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变性人，人们的认同感至今还很低，变性者本人在手术后也大多隐姓埋名，以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可是，中国第一个“变性人”张克莎在变性20年后的今天偏偏打破沉寂，把自己的身份以及多年来的生活真相和经历以纪实小说的形式公之于众———她的《女人梦》一面世即引起了公众的注目。同时也引发了人们的思考，那就是在社会宽容程度不断增加的现在，我们该如何对待生存在边缘的特殊个体？
记者初听此消息颇为疑惑，甚至感觉出书之举有拿“变性人”作噱头炒作之嫌，于是致电北医三院整形外科核实。经医生证明，该院在1983年确实做过此手术，且为全国第一例。
值得关注的是张克莎从男人转变成女人后的一系列经历。二十年来，作为一个“变性人”，她承受着歧视和质疑的目光，结婚后甚至还有同乡以“知根知底”来勒索，张克莎不得不远走他乡来躲避这一系列“麻烦”。变性本身和变性后的痛苦不是常人可以忍受的。在这一系列遭遇之后，张克莎才最终选择把自己的身份和这么多年来生活的真相公之于众。
记者几经周折终于与张克莎取得了联系。电话另一端的她声音十分温柔，但却清晰而又坚定地回答说：“我并不想借此当什么明星，否则的话我不会写那些并不光彩的经历———我曾为生活所迫在香港的夜总会工作过一段时间，今天敢于说出来是因为我要保证所叙述的每一件事都是真实的。我带着面具生活了这么多年，包括对我故去的先生都没有亲口讲出自己的过去，因为我面临的压力是一个正常人完全不可想象的。现在我不想再回避这些事实了，我就是一个女人，我为做女人付出得太多太多。我想从此生活在阳光下！”
我曾为自己要和男孩子一起上厕所感到难堪———我幻想如果自己是部队的人了，组织知道我的“困难”，就会出钱帮我做手术
记者：你是何时认为自己应该是个女性？有什么意外事情发生促使你“决定”变成女人？
张克莎：“做女人”对我来说开始是一些朦胧的感觉。大概就是两三岁的时候，我就对女孩子的小裙子、小辫子特别向往，觉得自己就应该是那个样子。没有任何人、任何事“帮助我”转变。我从懂事起就不喜欢自己的男儿身，觉得那根本就不该是我。上了小学时，我最怕上厕所———周围全是男孩子呀！于是就憋着等上课时请假再去。我慢慢地长大，自己也暗恋过班上的男同学，但所有这一切，我都只能埋在心里不能讲出来。直到中学时听说北京能做变性手术，突然心里就充满了希望。
记者：你家里人知道你想变成女人的想法吗？他们有没有阻拦？
张克莎：一开始，他们只觉得我长大了慢慢就会好。没想到，我越来越拒绝那些男性化的东西。那时候，男孩子穿军装是最帅的，我偏要穿两粒扣的女式衬衫。为这类事，我在家里没少挨打挨骂，但无济于事。直到高中时我决定参军，他们才松了口气，觉得我总算走上了正道，其实我心里另有打算。
记者：参军难道能帮你实现变成女人的梦想？
张克莎：我的想法特别幼稚。由于当时没有做手术的钱，我就幻想如果自己是部队的人了，组织知道我的“困难”，就会出钱帮我做手术。因此我入伍后表现特别好，我在炊事班，手脚麻利又能吃苦。但最终我的幻想破灭了———当时我曾经用了很短时间的雌性荷尔蒙，后来被发现了。他们认为应该给我打男性荷尔蒙，我拒绝了。部队于是把我的家长找来，说如果不接受治疗就只能回家。我妈特别为难，她咨询了一些人，医生说我得的是“易性癖”，这是一种病，如果不做手术甚至有可能走绝路。她最终把我带回了家，并且不再指责我了。
所有女性器官都是一次做好的。王大玫教授提供给我做乳房的东西，是她去美国讲学的时候人家送她的，当时价值300美元
记者：变性手术很危险，你不害怕吗？
张克莎：对于我，不做手术更危险，人要看到希望才能活下去。回家后，我坚决不同意以男性的身份申报户口，当然就找不到工作。记得管理户口的同志说，因为上面写的是男兵，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女兵，我们送去的是一个男兵回来的是一个女兵，没法解释。
无形间我成了一家人的麻烦，为了不拖累家里人，也为了给自己攒下做手术的钱，我离开家男扮女装去广东东莞打工。当我攒够了手术用的400多块钱就带着个行李卷到北京了。但家人都不赞同我做这个手术，怕我会死，都不希望失去我，不希望因为做这个手术将来下不了手术台。我哥哥他们说，有这么多哥哥，当时一个人出五块钱就把我养起来了，我不用工作也不用做手术，我当时很感动，但我不能这样做，因为我有我的理想。
其实，手术日期定下来的时候我就非常高兴，当时住在医院里又不能跟人分享，因为还要保密，其他病号也不能到我这儿串门，当时自己一个人高兴，背着人偷着乐。推我进手术室的时候，我打麻药之后也睡不着，我说能不能用一个办法让我睡着了，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已经完完全全成为一个女人了，他们只好又给我注射了镇静剂。
记者：现在你身体上那些女性器官都是那次手术一次做好的吗？它们会不会坏或定期需要更换？到后来你结婚，你先生没说什么吗？
张克莎：是一次做好的，但近几年有一些小的修修补补。在这件事上我特别要感谢为我做手术的王大玫大夫，我做手术的时候把全部积蓄都带来了，但是不够。是王大玫教授提供给我做乳房的东西，那是她去美国讲学的时候人家送她的，当时价值300美元，她无偿送给我了，这个手术做得非常成功。20多年我这个乳房也没有发生过变化，我曾经潜水30多米。至于到后来结婚，我告诉先生我有一定的生理缺陷，他也没有特意问我这方面的事，但我想，他对我是满意的，否则我们的婚姻不会维持这么久。
我索性叫他们看吧！我化上妆，每天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去上班，因为当时售货员不许化妆，我还为此被扣了奖金
记者：听说你手术后不久就交了男朋友，他知道你的身世吗？
张克莎：实际上，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我从部队回来的时候，虽然我还是男儿身，但打扮得比女孩还漂亮。我烫了头发，穿着新潮，还化了淡妆，总之我们一见钟情。做完手术后再见到他，他好像一点都不介意我的这个转变，那个时候我已经上班了，不管什么天气他都骑摩托车接我———他根本就是把我当女孩子看待的！那个时候也有一些舆论，特别是他们家人出来干涉的时候，社会舆论都说我不对，社会舆论越是对我不公平，他就越站在我这边。
记者：但最后你在爱情上的选择却不是他。你已故去的先生比你大32岁，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张克莎：我和第一个男朋友的分手是迫于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也正是这种压力造成了我后来的这段婚姻。我嫁给他既不是因为爱他，也不是图当时他有点钱，而完全是为了逃避自己所处的环境。
记者：你当时的环境压力非常大吗？
张克莎：是的。给你举个例子———我做完手术回到长沙，满怀喜悦地去友谊商店陶瓷制品组当售货员。我工作努力，不厌其烦地给顾客拿这个拿那个，每天柜台前都挤满了人，销售额也连创新高。渐渐地我发现不对，给顾客拿东西吧，他就盯住你的手不放———他们好奇到想看看变性人的手到底是什么样子。结果我索性叫他们看吧！我化上妆，每天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去上班，因为当时售货员不许化妆，我还为此被扣了奖金。但有一天一个抱孩子的妇女来到我们柜台前，举起她的小孩凑到离我的脸很近很近的地方说：“你看，就是她！你要是不吃药，不打针，我就把她叫来。”结果，那个小孩子哇地大哭起来。我突然间愣在那里，觉得自己被当成了一个怪物，我一下子躲到柜台后面大哭。这件事给我的刺激很大，你想，要是有人天天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会有多压抑。我当时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借嫁人的机会离开。
嫁到香港后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没有人知道我的过去，更没有人用好奇的眼光打量你，这正是我想要的。同时，我拼命工作，这样可以少和我的先生接触。我给美国友邦公司推销保险，一年下来销售额在几千人里高居公司第二。新年时，我把我的妈妈和姐姐请到香港分享我的成绩，我们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尽管我和我前夫很难说有什么真正的爱，但我结婚时答应妈妈，既然选择了他，就不会因为他上了岁数抛弃他。事实上我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在后来他生意不好的时候以及他生病的时候，我从未提出过要和他离婚，我四处打工挣钱，每月都定期寄给他，直到他病故。我觉得自己对得起他。
记者：他最终知道你的身世吗？
张克莎：我自己从未对他说过。在他去世后我整理遗物时，发现了他收藏的两份报纸，是1998年的，报道一个内地的变性人嫁到了香港，那就是我的事。我想他应该知道。
我知道过一阵人们就会把我连同这本书一起忘记。我只想借这本书来澄清一些东西，一些我一直想说又不敢说的故事，还有我的痛苦和欢乐
记者：经历了这么多磨难，你是不是还渴望有个家庭？
张克莎：我像每一个女人一样渴望婚姻，我甚至想借助先进的科技手段有自己的孩子。尽管现在我年纪不小了，但我仍然渴望那种充满爱的激情的婚姻，我也相信一见钟情。无论如何，我未来的老公一定要看过这本书，我不想再戴着面具生活，特别是和相爱的人，爱不应该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记者：是什么促使你下决心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
张克莎：这又是跟我过去不愉快的经历有关。我到香港不久，意外地遇到了一个长沙老乡。她见我保险业务做得不错，就找借口向我借钱。开始是三千五千，后来是三万五万，我不想给，她就扬言要把我的事都说出去。当时，我好不容易才脱离流言蜚语满天飞的长沙，在香港的事业又刚起步，生怕为此丢掉工作机会，就忍气吞声地一直送钱给她，直到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就躲到了台湾，现在我很后悔自己当时没有勇气去报警。后来我渐渐有了写书的念头——开始想法很简单，如果我把我的经历都公之于众，那些想借此敲诈我的人就没有可乘之机了。
记者：现在书倒是出来了，可其真实度有多高？
张克莎：我在书中所提到的人名字都是真的，如果你不信，可以按书中的线索去一一调查。编造一些离奇的东西对我来说没有意义———我不想借此成为某种明星，我知道过一阵人们就会把我连同这本书一起忘记。我只想借这本书来澄清一些东西，一些我一直想说又不敢说的故事，还有我的痛苦和欢乐。现在书终于出版了，以后我会回到长沙，也许可以开个小餐厅吧，过那种普通人的日子。
记者：在经历了从男人到女人的这种变化之后，请你比较一下做女人的愉快之处究竟何在？
张克莎：你的问题好残酷啊！对我而言，那些做男人的日子好比是“面具岁月”，我从来都是认为自己是女人，只要做女人就愉快。
张克莎的经历最终得以成书，但执笔却不是她本人。一个变性人的经历在文学作品里出现，是否有“编排”的成分？记者就此采访了《女人梦》的作者邓映如。
记者：您是如何知道张克莎这个人的？
邓映如：知道此人纯属偶然。我一直从事出版工作，当有人通过熟人的介绍辗转找到我并希望探讨出版变性人题材的图书的可能时，我第一次知道了张克莎这个人。
记者：您见到她第一面是何时何地？您有怎样的感受？
邓映如：那是去年9月的一个星期天(更确切的时间我已记不清了)，地点是在长沙的省军区163医院。此前我从未见过什么变性人。应该说她给我的第一印象尚可，如果不是预先已知其身份，我确实不会想到眼前的她竟是由男人变来。
记者：据说她自己曾写过自己的故事，您看过吗？为什么最后会由您执笔写成此书？
邓映如：一开始并不知她自己写过自己的故事。倒是她手头有一部别人已经写好的书稿，他们之所以找我，就是希望通过我来出版这部书稿。后来因为突然的变故，她与前合作者分道扬镳，沮丧之时，她拿出一篇据说是多年前即写了的东西，负气说如没人再愿意写她这个题材，那就照此出版算了———“哪怕只出一本都行！”我于是看到了这个东西，几万字的自述，大体将她的经历做了一个介绍，以她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水平观之，写这几万字已殊属不易。但离出版的要求还差之太远，特别是离我对此类题材的理解、要求相去甚远。一开始我让她与原合作者和好，但由于他们的坚持，我在并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由出版运作的后台走到了直入心灵的写作前沿，以帮助一个变性人走出阴影的良心接下了这份差事。
记者：写作之前，您是否详细了解过她的经历，您相信她说的故事是真实的吗？您是否在作品中美化了她？
邓映如：我第一次见她时，即大致问过她一些经历，允诺写作后，自然有过较为详细的采访，及平日里的电询，而更多的是以她那几万字的东西为线索。至于是否相信她的故事的真实性问题，我想这是个文学常识性问题，任何人的自述或回忆都出现过有意无意的遮蔽，而文学创作就是要从中找出其合理性。另外，客观条件决定了无法做更多更广的调查，这种局限所造成的某种缺陷也许是无可避免的。而任何文学作品的创作都有个艺术加工的问题，长篇纪实亦不例外，即艺术真实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因此，说美化也许不妥，但显然经过了必要的艺术化。同样，凡是有一定文学常识的人必然知道：文学中的主人公及其生活原型是允许有些许差异的。
记者：此前您对变性人有怎样的认识？
邓映如：知之甚少，甚至听了也会像常人一样皱一下眉头。所不同的是，我比常人可能更具有同情心，更能宽容对待。
记者：有人认为此书有“猎奇”和“哗众取宠”之嫌，您怎么看？写一个变性人的经历有现实意义吗？
邓映如：我不认同“哗众取宠”的观点，我自认是怀着一种科学的精神、一种责任来写作《女人梦》的。至于读者读此书无论猎奇与否，我想都是可以理解的。不能简单地认为该书即是“一个变性人的经历”，同样不能简单地认为它是某个人的“传记”。我希图通过这一件事的分析来引起社会对这一特殊群体的关心，检视社会的宽容度，由此呼吁人们切实关心身边人的健康成长。
另外，特别想提醒世人的是，变性手术绝非草率之事，变性本身和变性后所带来的痛苦是难以言表的。同样，百般阻挠变性和歧视变性人也是不人道的，尊重别人的选择是现代社会文明的标志。
记者：《女人梦》出版后，您自己好像也快成了变性问题专家，南京还闹出个作家向变性第一人求爱的事情，您怎样看待？
邓映如：我的确经常要回答一些关于变性乃至其他问题的询问，却断不敢以专家自诩。至于谁向谁求爱的事，原本是谁也管不着的平常事，我不知哪位先生竟然有此能耐弄得沸沸扬扬，把原本私密的事情搅得满世界都知道。这真的是一种本事，一般人还学不来。我只是有时也想：可不可以不用作家的名义呀？（文/王岩）（来源：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