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在省军区西安兴庆宫公园干休所，记者有幸见到了“西安事变”中从“白区”及时向我党发电报传递重大情报的老红军刘克东。
今年86岁的刘克东，出生于陕北延川县一个贫苦农家，16岁参加红军，18岁入党，在延安时担任我军电台报务员。后担任陕西省委电台台长、西北邮电管理局局长、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学院副院长等职，1988年被授予二级红星荣誉功勋章。1936年8月底，18岁的刘克东被周恩来、叶剑英派往国民党17路军做地下工作，直接参加了杨虎城和党中央在“西安事变”中的秘密通讯联络工作。今年“七一”，正是刘克东老人与夫人郑唐60周年的钻石婚纪念日。
因为身体的缘故，刘克东老人的听力很弱，与之对话需要扯大嗓门或手写沟通。得知记者来意，刘克东显得异常兴奋，“一晃就是67年，真像发生在昨天呢”尘封的记忆随之打开。
1936年初秋的一天，刘克东被中央军委三局委派随汪锋同志去17路军杨虎城部特务第二团做地下电台工作，以沟通“白区”与党中央的联络。随后，他带着由李克农编制的一份化名为“刘世杰”的履历，随叶剑英、彭雪枫、潘汉年、汪锋等7名同志化装成从延安返回的国民党军事谈判团进入“白区”。依照事先的安排，到达西安后，大家装着互不认识各奔“前程”，叶剑英前往西安金家巷，住在张学良公馆，由孙鸣九专门负责安全工作。刘克东则和汪锋一组，前往17路军工作。
刘克东操着浓重的陕北口音回忆说，当时他以一个到西安谋生的陕北穷学生身份来到甜水井街17路军特务2团留守处，找我党安排在该团任团长的阎揆要。留守处的国民党军官依照他所说学过无线电、会发电报的特长，将其送到了驻扎在白水县的特务2团。在团部，阎揆要看了刘克东带来的汪锋亲笔密信后，安排他到通信排做电台工作。
“当时在敌人军队中为党中央发电报，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我们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刘克东说，临出发前，组织上要求在西安建立秘密电台后，每晚23时至凌晨2时向中央发电，但国民党部队电台管理很严，晚上9时以后就停止工作。为了完成任务，每每以“晚上要练练手法”为由，利用机房一部5瓦手摇马达发报机向延安呼叫，很快取得了联系。从此就是利用这部电台，开始了与党中央的秘密联系工作。
不久，刘克东得到一份由蒋介石签发的“特务通信排见习排长”委任状，身份明确了，工作也就更便利了。1936年12月11日下午，刘克东正在电台值班，突然收到一份发自西安国民党绥靖公署的电报，上有“限即刻到”字样，说明电报内容极为重要。果然，团部接到电报后连夜出发赶往西安。次日早就传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在临潼捉住蒋介石的消息。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就在我们眼前发生了。”刘克东说，“西安事变”期间，党中央与西安方面的电讯联络十分频繁，他多次利用电台截听到国民党要员的讲话，并很快将这些密电发往延安。还及时通过电台获取中央指示，避免了错误决策的实施。当时阎揆要同志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准备公开地下党身份时，幸亏得到周恩来同志“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打出红旗”的重要指示，才使这个错误决策没有实施。刘克东说着从影集中取出一张当年身着国民党军服的旧照片无不自豪地说：“尽管当时身处险境，生死难定，但回想起这段往事，心绪总难以平静下来，毕竟自己曾为党和人民做过有意义的工作。”
在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6月出版的“丹心素裹之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军委派刘克东到白水阎揆要团建立同中共中央联系的秘密电台，初步形成西北地区的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
在西安兴庆宫公园东侧，有一个郁郁葱葱、占地6000多平方米的“红军林”，每年都吸引来众多游人慕名前来参观。这个林子就是1990年在刘克东提议下建造的。谈及初衷，他说，要以此作为传统教育基地，弘扬老红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精神。不仅如此，从1995年开始，刘克东还与夫人郑唐一起，先后资助过7名贫困学生继续学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