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尚未有结局的一生中，李嘉廷三次成为“典范”：19岁时从偏僻的云南南部高原山区石屏迈入清华大学的殿堂，实现了一个农村娃走出大山的梦想；38岁时，他从国营军工厂上调至政府部门，只用了4年的时间便完成了由副处级到正厅级的晋级；57岁，在不少人对他的未来有诸多美好设想时，李嘉廷从省长的任上滑落成人民公敌。
这是李嘉廷一生的三个转折点，最后一次转折后，他首先失去妻子——2001年9月16日，妻子王骁在家中卫生间内自杀，没留下任何遗言。
他们的小儿子李勃也随之完成了人生重要“转折”：2003年6月26日，昆明市检察院就李勃涉嫌受贿一案，向昆明市中院提起公诉。
就在李勃站在被告席的一周前，6月20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裁定：驳回李嘉廷上诉，维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李嘉廷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一审判决。此前，李嘉廷在狱中对他的辩护律师、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韩嘉毅律师说，“我这一切都是为了儿子，无论坦白交代问题，还是检举揭发别人，都是为了李勃，包括上诉也是为了他。”韩嘉毅说：“李嘉廷的堕落，因为他首先是一个父亲，然后才是一个省长。”本文试图揭示李嘉廷的多重面具和复杂人生。
“多面人”李嘉廷
撰稿／李清川(记者)
7月的红河州温润而亮丽，一如流经此地的红河。河流辟开哀牢山脉形成的红河大峡谷将红河州切割成南北两部，此时，两岸的彝族老少都在为将至的传统节日火把节跃动着。这个位于滇南山区的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是李嘉廷的故乡，更确切一点，是石屏县龙朋镇一个叫鲁土格的村子。
石屏县县长张俊年初当选为红河州人大副主任，他的印象中，李嘉廷曾回过家里几次，但未对当地的发展有过“关照”，石屏至今还未摘掉“贫困县”的帽子。尽管贫困，石屏历史上就有重教兴文的传统，曾有“山川东迤无双境，文学南滇第一州”誉称。李嘉廷的语文老师、云南省著名作家李乔过世前，在哈尔滨市参加“全国农村题材创作会”上曾提及少年李嘉廷，“他很能吃苦，学习也很刻苦。”
而石屏一中的一位教师说，李嘉廷曾是他们的骄傲，也曾是所有红河人的骄傲——1963年，19岁的李嘉廷从这里走出大山，走进北京，他是这所学校走出的第一位清华大学的“学生娃”。
距红河州240多公里的昆明市牌坊林立，立在五华山入口的那座大牌坊的额上是硕大的“正义”二字，牌坊的后面，是坐落在五华山间的云南省人民政府。
仕途李嘉廷
1968年，李嘉廷从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电机与电器制造专业毕业，这位24岁的年轻人响应“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来到了东北重工业基地哈尔滨。建成机械厂是中苏蜜月时期的产物，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个保密性质很强的单位使用数字代号，已退休的老职工刘成这样描述当年的技术员李嘉廷：个子不高，精神头很足，眉骨很明显。
在建成机械厂，李嘉廷呆了整整13年，1981年，他被调至黑龙江省经委，这被普遍认为是这匹“黑马”全新生活的开端。
也就在那时，李嘉廷受到了时任副省长、省经委主任宫本言的注意，“他的调研报告让我记住了他的名字，文字功底不错，思路很清晰。”到省经委的第二年，李嘉廷便由调研处转任办公室主任。其时，39岁的正处级干部在黑龙江省直机关内仍数量有限。
到1984年，李嘉廷已是省经委副主任，官至副厅级。
1985年3月，李根深出任哈尔滨市委书记，开始干部的调整工作，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他介绍了当时的背景，“我和宫本言同志搭班子，我做市委书记他担任市长，我们当时下决心从大厂、高校和研究所调来一些人才改变干部结构，宫本言有意把李嘉廷调到市里。”就是在这次干部调整后，李嘉廷调任哈尔滨市计委主任，不久便以副市长的身份为任一方。
原哈尔滨市委办公厅常委秘书室秘书商成霖与李嘉廷有过多次工作上的接触，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他用了“勤政”来评价当时的李嘉廷。“没听他叫过苦，也没见他摆过谱，他的调研比较扎实，使用数字都是脱口而出。”给商成霖留下很深印象的还有，“讲话没见过他用稿子。”曾长期随从李嘉廷采访的当地一位记者对李嘉廷快速升迁的理解是，“他担任常务副市长期间，工作管辖范围很大，既要对市委、市府和委、办、局负责，也要出面协调省委与省府的工作，要求很高，他的人际关系和组织协调能力都有明显的优势。”李根深对李嘉廷的印象是，“他的协调能力还是不错的，脑瓜比较聪明，记忆力很好，处理问题的能力比较强。”
1990年，已担任常务副市长多年的李嘉廷的仕途出现了波折，在宫本言市长卸任后，李嘉廷并没有如人们预期的那样顺利“扶正”。李根深说，“宫本言比我年纪大点，他先到了退下去的年龄，我坚持让老宫再继续做两年，老宫退下去以后，张德邻同志调来做市长，李嘉廷继续做常务副市长。”一年后，李嘉廷再出现在《哈尔滨日报》上时，市长称谓前已经去掉了“常务”和“副”。李根深转任省人大副主任，因一直忙于动力集团上市的筹备，他与李嘉廷的接触更少了。
已调任哈尔滨市文联担任秘书长的商成霖因为工作又找过李嘉廷几次。“有一次我去找李嘉廷，他当时正在51号会议室开会，等他讲完话，我把他从主席台拉到下面和他讲了文联的实际情况，希望能够帮助解决问题，他当时贴着墙把要签的字全都签了。”
李嘉廷在市府任职期间，正是哈尔滨有计划大规模城市改造和建设的开始。李根深回忆说，“当时的城建工作主要是宫本言同志亲自在抓，诸如北环路改造、粮食系统的建仓，都不是李嘉廷确定的。”李根深任职期间，他“没有收到一封反映李嘉廷问题的信件，连纪委转来的举报信也没有”。
1992年11月，在阔别故里近30年后，李嘉廷被选为中共云南省委常委。
谈到这次调动，大多数人和李根深说法相近，“这是一次正常的调动，在之前，李嘉廷也不清楚。”此前，李嘉廷已经担任省长助理。
此时的云南，仅靠红塔、玉溪两大烟厂上缴的利税，便可以在各省上缴国家财税的名单中位居前茅，但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和地区发展不平衡也相当突出。1993年5月，在云南省八届人代会时，李嘉廷被选为副省长，两年后当选为省委副书记。
1998年1月，在云南省九届人代会上，李嘉廷被选举为云南省省长。
一年后，昆明世博会的举办给李嘉廷提供了一个展现的大舞台，他的能力再次获得普遍认同。作为世博会组委会副主任，李嘉廷借机使昆明市的城市建设跃进了一大步。但令昆明市出租车司机不满的是：由于规划不够，路上拥堵情况总是相当严重。
中纪委公布的李嘉廷主要违纪事实前后跨越6年，起始时间是1994年，这是他任职云南的第二年。
与儿子李勃参与的超过千万元的受贿相比，李嘉廷单独收受的黑金显得零散：
1995年元月，昆明建华企业集团董事长舒建在李嘉廷家送出1万美元，一个月后，舒建在随同李嘉廷到泰国参加投资洽谈会时又送出5000美元。这一年，舒建三次找李嘉廷为建华集团帮助解决贷款。最终，总额4500万元的贷款分别从交通银行昆明分行和昆明城市信用联社贷出，作为回报，舒建分两次又送给李嘉廷2万美元。
1996年初，李嘉廷出面为云南人和实业集团公司协调变更药品经营企业合格证，总裁和丽伟送给李嘉廷6万元人民币。
1998年，耗资数亿元的昆明第一高楼、五星级的佳华广场酒店建成，但没多久，酒店副楼被“红塔集团”买下，改造成红塔大厦。当地人说，这次有些莫名其妙的收购就有李嘉廷的身影。曾被李嘉廷列入世博会配套工程的有一栋名为佳华广场的建筑，此前，李嘉廷曾就佳华广场B座的收购亲自协调昆明佳达实业公司与红塔集团的关系，并促成佳华与美国沃尔玛中国公司、云南共和集团合作成立昆明沃尔玛管理服务公司。为表示感谢，佳达实业公司邹丽佳先后两次送给李嘉廷10万元人民币、5000美元、3万元港币。
……
2001年9月24日，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做出决定：撤销李嘉廷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职务，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同时被撤销和开除的还有原福建省委副书记、原厦门市委书记石兆彬。后者涉嫌“远华走私案”。
“李嘉廷在担任云南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云南省政府副省长、省长期间，伙同李勃或单独收受贿赂款人民币1038万元，港币649万元、9.1万美元、2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共计18105323.75元。”检察机关就此对李嘉廷提起公诉。对于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而未立即执行死刑，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的判决中这样解释：李嘉廷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但李嘉廷有揭发他人犯罪的立功表现，并提供线索，对相关案件的侦破起了重要作用，认罪悔罪，赃款已全部追缴。
父亲李嘉廷
李嘉廷的小儿子李勃的两个比较集中的朋友圈分别在哈尔滨和昆明，在他22岁去香港前一直生活在哈尔滨，从香港返回后转赴云南发展。两个圈子对他的评价差别巨大，知情人说，“去昆明，是李勃的重大转折。”这样的转折在他父亲的身上也清晰可见。
李嘉廷对待两个儿子李群和李勃的态度截然不同，这在哈尔滨并不是秘密。“李嘉廷对李勃的偏爱，是因为他比较争气。”多名知情者说。1991年，李勃高中毕业，当时的情况是：他已有“国家二级运动员”证书，李嘉廷已担任哈尔滨市市长，这样的情况下，争取免试保送并非是件难事。但李勃参加了当年的高考并进入自费分数段，最终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在工业会计专业1991级学生中，李勃的学业并不出众。他的两位大学同学都记住了相同的一件事，“开学报到时，李勃是自己骑着自行车驮着行李来的，知道他的背景后，我们都很惊讶。”李勃的班主任对他的印象更深一点，“他学习成绩不好，但考试时他从不打小抄，宁可不及格也不作弊。”“这个孩子很朴实”，他说，“有一次开运动会，我许诺，要是拿了冠军我请全班吃饭，他们果然拿了冠军，在饭店，李勃招呼同学‘每个人先吃一个烧饼’，那是为了给我省钱。”
1994年，即将面临毕业的李勃有了出国的打算，并与同学有过探讨。
这一年也是李嘉廷走向深渊的开始。检察机关查实：1994年底，李嘉廷为了李勃能顺利留学，征得李勃同意后，委托香港焕德有限公司董事长杨荣为李勃办理了前往香港的通行证。杨荣想出的办法是捐给公安部门50万元。1995年5月，李勃拿到毕业证书前一个月，将杨荣拿出的50万元交给广东某市公安局，以“李博”的假名办理了前往港澳通行证。8月24日、25日，杨荣以“李博”的名义存入香港中国银行和香港渣打银行80万港币供李勃花销，1997年1月21日，李勃再次收下杨荣500万港币支票，1999年9月、2000年1月，李勃收下杨荣最后的两笔钱总计60万港币支票。李勃交待，在几次收钱后，父亲都叮嘱过他，“钱是给我们家的，不是给你个人的，不要乱花。”
其实，杨荣是看中云南烟草业发达和李嘉廷“能量”的淘金者，在攀上高官李嘉廷后，他除去给李勃金钱上的“照顾”外，还多次亲自送钱给李嘉廷。作为回应，李嘉廷为其出口香烟及与云南省石油公司合作等方面亲自提供了帮助。
1995年初，李嘉廷亲自打电话给云南省烟草专卖局负责人，要求对杨荣与他人合作出口的1.3万大箱香烟品种搭配上予以照顾，杨荣获利1300多万元。1996年，李嘉廷亲自出面落实杨荣出口1万大箱香烟的指标，杨荣获利1000多万元。1997年初，杨荣准备“杀入”云南石油制品行业，李嘉廷出面协调，促使云南省石油总公司与杨荣合资成立了华丰公司，杨荣出任法人代表，公司停业后杨荣分到100多万元利润。
在李嘉廷堕落的过程中，李勃的作用不可替代。在建成机械厂工作的一位同事说，“李嘉廷在建成厂工作的时候正是中国人物质生活匮乏的时期，李勃小时候也跟着吃过不少苦，这使他不得不考虑经济上的追求，最终偏离了正道。”
而真正明确利用父亲的位子赚钱的“思路”，是在李勃到云南后，李嘉廷当时的意见是：“你自己不要出面。”
1997年5月，由李勃牵线，李嘉廷为云南俊发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俊父子承揽了昆明市螺蛳湾市场改造工程，为此，李勃收下500万元。1998年10月，同样由李嘉廷出面，李俊获得昆明世博园林小区项目700亩土地的开发权，同时在降低该项目道路建设补助费上获得“照顾”，李勃以“抵销债务”的方式获利450万元。
1998年，为了控制李勃的支出，李嘉廷让妻子王骁和李勃在香港汇丰银行开设了联名账户，将收取的黑金存入，直到2000年被提醒这样的方式很容易暴露。而那时，27岁的李勃已经有了一份“事业”——他出任董事长的公司获得奥迪汽车云南总代理资格。
2001年李嘉廷被“双规”后不久，李勃因涉嫌受贿罪被云南省检察院反贪局立案侦查，云南省委书记令狐安在谈及李嘉廷问题的教训时，首次使用“妻儿失教”。
2003年6月26日，昆明市检察院就李勃涉嫌受贿一案，向昆明市中院提起公诉，起诉书中有如下阐述，“被告人李勃利用其父职务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杨荣和李俊谋利，并在李嘉廷和行贿人中间传递信息，沟通关系，共同收受杨、李两人的巨额贿赂，情节严重。”
丈夫李嘉廷
除了儿子李勃，夫人王骁也很快堕入深渊。和外界“贪得无厌”的过于简单的传闻相比，王骁在她相识的范围内口碑颇好，与她有过几面之缘的安菲说，“接触下来，她表现得很谦逊。”
李嘉廷迁任云南后，王骁随后调往云南，1996年调任交通银行昆明分行任工会主席。在这里，她给同事留下的印象并不深，原因是“她并不张扬”，但很快，她的不同之处使一些同事“敬而远之”，“尽管排名靠后，王骁也是五套班子里的领导，再加上她特殊的身份，应该有一定的发言权，但没听说过谁的位子是她帮助安排的。”
同样，王骁在不同的圈子里也扮演了不同的形象。
在李嘉廷的下坠过程中，她必不可少——1996年临近春节，昆明伟事达公司总经理王伟来到李嘉廷家，将5万元交给王骁。随后，伟事达公司投资参与的金碧路拓宽改造拆迁安置房工程中，由李嘉廷出面为伟事达公司清理了工程拖欠款650万元。在李嘉廷不在场的情况下，王骁多次代李收下他人钱物，数目惊人。“但她绝不会单独收初次相识的人的钱。”一位知情者说。
与这种警惕性相比，王骁在处理与丈夫的情妇徐福英的关系上埋下了祸根——李嘉廷结识徐福英时，王骁也在场。那是1995年国庆期间，副省长李嘉廷与王骁在宜良县游玩时，一同参观“海王号”游船，徐福英就是宜良县海王号娱乐有限公司经理。在其后相当长的时间里，王骁与徐福英姐妹相称。外界的说法是，王骁并不清楚，与李嘉廷在清华园中结成的姻缘已不纯粹。
2003年5月20日，徐福英因涉嫌行贿罪被云南省检察院提起公诉，7月2日，此案在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但当庭未做宣判。除了行贿，徐福英的作为也出现在中纪委公布的李嘉廷的主要违纪事实中：与有夫之妇徐福英通奸，并利用职权为徐谋取不正当利益，涉及金额3000余万元。
入狱后，徐福英第一次对别人说起了对李嘉廷的印象，“我对他的第一印象不太好，因为他的长相实在不怎么样。”
关于徐福英的说法，流传的版本更多。
现年41岁的她祖籍江西，生长于昆明，小学四年级文化。“她的文化水平不高，但是深谙社会往来的规矩。”使徐福英“成名”的有两件事：与李嘉廷建立情人关系；同时行走于两个黑社会帮派中并最终使两大帮派因她交恶。
1995年，已是昆明市丽人园餐厅总经理、宜良县海王号娱乐有限公司经理的徐福英在建造“海王号”游船时资金吃紧，向黑社会人物侯连喜借了高利贷300万元，由于经营不善在还款时遇到困难，徐福英找到原宜良县县长柴春智，柴表示县里没钱借给她，如果能从省里借到钱，县里可以帮助办理手续。于是徐福英找到李嘉廷并促使其于1996年1月26日作出批示：由云南省财政厅从省际横向联合基金中贷款300万元给宜良县财政局。很快柴春智安排有关人员编造虚假报告，于1996年2月指示县财政局将这笔钱借给徐福英，这笔流出资金未办理抵押担保手续。一个月后，徐福英再次找到柴春智，要求帮助办理从某公司借款的手续，柴春智指示宜良县烟草公司以“扩大烤烟面积，提高烤烟质量”的名义拟写了虚假借款报告，300万元贷款汇入宜良县烟草公司后，柴春智将此笔款项转到县政府财务，从中分两次借给徐福英的海王号娱乐有限公司250万元，这笔钱也未办理抵押担保手续。
在成为李嘉廷情妇后，徐福英多次与王骁见面，并相互赠送贵重礼品，最后的一次是在1997年春节前后，为感谢李嘉廷出面为其协调一项工程，徐福英将5万元人民币送给王骁。“可能就是这一点，迷惑了王骁，没有看出徐福英的真实位置。”实际上，因为懂规矩、会办事，王骁很喜欢这个小妹妹。
2001年9月16日，王骁在家里卫生间内自杀。事后发现：她已经为此做好准备，自杀的前一天，王骁将自己的存单和密码交给了一位同事。
10天后，中纪委公布了李嘉廷主要违纪事实。
“民生”李嘉廷
曾是云南省第一大企业的昆明钢铁公司的工人范志刚对李嘉廷在任时的一些作为表示一定认同，“他救了我们全家。”——范志刚全家三口都在昆钢工作——世博会场馆建设所需的钢材都在昆钢购买，此前的昆钢已濒临破产。由于李嘉廷做出的规定，数万工人跨过了下岗的艰难地带。随后，在国家确定“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后，李嘉廷再一次做出要求：云南省“十大开发工程”必须使用昆钢的钢材。
1999年春天，李嘉廷到那里开“现场办公会”，亲自解决贫困问题，并定下了“要钱给钱，要物给物”的政策。李嘉廷被“双规”后，有媒体将李嘉廷的此次行为定为“做秀”。
1998年6月10日，昆禄公路建成通车，仅仅18天后因路基沉陷、路面悬空并出现纵向开裂，交通不得不中断。这条起于昆明市西山区，经过富民县抵达禄劝县城的云南北部交通干道全长72公里，5.19亿元的建设资金由云南省和昆明市筹集，当地政府希望借此带动昆明北部地区的经济开发。
李嘉廷得知后，措词极为严厉地批评相关部门、并要求对责任人一查到底。
云南省监察厅、交通厅等部门组成的调查组很快查实：在建设中，昆禄公路指挥部让一些无资质或资质等级不够的单位参与勘察、设计、施工和监理，一部门施工单位并不具备技术力量和机械设备，一部分中标单位在投标时弄虚作假，没有能力按承诺条件施工，再擅自分包转包工程，从中牟利，工程使用的石料偏小，水泥标号不够。
此事的最终结果是：云南省、昆明市再次投资l亿元对公路重新整修。“云南的基础建设发展，李嘉廷功劳不小，山区这么多，高等级公路也多，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一位交通系统退休的干部说。事实上，李嘉廷迁任云南后，云南完成了建成“旅游大省”的关键性工作，随着旅游资源的开发，民用机场的数量也很快跃居全国第一。“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李嘉廷做的，但很多工作和他相关。”省政府的一位处长说，事发前，他对李嘉廷的感觉来自两点，“偶尔在楼里碰到向他打招呼时，他也礼貌地回应。”“因为工作拖沓，不止一位干部被李嘉廷当面训斥过。”
中纪委在对李嘉廷案的调查中发现，他担任副省长期间，为别人办事牟利，很少动用其分管范围的职权。这也使不少人对李嘉廷的“落马”感到惊诧，“他示人的一面有虚假性，也有欺骗性，但人并非只有好坏之分，要辩证地看待。”黑龙江省委科学顾问委员会专家杨文超认为：对于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不能过多依赖教育和人性的自我完善，而要更多考虑制度的功能设计。
2001年3月8日，做为第一位现任省级官员，李嘉廷参加了人民网“强国论坛”与网友对话的活动，以下为部分实录——
网友：工作之余，平时还有什么爱好？
李嘉廷：运动，运动的主要方式是打网球。
网友：在工作中，最让你动感情的是什么？
李嘉廷：对我的下属一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做法，说了不算，定了不干。
网友：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李嘉廷：在未来5年内解决尚未解决温饱的160万人的贫困问题。
网友：您是否欢迎对政府的批评？
李嘉廷：我们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宗旨。我们非常欢迎各界，特别是新闻界的朋友，监督我们的工作。
为了给社会监督提供条件，我们今年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第一，我们发行政府公报，免费赠送，把我们政府的重大决策都直接交给老百姓。比如说，我们云南的十五计划纲要在人代会审议之前就通过公报交给老百姓，在报纸上公开讨论；第二，我们建立了厅局长的接待日制度，每月25日公开接待群众上访；第三，今年内我们在全省县级以上的市设立便民服务中心，把所有涉及到老百姓的事逐步放到这个中心来办理，机构改革以后，政府将近有20%的公务员要在这里办公；第四，我们要在城市里推广昆明市的市长热线电话的做法，电话号码是12345，意思是‘有事找政府’，群众反映非常好。
网友：您会不会压制媒体？
李嘉廷：我们对新闻单位的批评要鼓励，要保护，为此我们制定了专门的规定。
……
李嘉廷的此次“经典”问答，被一位论坛的工作人员写进了后记中，他最后写道：通过访问，我感觉到他(李嘉廷)是一位谦虚、尊重民意、敢于接受人民群众广泛的监督、工作务实的干部，这很好，中国需要这样的大官，尤其是贫困的地方。
可惜，即使是假象，也很快破灭了，仅仅两个多月后的6月1日，国内主要媒体报道了同一消息：李嘉廷辞去云南省省长职务。尽管没有说原因，“李省长出事了”的消息很快在昆明的街头传开。
恰好距此一年前的2000年6月，时任中纪委书记的尉健行在云南检查工作时，曾特别警示云南省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廉洁自律，李嘉廷当时也在场。《云南日报》对尉健行的讲话做了报道：“尉健行说，少数高中级领导干部对其配偶、子女利用自己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经商办企业，非法敛财、违法乱纪，或不闻不问，或暗中支持，袒护包庇，有的甚至直接参与其中，严重败坏了党的风气，影响亟为恶劣。”
云南省国际旅行社的卢康力记住了李嘉廷在世纪之交畅想云南旅游业未来的“豪情”：“到2005年，全省接待海外旅游者年均增长8%以上，达到150万人次左右；接待国内旅游者年均增长5%以上，达到4500万人次左右；旅游业总收入年均增长8%左右，2005年达到近300亿元。”
但这些“豪情”已距他远去。
2003年6月20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裁定：裁定驳回李嘉廷上诉，维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李嘉廷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一审判决。
对于李嘉廷而言，6月不是个好季节。
对于大多地区的民众而言，这只是让人流汗的夏天。-
关于高官腐败的对话
对话／邵道生王巧丽(记者)
邵道生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特约研究员。最近记者就高官腐败问题与他有一番对话。
“修行”多年，为什么还落得身败名裂？
记者：李嘉廷、刘方仁和以前被查处的陈希同、胡长清、成克杰等人，“修行”多年，应该深知利害，为什么还要拼命地贪，还要以身试法？
邵道生：20世纪最后十年中国反腐败最振奋人心的特点之一，就是加大了对省部级腐败高官的查处，一大批位高权重的腐败高官纷纷“落马”：
1998年，查处省部级领导干部12人，其中有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徐炳松受贿案，广东省人大原副主任于飞以权谋私案，河北省人大原副主任姜殿武违纪违法案，湖北省原副省长孟庆平违纪违法案等。
1999年查处17人，其中有宁波市原市委书记许运鸿以权谋私案，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索贿受贿案等。
2000年查处22人，其中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严重违纪违法案，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秦昌典和政协原副主席王式惠严重失职渎职案，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周文吉严重违反组织人事纪律案，还有因以权谋私、收受股票或让其配偶子女购买内部职工股牟利的湖北省原副省长李大强、国防科工委原副主任徐鹏航、全国纺织总会原会长吴文英的案件等。
进入新世纪后，从2001年9月26日到10月22日，前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4个“省部级”高官落马。
我想，这就叫树欲静而风不止！高级干部的腐败问题，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么，为什么这些“政治明星”会落得身败名裂呢？
一是信仰的丧失。对社会主义不抱希望的世纪末心态是这些高级干部堕落的根本原因。大贪官胡长清对移居国外的儿子说：“总有一天中国会不行的”，“有两个国籍，将来就有余地了。”为此，胡长清全家都办了化名身份证和因私出国的护照，准备一有风吹草动时就开溜国外。
丛福奎由党的高级干部变成了佛门弟子，完全抛弃共产主义信念，他不仅烧香拜佛，皈依了佛门并取法号“妙全”，在家摆设佛堂，每天打坐、供佛、念佛、烧香、拜佛，还大肆索贿，为寺庙捐款，送给寺庙住持一部轿车，在车上印着“河北三宝弟子妙全供养”；为满足个人私欲，向6名私营企业主索要1700余万元巨款；为方便与吉林德惠农村一个跳大神的“女大仙”幽会，专门在北京购置了房产。
“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出路。”别看这些人当的是共产党的官，面对着前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却在这样想着：它们的昨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中国已经在变，已经在“渐渐地变”，所以什么共产主义信念，什么社会主义的前途，统统都是假的……应该说，这样的心态在这些贪官污吏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江泽民同志指出：“一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如果在思想上动摇了这些根本的东西，也就动摇了共产党人的根本政治立场，就必然会偏离正确的政治方向。”
二是无度的欲望。利欲熏心的贪得无厌心态是这些人堕落的重要原因。“丰屋、美服、厚味、姣色”这些“人欲”使陈希同、胡长清、成克杰之流“昏蔽而昧理义”，因而不顾一切地迷恋、追逐，甚至不惜为它“殉职”、“殉身”。别看这些家伙在台上是道貌岸然、一本正经的样子，然而什么都要贪，贪财，贪权，贪色，贪名，贪生，贪玩……只要是自己想要的，都要将它搞到手。由于贪得无厌，他们就会极端自私自利，就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就会不择手段，就会胆大妄为……
三是对自己权势的过分崇拜。那个权倾一方的原泰安市市委书记胡建学就得意忘形地说：“到我们这一级别的干部就没人管了。”想一想，在陈希同、胡长清、成克杰的眼里，胡建学的官、胡建学的权又算得了什么？！自己呢？嘿嘿……的确，他们的“强大”几乎到了无法无天的程度。所以，他们就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原则来“管理”他的“一亩三分地”。民主集中制，党的集体领导，在他们那儿成了摆设，党委会不过是他履行个人意志的机器，谁有不同意见，他就火冒三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想提拔谁就提拔谁，不按党性原则，大搞江湖义气，将一些作风不正、民愤极大的干部提拔到要害位置，自己也肆无忌惮地收受贿赂。
就这样，当这些单位的“第一把手”通过权力的运作，将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集自己一身时，他的膨胀了的权势就会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变成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所以，在这些高级贪官污吏眼中，几千几万，简直是“小儿科”，根本不放在眼里，要么不贪，一贪就是几十万、上百万、成千万……这是为何？除了贪婪心理作怪外，对自己的权势过分崇拜了，太相信自己权势的力量了。
查处高官腐败还仅仅是开始
记者：有人认为当今腐败现象似乎是越反越多，越反级别越高，情节也越反越严重，心情反而更加沉重了。有的人甚至认为中国的高层官员腐败太严重了，根本肃不清。人们究竟该如何正确认识省部级官员腐败问题，怎样衡量最近几年的反腐败斗争成效？
邵道生：首先我想说，随着社会重拳出击省部级腐败官员的反腐败力度的加强，诸如“‘反小’不‘反大’，‘反下’不‘反上’”、“现在的反腐败是‘假反’，不是‘真反’”等的牢骚话不常听见了。共产党的反腐败的力度，不仅是历史上少有的，在世界反腐败史上也是罕见的。这也说明人们是认可当今社会的反腐败成效的。
在估计成效时，有两点必须肯定：一是极大打击了腐败分子的嚣张气焰，二是初步将腐败发展、泛滥的势头压了下来。不要低估这两条，能做到这两点确是很了不起，为今后的反腐败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怎样认识省部级腐败官员越来越多的现象？先举一个例子，16年前本人患了白血病，它本身就是一种客观存在，若自己不去查，不去治，它肯定要继续发展下去的，我就活不到如今。而我在1988年就将它诊断、查出来，进行了化疗、放疗，当然，治疗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但是，我决不会说，医生对我的治疗是错误的，而这个“极其痛苦的感觉”是为了活得更长的一种代价。包括高级领导干部在内的腐败现象也与癌细胞一样，也是一种客观存在。
为什么一部分人心理上有“越来越严重的感觉”？那是因为现在动了“真格”，看一看现在很多揭露出来的大案、要案的发案时间，不多是在90年代初、中期吗？所以，我们现在所做的，正是前几年没有做或是没有来得及做的，是在加大力度做“补课工作”，“癌细胞”本来就是那么多，将它们揭出、曝光肯定是有好处的。
另外，根据我的多年反腐败研究，我认为当今查处高级领导干部还仅仅是开始。据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发表的《中国高官腐败的特点和变化趋势研究》的研究：即在可查的、高官腐败的36件案例中，有29件是因案件牵连被发现的，占80.6%；有5件因举报，有1件因投案自首，还有1件因行为受检察机关怀疑而发现。这就是说，我们对高层官员腐败的问题，主动出击、主动进攻还不够，因为只有13.88%是被直接举报的，2.77%是主动投案的，若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再加大一点力度，更加“主动”一点，那么，在这个问题上的“战果”就会更大一点，人民就会更满意。
“民主是最好的反腐剂”
记者：人们看到一个又一个高级领导干部的腐败堕落，既感到气愤，又感到痛心、遗憾。谁都希望他们能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社会、人民做一点贡献，而不是成为历史的罪人。然而诚如您所说的，这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现象。关键是我们能从高级领导干部腐败现象中得到哪些启示，怎样来防止高级领导干部腐败呢？
邵道生：这可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依我看，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高级领导干部的腐败问题就可以缓解，就可以减少，就可以防止。
要解决当今社会对高级领导干部的权力制约问题。当今社会对高级领导干部的主要倾向是不敢监督、不想监督、不能监督、不会监督。什么原因？“第一把手”的权力太大，“自由度”太大。胡长清说得很“俏皮”，认为自己是“牛栏里关猫，进出自由”，自90年代以来，由于“家长制”的复活，一些领导干部的权力“异常地强大、独断和专权”，往往是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集自己于一身，“党的领导”变成了“绝对的个人领导”，无论是党内系统的监督(如本单位的纪检系统)，或是党外系统的监督(如民主党派监督、社会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等)，都只能是一种摆设了，最后的结果必然是“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若是监督问题不解决，高级领导干部的腐败是永远解决不了的。
要解决当今社会对高级领导干部的“教育问题”。过去的说法是：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是教育青年，现在要与时俱进，严重的问题也应该、而且是必须将教育领导干部、教育高级领导干部包括进去。要教育什么？主要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信仰教育，信仰危机不仅大众存在，在高级领导干部身上同样存在，不同的是有的高级领导更善于伪装；二是人生观教育：做人究竟是为什么？金钱、女人、地位、名誉等等，什么都贪，还贪得无厌，这些腐败官员在基本问题上出了问题，怎么不要教育？三是法制教育：无法无天，胆大妄为，不是一点法的意识都没有，而是根本不将党纪国法放在眼里，根本不怕，所以才以身试法。
要解决加快社会的民主进程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主是最好的反腐剂。为什么？很简单，社会民主了，谁都敢说了，领导干部难道就一点顾忌都没有？我就不信。关于民主，政治学家、哲学家将其说得玄而又玄，不过，从我这个社会学者看来，一点都不神秘，做到以下三个指标社会就民主了：一是普通老百姓、普通干部对领导干部说话、批评没有什么顾忌了；二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成为知识界的一种风气，权力不再担当“审判官”的角色；三是社会一发生什么重大问题媒体马上可以讨论了，社会氛围变得很宽松。我想，当社会达到上述三个指标时，高级领导干部腐败一定会大幅度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