迅速膨胀，这方面的国家财政和税收大量流失。对抗地下赌球，防止民间资金的流失——这是刚诞生的中国足球彩票就必须面对的挑战。
在2000年，中国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的发行总额为160多亿元人民币。而专家的调查显示：中国人均每年彩票购买量为6元钱，排在世界第97位。按常规分析，一旦民众的购买习惯培养起来，足彩的销售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有关人士曾为国家彩票中心勾勒出一幅诱人的前景：以我国每年人均购买彩票10美元（约80元人民币）计，中国的彩票市场有1000亿元—1400亿元人民币。这也就意味着，堆放在中国足彩面前的，是一块有1000亿元人民币之巨的大蛋糕！
足球彩票开始销售的前5期，足彩的盘子从2100万一直飚升到1亿8千万，上涨幅度达到800％。可事实的发展并没能按当初乐观的初衷持续下去，足彩像一匹筋疲力尽的老马，再也没有大幅度的提升。2002年的最后一期足彩销售虽然达到2.6亿元人民币的历史新高，但其中有6800万来自广东。而和该地区1亿元人民币的历史最好成绩相比，下降的幅度是显而易见的。
广东地区一直都是全国足彩销售的老大，有时候甚至占据“半壁江山”，连续的下滑显示：广东的闲散资金似乎有了其他更好的出路。对足球氛围浓厚的广东而言，一期足彩销售额达到1亿元人民币根本不值得骄傲。
广东有广东的“优势”。目前，中央电视台每周只转播一场意甲和一到两场的德甲比赛，而广东人早在3年前就可以观看更为刺激的英超和西甲。在广东的很多地方，可以接收到香港有线、泰国卫星电视等频道的体育节目，所有的足球直播都在第一时间播报其他场次的比分。
但此项服务主要是为参与赌球者提供。事实上，广州市一场地下赌球的投注额就能超过2亿，这就足以让“足彩”汗颜。
在中国其他足球氛围较浓的城市，包括成都、大连、重庆、沈阳，赌球的风气也都很浓。中国体彩中心的官员也承认：和目前中国足彩的玩法相比，地下赌球投注周期更短，资金回收更迅速，“足彩”在与地下赌球的交锋中根本占不到优势。
法律的尴尬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纵容赌球，更不会坐视民间资本的大量流失，我国对赌球的打击力度向来很大。”广西省公安厅的陆警官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但以现有的法律条款，想约束地下赌球的确很困难。”
陆警官的话是针对广西省公安厅刚曝光的那起特大赌球案的，这也是广西破获的首起特大赌球案。
铁证如山，罪犯难逃法网，但参与办案的警察却都没能松一口气。陆警官告诉记者：此案远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简单。这个赌球团伙设赌由来已久，其背景十分复杂，在南宁市当地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涉及黑社会性质组织。虽然目前孙景恒等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抓获，但他掌控下的赌球黑市仍然在运作，每月都有几百万的资金进账。
“孙景恒他们有的是钱，现在正准备花大价钱请名律师为他们辩护。”陆说。
“此案最棘手的还不是‘保护伞’的庞大，而是现行的法律难以对赌球行为构成威慑力。”陆警官说。我国《刑法》第303条规定：“以赢利为目的，聚众赌博，开设赌场的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留、管制，并处以罚金。”但据陆警官介绍，在实际的办案过程中，类似的赌球行为多数以罚款草草了结。
“对于那些动辄经手几百万，甚至上亿元的大赌客来说，这么小数额的罚款根本不足挂齿。因参与赌球而被抓获的犯罪嫌疑人很多，但绝大多数都不会改过自新。”陆警官无奈地表示，“这样的话，他们是抓不完的。”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庆良告诉记者：在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中，不是所有的赌博行为都构成犯罪。只有以下三种情形才会纳入法律的惩罚范围：聚众赌博、以赌博为业的习惯性赌博、开设赌场的赌博。“在量刑的时候，刑期的长短和金额的大小毫无关系。”
这也就意味着，即便是像孙景恒这样的巨资赌球案，主犯的刑期也不会超过三年。
“一般参与赌球多属于违法乱纪行为，最多给予治安处罚，这些赌徒敢于铤而走险也就不足为奇。”陈说。
“治赌”出路
“生活本来就很少刺激，博彩就是仅存的几个之一。”这是英国人伟德引以为傲的一句话，他是著名博彩公司伟德国际公司的总裁。
正如伟德所说，以现有的情况，完全杜绝赌球，可行性微乎其微。对此，很多社会学者表示深有同感。在他们看来，“治赌”和治理洪水相似，对赌球进行引导，并最终为我所用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因此，有人提出给赌球以合法化的思路。
但这一想法遭到一些政府部门以及经济学家的强烈反对。
对于博彩的本质，国家财政部官员作出如此解释：“博彩，顾名思义，即带有赌博性质的彩票。它不属于生产有形商品和无形服务的经济实体。虽然可以解决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也可以有一些税收收入，但博彩本身不能创造价值，而只是分配价值。”
“博彩业具备娱乐性的特征，并有很强的危害性。”经济学家茅于轼对记者说，“像麻将、赌球这样的赌博可以少量存在，但国家绝不能放开。彩票正是因为其筹资功能才被赋予了合法地位，但是这种合法性并不能冲淡其投机性和消极性，国外很多地区都对青少年的博彩行为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对于“赌球合法化可以提高国家收入，刺激经济增长”的说法，茅于轼表达了他的观点：“大规模发展博彩业需要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经济的发展和价值的创造才是我国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因此中国不适合大规模发展博彩业。” “足彩”反击“第一枪”
面对地下赌球的猖獗，国家体彩中心已经意识到面临的生存压力。
对目前“足彩”的运作方式进行改革，显然也成为最为迫切的首要之举。
广东省体彩中心主任麦良透露：广东省体委已经制订了几种新玩法的方案，新的投注方式将更简单，花样也更丰富。目前广东省体委正积极努力，争取把广东作为足彩改革的试点地区。作为“赌球”肆虐的重灾区，广东将打响反击的“第一枪”。
国家体彩中心的改革方案也得到了财政部的支持，财政部正研究把单注封顶500万元奖金在适当时候予以提高，以刺激更多民间资本的加入。
与此同时，相关的“游戏规则”也开始被考虑。
2003年，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制定《彩票法》的议案，以对彩票业加强规范管理。梁平、张效民等广东省政协委员介绍了广东地下非法赌博的严重，已经有了“蔓延”的趋势。
国家财政部综合司彩票管理处处长邱江涛透露，我国第一部《彩票管理条例》已经起草完毕，正在进行最后的完善，并将于今年上报国务院。根据《立法法》的规定，一旦国务院审核批准即可立法。据称，即将面世的《彩票法》将放宽现有游戏规则，比如有可能增加彩票品种、数量、玩法，以吸引更多的彩民参与。单注500万元封顶彩金也极可能要大幅度提高，切实保护中奖人的隐私权也是《彩票法》的重要内容。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也提出了修订《刑法》的建议，认为增设彩票领域的犯罪条款非常必要，以此提高对赌博行为的查实率、移送起诉率，提高对赌博犯罪嫌疑人的判刑率。
但陈庆良教授对于该项建议的可行性却表示怀疑。
“《刑法》具有很强的严肃性，为了制约博彩业而修改《刑法》的想法不太切合实际。”陈庆良教授说，“在赌球合法化不能实现的情况下，只能指望《彩票法》的出台来制约赌球。” 香港立法以赌制赌
2002年11月26日，《2003年博彩税条例》在中国香港特区立法会最终获得通过，规范化的香港赌球将于2003年8月1日正式开张，交由香港赛马会经营。
至此，争论良久的赌球合法性问题，最终尘埃落定。
对此，香港特区政府得到的回报是从中抽取20％以上的高税收，而在国外，此类项目征收的博彩税比例一般是15％—20％。
当初，此项议案在立法会曾遭到强烈的反对，很多议员对此存有异议，最终涉险通过的票数为30票对24票。
在赌球合法化的进程中，英国博彩公司的一项资料成了左右香港特区民众意愿的关键：香港特区每年流入地下赌球的投注额超过100亿港元。
精明的香港人自然不愿坐视本地资本的大量流失，在民意调查中，支持赌球合法化政策的居民占全香港的70％。
据估计，规范赌球后，香港的投注额会达到300亿港元，毛利润为10％，特区政府收益约为10亿港元。 7月21日，香港赛马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将规划出的博彩方案公之于众。此方案得到香港民政事务局副秘书长余志稳的支持，他认为：规范化赌球的优势还在于投注站点众多，市民只要花10港元就有得玩，而非法赌球最低消费足足要花500港元。
余志稳相信赛马会能够与非法赌球争夺市场，做到“以赌制赌”。
据报道，香港赛马会将从下个月起正式接受足球博彩投注。首先接受投注的将是最先开球的德国甲级联赛。其中第一场比赛由拜仁慕尼黑对阵法兰克福。
同时，8月8日皇家马德里队对香港特区的造访已经被炒得火热，负责博彩经营的香港赛马会更是一片欢腾。许多高层人物表示：这是一场极具轰动效应的比赛，届时一定可以让刚刚运营的香港足球博彩取得“开门红”。
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也是赌球合法化政策的忠实的支持者，当初也正是他向立法会提交了此项立法预案。
何志平很清楚非法赌球给香港社会带来的巨大危害：非法赌球多由黑社会经营，并已经成为黑社会收入的主要来源。警方在打击行动中耗费了巨大的资源，但却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
“与其任由黑社会积累非法财源，还不如将足球博彩纳入监管，特区政府以及社会福利机构都可从中获益。”日本对地下赌球的成功遏制似乎也为何志平的观点提供了佐证：在日本，各种合法博彩无处不在，但日本是整个亚洲地区非法赌博最弱的国家之一。
既然是赌博，就一定会给社会造成不安定的因素。将负面效应降至最低成为该政策稳定运行的关键，何志平一再向反对者保证：一定严令禁止未成年人投注。今年10月，特区政府还要成立两个“问题赌徒辅导中心”，加强对“问题赌徒”的教育和援助。
尽管特区政府表态，对赌球定会严加监管，但此项政策在香港当地社会中，仍遭到了尖锐的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