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带有预示性质的惊颤蔓延于中国社会：一个幽灵———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在华夏大地上盘桓。
——孔飞力（PhilipA．Kuhn），美国及西方中国史研究中的公认大家，在其最主要的代表作《叫魂》中记述了发生在1768年的那次流言。
2003年，非典型肺炎的阴影在中国迅速蔓延。五一假期，许多人是在恐慌中度过的。
大约从5月3日开始，一则立夏之时，喝白糖绿豆汤、响鞭炮，可以防治非典！的谣言像风一样传播开来。
短短4天时间，谣言至少传经了15个省市自治区，几乎相当于半个中国。
谣言的内容大致相同，说的是某地生下一个婴儿，刚生下就张口说话，大意是只有喝白糖熬的绿豆汤才能防治非典，说完就死了。
不同的是，这个传说中的婴儿在一些地方变成了十几年未开口的哑巴，并且被增添了放鞭炮除邪的内容。
从城市到乡村，人们闻风而动。
一时间，绿豆、白糖、鞭炮热销，价格狂涨。
上篇：神婴说话：市井千奇百怪
镜头1：绿豆汤
5月6日，立夏，内蒙古包头市东河区一平房居民区。
晚上10时，对于劳累了一天的李丽丽来说，应该是休息的时间了。不过，这一天她却点火、烧水地忙个不停。
不一会儿，绿豆汤的香味便溢满了全家。李丽丽将已经熟睡的8岁女儿叫醒，让她喝下满满一碗用白糖熬成的绿豆汤，才放下心来。
李丽丽在一家私企打工。这段时间，非典传播与女儿放假夹杂在一起，让她总是心里乱糟糟的。
傍晚的时候，李丽丽接到远在山西大同的妹妹打来的紧急电话。
电话神乎其神：前几天，她们那里偏僻郊区的一家人生下一个小孩，刚出娘胎就张口说话，大意是只有喝白糖熬的绿豆汤才能防治非典，说完便咽气西归。
妹妹的意思很明白，李丽丽全家人应当赶紧喝绿豆汤，而且过了立夏这一天就不灵了，我们那里所有人都在照此行事。
李丽丽半信半疑地将神话告诉了街坊四邻。巧的是，其中一家人也听说了这一防治非典的良方。
在有眉有眼的传闻面前，人们最终选择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一边将传闻继续向亲朋好友传播，一边熬起了绿豆汤。
镜头2：鞭炮
比春节还热闹呐，到处是放鞭炮的，还有烧香甚至念念有词的。硝烟笼罩了整个城区，火药味浓得呛人。
贵州省六盘水市市民刘云这样描述5月6日晚上的情景。
立夏这天，一则流言在这里飞快地传播：纳雍县有个80多岁的老头（另一说法是60多岁的老妪）已经哑几十年了，某日突然开口说话，今年是灾害年，要在立夏之日放鞭炮驱邪。说毕，老人咽气身亡。
燃放鞭炮的高潮在夜晚降临。20时30分，全市鞭炮急响。21时，喧闹达到高潮……鞭炮先是价格高涨，接着全面脱销。
卖鞭炮的小贩开始散布谣言。一位中年妇女自己买了一饼鞭炮燃放后，觉得发财机会到了，马上去批发鞭炮兜售，最终因非法出售鞭炮被拘留罚款。
这天晚上，除六盘水外的贵州省纳雍、毕节、大方、威宁、水城、六枝、织金、黔西等地的城区、乡间，都鞭炮齐鸣，从晚上8时左右开始，一直持续到深夜。
镜头3：女婴
从5月6日凌晨3点开始，湖南省衡阳县关市镇的镇政府里不断传出一阵阵急促的电话铃声。
当晚留值的阳女士先后接到多个电话反映，关市镇下辖的40多个行政村突然口口相传起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故事：源江村农民贺涤成家里生了一个女儿，这个小孩生下来就会说话，并告诉大家在立夏当日早晨6点之前熬一些绿豆汤，喝下去就可以防治非典。说完，小孩死了。
阳女士迅速向镇党委书记作了报告。凌晨6点，镇里主要领导和要害部门一把手全部到齐，紧急召开碰头会，决定实地调查弄清真相。
当调查人员和新闻记者赶到源江村农民贺涤成家后，事实的真相实在让人啼笑皆非———
原来，贺涤成的母亲在5日晚上12点左右接到外嫁金兰镇的孙女的电话，告诉奶奶听说外地流传着一个神秘婴儿的故事，要家里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闻听此事，贺涤成赶忙连夜上门通知了自己的几位族亲，这些族亲又一传十、十传百地将此事扩散出去，最终以讹传讹地变成贺家生了一个神奇的女婴……
镜头4：辟邪
5月7日中午，重庆解放碑。
步行街周边的很多饭馆和面摊上，打出了免费赠送绿豆汤的招牌。
在艺术电影院附近，几个提着保温瓶的妇女一路吆喝：绿豆汤可以辟邪，1元1杯。
一妇女还故弄玄虚地称，綦江有个小孩出世后就开口高呼绿豆汤辟邪，当地市民都称之为神童转世。
超市营业员称，近几天来绿豆销售量确有提高。
市民周女士给当地报社打进电话称，5日晚，綦江的一个朋友打来电话，声称綦江县城里一个男婴出世后就开口说话，语言含糊不清，好像是绿豆汤辟邪，护士们都吓得目瞪口呆。
5月7日下午，一位大足市民也打进当地报社新闻热线称，大足县城里出现另一个版本的谣言：一个老太太过世后，家人在家中办理后事。突然，棺材中传出绿豆汤可以辟邪的声音，吓得亲朋好友纷纷逃窜。尽管打开棺材并未发现异常现象，绿豆汤辟邪的流言却由此流传。
镜头5：拘留
2003年5月12日下午。付海清跨出河南省新郑市拘留所大门，获得自由。
5天前，付海清在自己的摊位附近深夜燃放鞭炮，被当地公安机关行政拘留，成为流言事件中被警方处理的河南第一人。
尽管依旧是深夜12点才关门，付海清的冷饮生意从非典进入河南后还是明显清淡了。5月7日，从吃完晚饭开始，付海清就听到了越来越多的鞭炮声，以为谁家盖房上梁或者是娶媳妇。
23时，正在做生意的付海清被房东太太叫住，她拿了一挂万头的鞭炮，不敢放，让我帮忙。直到这时，付海清才知道放鞭炮的原因：一个孩子生下来就会说话，声言要在午夜前喝绿豆、放鞭炮和吃煮熟的鸡蛋，就可以避免非典病毒。
付海清在广场点燃鞭炮的同时，警方应声赶到。
我赶到点儿上了。付清海说。
镜头6：住院
吴某是宾阳县武陵镇人。立夏前几天，他听说一个刚生下来就会说话的婴儿告诉人们喝绿豆汤可以防治非典，就赶紧做了大量的绿豆汤，天天猛喝。
几天过后，吴某身体内必需的矿物质钾大量缺失，全身抽搐不能动弹，被家人送到县医院，随后又紧急转移到广西医科大一附院抢救。
医生介绍，吴某刚送过来时情况非常危急，曾出现过好几次心跳暂停的现象。
……
据后来的调查，流言约在5月3日左右大规模出现，较早集中在两湖地区。湖北省潜江仙桃一带和湖南的宁乡望城一带版本比较一致，均称当地一婴儿出生即能言，多年哑巴开口说话，称家家户户必须放鞭炮烧香除非典。
5月4日开始，此流言在湘鄂两省全境传播。其中株洲的流言包括一刘姓哑巴十几年来首次开口，说出防非典秘诀后猝死。
5月5日开始，流言越过省界，通过电话向周边省传播。奇怪的是，留言的版本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断被接近化———婴儿出生地和哑巴所在地被就近落实到传播者熟悉的乡镇，衍化出更可信的版本。
5月6日是立夏，此流言达到顶峰：安徽、广东、江苏、贵州、山西、陕西、福建、江西、云南、四川、广西、浙江、内蒙古等省均有传闻。
从5月9日开始，流言传播衰减。据统计，神婴说话的流言至少传经中国15个省份，其间只用了4天时间。
中篇：流言剖析：神经病毒蔓延
1768年，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某种带有预示性质的惊颤蔓延于中国社会：一个幽灵———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在华夏大地上盘桓。
美国历史学家孔飞力在其代表作《叫魂》中记述了发生在清乾隆三十三年的那次流言——术士们通过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便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并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己服务……
当时，这个口耳相传的流言，从江南启程，北上西行，在半年最终覆盖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影响了12个省的社会生活，受妖术恐慌影响的人口总和超过两亿。
谁也没有料到，235年后相似的一幕又在华夏大地上重演。只不过，与叫魂流言相比，今天的神婴说话流言的传播速度快得惊人，短短几天内至少在中国的15个省份迅速传开。不可思议地快，传播速度让人有些害怕。一位警官这样评价。
在流言事件产生后，众多媒体纷纷予以报道和评论。
《人民日报》认为：妖言，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病毒。
评论称：每当自然灾害降临之时，社会上某个角落总会冒出一些流言、妖言，为灾害火上浇油，为祸患雪上加霜。而这些流言、妖言之所以有人信，有人传，有市场，有效果，往往是因为一些人迷信。迷信是愚昧，是陋习，也是悲剧。当前，在中国人民万众一心抗击非典的斗争中，依靠的是科学，反对的是迷信，决不能让流言、妖言蛊惑人心，扰乱社会，酿成祸害。
可悲的是，对这些贪婪之徒显而易见的目的和伎俩，有的人却那么容易轻信，甚至为之传播，付之实施，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在农村有，在城市也有，参与其间的有个别有文化的人。由此看来，反对迷信、普及科学的意义还要大力宣传，不信妖言、不传流言的道理还要反复讲。要看到，妖言的传播往往是以迷信为载体，迷信的人最容易为妖言所蛊惑……
的确，随着非典的蔓延，一些农村的封建迷信活动也呈愈演愈烈之势。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进入4月，湖南省益阳、株洲不少农村地区出现了荒唐现象。一些村民害怕感染非典，不是采取科学的预防措施，而是受巫婆神汉唆使，求神拜佛、烧香磕头，大搞迷信活动。面对大搞迷信活动的神汉和大师，不少农民信以为真，纷纷解囊求助，村民们还一起顶礼膜拜，焚烧纸钱。
据《西部商报》5月9日报道，榆中县清水驿乡红坪村村支书丁某借防治非典之名，组织村民大搞送瘟神封建迷信活动。
……
但是，《南方周末》等媒体同时认为：我们也要慎重地分析研究谣言，不要简单地以科学与迷信的对立来解说。
有关专家称，谣言有其历史渊源。回望历史，社会进步和自然灾难往往并驾齐驱。灾难的不可控和认识的局限性，使民间传统的解释系统———传说、神话、迷信、谣言盛行开来。伴随着灾难的流行，民间传言暗流涌动。
北京大学历史系从事民俗学研究的蒋非非副教授透露，各地传播的神童说话谣言及鸣放鞭炮的行为，其实都是数千年以来当地民众驱鬼逐疫时常用的方式。
众多非典谣言中，出自诞生不久的男婴之口这个版本的接受度最高，其实，这是古代中国人常用的制造舆论的方式。史料显示，早在《左传》、《史记》等史书中已有关于童谣的记载。
据蒋非非分析，谣言假托婴儿，其目的有二：神童发布——利用民众遇到突发性灾难时渴望救世主的传统心理以增加谣言的神秘感与权威性；童言无忌——借此躲避追查。
蒋非非介绍，《说文解字》中释疫为民皆疾也，可能古人发现病死者会将疾疫传染给他人，这是病死者在作祟，所以要用巨大的声响驱鬼辟邪，禳灾纾难。
喝绿豆汤，蒋非非分析有两种可能根据：既然非典由病毒引起，而中医认为绿豆可解毒，故有喝绿豆汤一说，这是农民因为不了解此毒非彼毒而致。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旧时民间认为豆子可驱鬼。
此次非典传言的传播，与中国社会自古就有的民间传言相比有同有异。
据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副教授萧放分析，相同之处在于：其一，结构手法相同，伴随着灾难降临的是逃避灾难的神谕，神意的传达往往通过特殊人物之口宣讲出来。这种为神灵代言、指点迷津的方式，在中国社会有着久远的传统。
其二，重视特殊的时间点。时令节日在传统社会有着特殊意义，它们往往是时间转换的关口，是人们表达愿望、瞩目未来的特殊时刻。鞭炮放得最密集的是5月6日———立夏的到来代表一种期待：由春天所行的疾疫，也该终止于立夏之前。
其三，服食特定的食物进行身体保健。在特定时间服用特定的食品、饮品以保障生命是传统社会的通常做法。这次传言要在5月6日（立夏）晚上12点前吃绿豆粥，就隐含着传统立夏的服食俗信。
同时，旧传言也增加了新元素。
事实上，仅从该谣言在湖南省衡阳县关市农村的传播特征，就已经可以看到现代科技的推波助澜作用的端倪。这次关市谣言的源头是贺涤成家12点接的电话，到第二天清晨6点，此谣言已经遍布了这个113万人的县城。
其中，除了中国农村通过宗族血缘的口口相传起了主要作用外，电话、手机、网络等现代通讯的推波助澜作用也不可小觑。
据蒋非非分析：与历史相比，非典传言呈现出它的现代特性。
其一，传言直接利用了现代通讯手段。其二，传播面广，社会成员之间的联系因为有了现代的通讯媒介而愈益密切。其三，传言变异程度缩小。邻近数省都传递着同样的传言，变化甚少，这与旧时的传言有较大的差异。这同样与现代通讯技术有关。这几个谣言一听就很荒谬，一位市民说，但奇怪的是大家都在照做，连市里的机关干部，都纷纷出来放鞭炮。一个平常连小孩子都哄骗不了的神话故事，为什么能让这么多人相信而且付诸行动呢？
1768年的叫魂，充分地展现出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即社会民众的心理意识———面对不确定危险时，表现出无法控制的惊遁。
有关专家分析认为：谣言的传播范围一般分布在文化水平较低的人群。
首先，这部分人群面对非典疫情本身没有一个正确客观的认识，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过分片面地理解为非典就是挨着就死、得了便不可救药，致使心理产生了恐慌和压力。
由于存在这种不健康的心态，面对谣言侵袭时，自己的判断力自然可能出现摇摆或偏差，由于谣言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权威渠道又不能在其传播途中立即予以纠正，所以许多人便偏听偏信，甚至以讹传讹了。直到出现公开的辟谣信息，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受骗了。
其次，部分群众在特殊时期存在盲从心理。
本来他们是有识别真伪的能力的，但是看到周围人都这么做、都这么说，便信奉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侥幸心理，随波逐流了。
家住荣昌县县城的曾女士称：尽管谣言传得很厉害，但大多数年轻人都不相信，相信的多是老年人。不过，很多人也愿意吃一些绿豆，觉得对身体有益无害。
大家都这样，如果你太格外，反倒很显眼，跟着做吧，反正没有什么坏处。一个武陟县的青年说。
咸宁市温泉城区一位李姓市民也说：并不信这事，但别人都放鞭炮了，也就跟着放，反正花不了几个钱，图个心理上的安慰。
《外滩画报》一篇名为《谣言是一面放大镜》认为，谣言可以把真实情况放大一百倍。
文章称：社会学有句名言：信任是一种简化机制。意思是说，既然信任别人，有些事就不用打破砂锅问到底。反过来说，缺乏信任感，有些事你必穷追原委而不罢休，非要搞到彻底清楚才行。如果搞不清楚重大问题的原委，人需要自己编造各种理由来解释，并且要自圆其说。
然而作为一个公共事件，解释必须是统一的，惟一的，否则公众无法对这种解释形成信任感。这也就是谣言称之为谣言的原因，因为其数量之多，差别之大，而让人无法信服。但无法信服又渴望信服，于是谣言便接连不断地制造出来。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也认为，需要重建社会认同感。
心理恐慌很大程度上是由当代社会的高风险性和不完善保障造成的。一方面，今天人们可以通过无数渠道了解到各种信息，这很容易使他们对很多消息产生不信任，从而造成心理恐慌，渴求了解事情的真相。另一方面，当代社会有很高的流动性，人的流动是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前提。但这种流动性使得人们感觉自己无法控制疾病的传播和蔓延，从而产生恐慌。
另外，社会诚信度的降低造成了人们只对自己负责。但是当自己不能为自己负责的时候，他们只能转而依靠国家的行政力量来控制非典。安全感的缺失容易使人心理防线崩溃，从而产生孤立无援的感觉，造成恐慌。
因此，从非典的防治我们可以看出建筑一种新的社会认同感的重要性。张颐武说，相对而言个人能力就比较脆弱，根本无法规避风险。在这种情况下，群体感觉显得尤为重要。同时，社区的互相帮助、协作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这种依赖有助于我们找回过去20年中失去的归属感和对人生的信任感。
下篇：谣言示警：关注社会因素
为什么非典型肺炎首先在城市爆发，谣言却首先在农村流行？
在现代人看似荒诞到歇斯底里的谣言，为何在中国农村却得以最大可能的传播和实践？
许多专家分析后认为，在中国，谣言有其乡村根基。
长期行走于中国农村进行田野调查的著名学者曹锦清介绍说，谣言在中国是一种村民文化，通常其产生都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密切关联，最近的这个谣言显然是由当前村民普遍的SARS恐慌心态引起的。
国内社会心理学的权威、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周晓虹教授对谣言有专门的研究，目前他正在调研的两个课题就是《SARS危机与社会恐慌》和《关于流言传播中的激变》。
周晓虹认为，一个幼稚的谣言在农村经常能大行其道的原因，一是由于信息更不对称、更匮乏医疗知识，所以在微观上农民比市民更脆弱；二是宏观上中国农村比城市更为脆弱的体系，比如严重缺位的公共卫生保障体系，导致了眼下农民对SRAS的恐慌比市民已是有过之无不及的局面。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教授高丙中长期专注于民俗学和农村研究，他将此次农村的非典迷信行动理解为一种农民应对特异现象的传统解释模式。在普遍接受过教育的现代人看来，迷信是一种无效的解释和解决方式，但在农民的精神世界里，它们被认为是有效的。
高丙中坦言，尽管这些行为值得理解，但它同时反映出现实农村在灾难面前各种资源的稀缺：农村医疗和卫生设施明显落后于城市，医学基本常识匮乏，对治病费用的恐惧等等。种种技术层面的匮乏，使农民对于神秘现象只能以这种神秘方式来解释。
据国家统计局5月7日公布的对部分农村非典影响情况的调查显示，尽管当时大部分农民对于非典的知晓度已达到90％以上，但对于如何防治非典的基本知识了解却不高。
以江苏为例，江苏农调队对1490个农村居民家庭进行了快速调查，在对预防、救治非典知识了解程度调查中，回答很了解的仅296人，不到20％。
5月6日，湖南省卫生厅向社会公布的农村非典情况随机抽查的结果也表明，农村非典防治知识了解度仅为36．2％。
北京大学社会心理学副教授方文则表现出了更多的忧虑：广大的农民群体和在北京等城市中的流动民工等群体一样，在重大的公共灾难面前，所体验的更多是无助和绝望。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何为？方文表示，种种的大众心理和行为如谣言，都是在不确定的社会背景中发生的。
不可否认，农民群体在有限的有关非典的真实信息面前，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容易感染、要被隔离、死亡率高、花钱多———这是他们能获得的显著信息。
在这种境况下，方文认为，农民中的智者，他们作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自然会构想出种种自救的策略，于是有关治疗或抵御的流言会得以产生。对于无助的群体而言，它们至少会有心灵上的安慰。
面对生命安全的威胁，人的恐惧心理会外化为一些具体行为，这些行为基于个人的知识程度、心理承受力、接收与理解信息的程度等而会各不相同。农村地区的人群在茫然不知所措、真实信息缺失或信息虽多却无法破译时，往往会从自己熟悉的旧日民间传统中寻找可利用的资源。你无法想象让一个生活在南方乡野的阿婆在非典来临之时，向对她来说陌生、遥远的城市拨通心理咨询电话。北京大学历史系蒋非非副教授打了这样一个比喻。
蒋非非分析认为，非典疫情之所以引起部分人群、特别是农村民众的恐慌及谣言的迅速流传，剔除传统手段应对灾难的风俗原因，还与在防非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做法有关。
其一，政府首次利用媒体详细向公众公布疫情，特别是患者数、病故人数，这种打破传统的新举措，有可能使长期处于信息严重匮乏、毫无心理准备、不了解现代公共卫生管理运作方式且远离大都市的农民产生误解，加重了恐慌气氛。
其二，充斥媒体的专家解释过于专业，媒体不考虑受众的接受能力，将专业医学名词再加缩略，使大量不具备基本科学知识的农民难以把握事态与指导自身行为，继而出现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
其三，各级匆忙上阵的基层防治队伍多为外行，难免在执行过程中层层加码，使部分农民产生大难临头之感。长期以来忽视对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及科普宣传，民众普遍知识程度偏低。资源的严重失衡，又造成了农村防治非典的困难。
学者们普遍表示，社会各界包括传媒对农民现实的生存状况缺乏基本的理解。
5月8日凌晨1时，大河报记者杜文育一边在办公室赶写流言弥漫城乡消息稿，一边聆听着许昌市区此起彼伏的鞭炮声。我感到了一阵悲凉，他说，农村尚可理解，为什么城市还这样？
的确，谣言为什么在现代城市也有市场呢？
上海社科院社会调查中心主任杨雄认为，首先人类在灾难面前的恐慌是共通的；其次网络和短消息等现代科技手段，打破了市民之前由于具有较大的私人空间、不易口口相传的天然壁垒；第三则是一些人缺乏终极宗教信仰的结果。
此外，杨雄还特别提到了一些共有的外界环境的客观影响，比如政府对信息的处理方式问题。杨雄的意思是：有害的信息的社会传播基础是，一旦发布公开信息日，公信部门失去了公信，人们就会转而寻找其它相对而言比较可靠些的信息，而谣言就在这个缝隙里产生了。
怎样认识和化解谣言，继而帮助人们从谣言中摆脱出来，是现代社会和政府面临的问题。
湖北省公安厅于5月6日深夜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全省公安机关严厉打击在非典期间传播谣言行为及迷信活动。湖北省咸宁市警方以传播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罪，对3名传谣人员实行了行政拘留15天的处罚。
在安徽，肥西公安局紧急查破一起散布非典谣言的违法案件。随后，安徽省公安厅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开展打击行动，派出专人分头排查谣言来源。
在福建，警方也开始追查谣言制造者，并再次强调要追究故意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者的刑事责任。
对政府采取的控制行为，一些学者表示理解。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道銮教授就认为，虽然迷信带来的心理暗示能够起到一定慰藉作用，但非典作为一个危机事件，也是检验人性的机会。一些不良企图的人或许会跳出来表演，如果控制不力，可能会威胁到社会安全。
在传言满天之后，我们也要慎重地分析研究，不要简单地以科学与迷信的对立来解说，对复杂的事物不要作简单化的处理，堵与禁简便易行，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萧放副教授并不赞成用单一的方式解决问题。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周大鸣认为，谣言不等同于封建迷信，谣言的产生不可避免，如果应对不好，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政府、媒体乃至整个社会都应该建立一种应对机制，重视对谣言传播的处理。政府要建立起责任、理性、可信的形象，主动发布与大众攸关的公共信息。要保证这个渠道的公开、畅通和可信，使政府真正成为抵制消解流言的权威机构。
学者们普遍认为，动用行政和司法力量对一些不致威胁社会安全的传言进行干预还需谨慎。高丙中教授认为，最迫切的，还是需要国家和社会提供技术、信息方面的帮助。当这些帮助见成效的时候，这些传统的应对方式自然会退居幕后。
方文副教授则表示，谣言有其基本的传播路径，当农民不断获得一些正面、积极的信息和利益时，他们会自觉地修正那些传言直至抛弃谣言。各级政府当前的第一要务是切断非典传染源，宣传落实卫生措施，对一些不致危害社会的民间行为甚至谣言（如放鞭炮、喝绿豆汤之类）不宜强制取缔，应借助媒体向民众解释说明，待事态平息后，人们自会渐渐明白其无益或被人利用，营造宽松气氛反而有利。
蒋非非亦持同样的观点，她认为，当突发性灾害降临时，底层民众潜意识中的非理性因素受外界及群体影响会加剧膨胀，此时应尽量转移人群的注意力，使人们放松心情，切不可风声鹤唳，激化矛盾。
对那些别有用心、恶意造谣惑众扰乱治安、确有证据企图制造事端者，蒋非非建议应依法公开惩处，最好由当事人亲自当众坦白，以免以讹传讹，反而加速谣言的传播。
在互联网上，一些网友也与学者们持相同观点。
在一篇名为《我来为流言（谣言）辩护》的文章中，作者认为：我们常说人是第一位。既然如此，那么只要不伤害危及他人（当然也包括国家和个人的财物），任何人都有权力采取任何手段来护卫其自身的安全，而且这种行为是应当得到肯定的。放鞭炮之类的手段也正是为了护佑自己的生命，所以他们的行为也就无可厚非。也许他们的具体手段并不可取，但是他们为了存活而做的努力却应当值得我们尊重……付海清因为放鞭炮而拘留实在是太冤枉了。如何界定传播谣言是一个很难办的问题，人们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为了自己的生命，当然只能相信一些小道消息，毕竟小心驶得万年船。因此，我认为只有恶意传播才应该受处罚。我还没听说谁因为把A片借给自己的亲朋好友看看，就成了扫黄打非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