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文波
我国17年前首例“安乐死”的主要当事人——我国“安乐死第一人”之子王明成因为身患绝症而申请“安乐死”以求解脱。但医院已经明确表示，无法答应其“安乐死”的要求。
在我国，由于法律没有授予任何机构和个人实施“安乐死”的权利，所以医院的态度自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记得同样是该报报道的西安9名尿毒症患者欲求“安乐死”，也是未能如愿。
有关“安乐死”的问题，至今仍是众说纷纭，支持者和反对者相持不下。笔者以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当“优生”的生存观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之后，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有“优死”的权利，为什么不能选择有尊严地死去呢？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了片面注重生命的数量和长度，忽视了生命的价值和效益。对一个人来讲，更为重要的是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而这意义和价值的大小与生命的长短并不是成正比例的。我们设想一下，一个已经几乎完全丧失了自由活动能力、且已回天乏术的病危者，他们所能做的仅仅是忍受病痛的折磨，等待死亡的来临，这样的生命质量对其而言是毫无意义和价值的，而且，他们实际上的求死欲望已经远远超过了对生的渴望。在这种情况下，明知治愈无望还采取人工的方法延长其痛苦的生命历程，让其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与其说是尊重人的生命，不如说是对人类尊严的无视。生与死都是每个人生命中的必然现象，人既享有生存的权利，自然也应当拥有选择安逸死亡的权利。一个社会能够切实尊重和保障每个人“优死”的权利，才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
“安乐死”的迟迟难以推行，根源在于“安乐死”的实施可能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但是，我想我们不能仅仅因为遭遇困难就因噎废食。只要法律在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同时，对“安乐死”的操作程序等作出严格的规范，建立起一套完整、科学的“安乐死”实施制度，完全可以将负面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以内。立法者应当在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广泛深入的理论探讨基础上，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和立法、司法经验，以尽快规范、控制我国的安乐死实践，防止滥用，将重病患者的“优死”权利落到实处。
法律在承认人享有生命权利的同时，也应承认人享有选择死的权利。当生命垂危者面对极其低劣的生存境况时，他们应当有权选择体面而有尊严的死去。赋予其选择“优死”以维持生命尊严的权利，才是真正的人道，也才是对生命真正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