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不少媒体开办了时评专版，如《中国青年报》的“青年话题”、《南方都市报》的“时评”专版、《郑州晚报》的“每日时评”等，或是每日一版，或是隔日一版，增加了报纸的思想性和可读性，受到读者的广泛关注和好评。不少网站也纷纷开办了时评栏目。这表明，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有了积极进展，公民增加了“说话”的地方，时评专版（专栏）已成为公民参政议政、抨击时弊、扬善抑恶的重要阵地。但是，如何操作时评的实践，并未有成熟的规范，像时评的“扎堆”“八股”等现象已有论者批评。笔者感到，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尚为人们所忽略，那就是，时评的时效有多长？
有多长呢？翻开报纸，发表的时评，尽是评议些刚发生三几天的事；读某些时评“高手”的文章，不少是当天事由、当天著文、当天发表（网上）；一位时评编辑朋友告诉笔者，事过五天再写的时评，报纸就有点嫌“旧”了。这真是体现了网络时代的好处，想当年，作者投稿“一张邮票8分钱（现在涨到8毛了），路上得走八九天”是常有的事，做梦也不敢想急就之作当日发表啊。谁有这个本事？梁启超有。据说梁启超是“麻将桌上写社论”，每日午夜时分，一边同牌友“四饼”“发财”地打麻将，一边口述社评，由别人记录，第二天早早地刊在报纸上。但那也就是梁启超啊，还未听说有第二人能玩这个“派”的。就这已有不少学者对梁启超写出的这类社评质量提出质疑。现在可好，差不多也就是一夜之间，我们“生产”了那么多的“梁启超”式的时评快手。时评的时效性也就一两天、三几天？这种“快”要求恐怕是不少媒体选编时评的标准。
这种时评的短平快要求，固然反映了时代的快节奏，但是如此的“时效”，却难以体现时评的思想性、观点性特征。这是因为，一是过快的“时效”要求，限制了广泛的作者队伍。能够有这种“快速反应”的作者只能是一些编辑记者，及能够把相当时间精力投入到写时评上的业余作者，多数人的时间精力达不到。于是催生了一批“盯着时事写评论”的人，写来写去，在全国各报刊、网站也就是那么几个人在发表时评。没有广泛的作者队伍，怎么会有丰富多彩的时评氛围呢？二是急就的东西很难有深度。有的人写时评，自己都觉得一天写个两三篇没什么深度，只是对一些现象进行“套路”层析，不可能有深思熟虑的理性看法。速成导致速灭，可能三几天后，文章也真的失去了对社会和他人的影响力。三是这样势必会诱使时评作者寻新猎奇，而放弃对一些重要的社会问题的思考，由于“时效”要求，有时作者已经谈到了颇具意义的问题，也会点到为止，赶紧打住。从而不能充分展示时评的本质功能——对社会的进步发生积极影响。这不能说不是时评的遗憾。
时评的时效要求，到底是多长呢？笔者认为，时评之“时”，是时事之“时”、时代之“时”，绝非是时间之“时”。赶着三几天的“时效”编发时评，不符合时评的内在要求。这将会促使时评越来越偏离应负的社会责任。目前各媒体争着抢着赶时间地“出”时评，已显现了不好的苗头。这对于我们刚刚起步的时评文体来说，不是件好事情。既然时评是“时事”之评、“时代”之评，笔者以为，只要是对现实社会、正在发生着的问题的评议，都应符合时评的时效性要求，又何必那么计较“天”呢？【本文仅代表网友观点，不代表红网观点】(稿源：红网)(作者：赵光瑞)(编辑：杨国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