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东西我自己负责！”
蒋经国大概早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就发现自己的糖尿病主要是遗传自他的生母毛夫人。20世纪70年代，蒋经国的糖尿病有严重恶化的倾向，主要的原因仍是出在他不知节制饮食，毫无忌惮地吃种种他喜爱的点心、餐点。尤其在外视察的时候，只要肚子饿了，看到路边小摊有什么东西好吃，他就去吃，根本不管它什么血糖不血糖。
20世纪80年代的这个阶段中，医生为了压制蒋经国日渐攀升的血糖指数，只得将原来每天打一次的胰岛素，改为一天打两次。然而蒋经国依然故我，医生除了摇头叹息，就只有坐视情况的发展。
好几次，他吃的点心用代糖制作，根本无法入口。有时要我们拿冰淇淋给他吃，我们当然清楚冰淇淋是高糖分食品，不敢随便给他吃，便去向医生请示，谁知道医生也耸耸肩，说：“他要吃就给他吃吧！那有什么办法呢？等吃了血糖升高了，再来打胰岛素吧！”
蒋经国有一句给医生的名言：“我的病由你们负责控制，我吃东西则由我自己负责！”他讲得那么强硬，又有谁敢撄其锋？
死那天仍不忘要去开“中常会”
所谓“中常会并发症”，其实就是蒋经国内脏和心理因素综合发生的一种全身敏感症状。
说也奇怪，蒋经国每次食道发生过敏病症，几乎都是在礼拜三，我们后来才研究出其主要原因。原来，蒋经国对“中常会”原本就非常介意，这是他掌握国民党权力的一个重要媒介，每逢“中常会”，他总要借机在会上发表一些重要的政策性宣示。所以，从一开始，他就把它当作一件最重要的工作看待。
但是，大概是他太重视礼拜三的这个会议，他愈是重视，他的身体反应也愈是强烈，所以每逢礼拜三，他的食道敏感的老毛病一定会准时发作。这个毛病发作的时候，蒋经国一面流鼻涕，一面恶心呕吐，这时，他只有再服用类固醇药丸来缓和肠胃的极度不适。身体恶劣到实在不允许出门时，他只好请轮值的中常委代理他主持会议。一直到他死的那一天，他还是念念不忘要去开“中常会”。
最后一次演讲还是背讲稿
很多老一辈的朋友如果听过蒋经国演讲的，对他长江大河似的口才，必定是印象犹新，大部分人都不晓得，他是完全靠背诵讲稿才会如此滔滔不绝的。
因为蒋经国演讲向来是不看稿子的，多半是他在要演讲的一个礼拜前，就开始在家里先把要讲演的稿子，背得滚瓜烂熟，然后等到临场时，再很灵活地使用记在脑海里的稿子，好像是和一个老朋友说话似的，行云流水，很流利地讲出来。再配合他演讲时的丰富表情和抑扬顿挫，就成为一篇十分生动的演讲稿。
记得1987年“行宪纪念日”前夕，他为了准备到中山堂向所有“国民大会代表”演讲，在十分沉重的病痛中，还背诵翌日要去公开发表的演讲文稿。当时，蒋经国的视力已经十分衰弱，为此，他的秘书王家骅特地要人写一份特制的演讲稿，专供蒋经国阅读之用。这个特制的讲稿，上面的每一个字体都极大，因为，只有如此，蒋经国极度退化的视力才可以勉强看得见。
蒋孝勇担心他没办法和过去那样，把讲稿很流利地在大会现场朗诵出来，所以，特地在大会会场作了一些特殊的布置。例如，在蒋经国要上去讲话的那张讲台上面，制作了一个呈弧形的板子，这块板子主要是为了放置蒋经国的那份大字讲稿，可以让他在忘记内容时看上一眼。
那次的“行宪纪念日”发生民进党籍“国大代表”举抗议布条闹场事件，民进党人在台下高声呼喊口号，可是，在会场上方的主席台上，蒋经国根本不知道台下在吵嚷些什么，至于台下民进党人举的布条，因为蒋经国极为衰退的视力，他也看不见台下的详情。加上他是忍着身体的剧痛去的，在他发表完简短的致词后，侍卫人员便匆匆推着他的轮椅扬长而去，我们随从人员都认为，蒋经国那次并没有发觉台下有任何异样。
所以，有人说，两个星期后，蒋经国突然过世，是被民进党气死的，我觉得这个说法有些牵强附会。
烦躁不安的最后一夜
1988年的元旦前后，“荣总”检验人员大概每隔两三天就来为蒋经国抽一次血检验，检验师居然找不到蒋经国的血管。
1月12日那晚，蒋经国仍旧是烦躁不安，可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蒋经国最后一夜。
第二天早上，蒋经国粒米未进，他不停地上下床，在轮椅和床铺之间徘徊，他的情绪比往常更为浮躁。我们只有不停地抱他上床下床，整个上午似乎都在忙着同样的动作。
他说过感觉胃不舒服之后，我们很快就向医官反映。那天，官邸里面恰巧只有姜必宁医师，姜必宁是来官邸看蒋方良的心脏病的。他在给蒋经国做完初步诊查之后，就去联络负责蒋经国肠胃科的罗光瑞医师，谁知道偏偏不凑巧，那天一大早罗光瑞去外地办公去了，要下午才能赶回来。姜必宁听了十分紧张，后来好不容易联络上了，罗光瑞表示立刻赶回台北。
这时，蒋经国已经忍受不住身体的痛苦，告诉一旁当班的我：“你们找人想想办法，我实在痛苦得不得了啊！我全身都不舒适啊！”这时已经是9点多钟的事情。他的表情有些扭曲，我知道，如果不是很难过的话，他是不会这样说的。
到了11点多的样子，蒋孝勇到蒋经国房间探望他的父亲之后，告诉我们说，要到士林官邸和宋美龄吃饭。随后，他就离开蒋经国的房间，出门去了。
蒋孝勇走了不久，蒋经国身体还是不舒服，但是还算平静。他突然问我：“咦！孝文呢？”我答道：“报告，他现在外面餐厅进餐。”他又问：“那孝武呢？”我说：“孝武先生现在在新加坡工作。”
蒋经国只轻轻哦了一声，就又半躺半卧在床铺上。他的头半垂着，好像陷入一种深思之中，久久不能自拔。我突然觉得这位曾在台湾叱咤风云一世的人，此刻是多么的寂寞苍凉。
大约12点40分，蒋经国大口大口吐了一床，我一看，他居然吐的全是血———一种完全是暗红色，甚至等于是猪肝色的血，汩汩地从他口鼻中不断喷发出来，我立即向医官报告，医生见事态严重，立即去联络医院麻醉科李主任来七海紧急支持。所有的医生、原先服侍蒋方良的护士……都开始过来帮忙处理。可是，就算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动员了，那又能如何？毕竟，没有一个人可以和天命抗衡。
我刚刚将他脸上和棉被上的血渍处理干净，医生忙着急救用药，护士小姐也过来帮忙，大家都以为情况大概已经稍稍稳定下来。可是谁晓得，大概12点55分左右，蒋经国又开始第二次吐血，这次的血和刚刚吐的血一样，也是暗红色的，我们又是一阵惊骇和忙乱。可是，他吐完之后，头一歪，眼一闭，就倒在床上，再没有一丝动静。
蒋经国便这样留下一句遗言，憾然离开人间。（摘自《性情中人蒋经国》）
(江南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