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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给纪文海带上脚镣（资料图片）
他曾是百万富翁的儿子，生活安逸、无忧无虑；
他曾是令人羡慕的天之骄子，好学上进、志向远大；
他还曾在全国五省市制造近40起抢劫盗窃案……
5月16日上午10时30分。
初夏，天气透出些许炎热。西安市看守所里静悄悄的，在耀眼的阳光下散发出森严肃穆的气息。
即便早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但当民警去“号子”里提“11·25”安利特大爆炸持枪抢劫案案犯纪文海时，在提审室等待的记者心中还是不由地紧张了起来，毕竟马上要面对的是一个在全国五省市持枪制造包括安利劫案在内的近40起大案的亡命之徒。
5分钟后，门外响起了一阵沉重的脚镣声，纪文海在管教民警的带领下走了进来。看见记者，他脸上显出了意外，但并没有像一般案犯一样躲开目光低下头，而是镇定地迎着记者的目光，眼中满是猜测。说实在的，纪文海是一个相当帅气精干的小伙子，如果不是一身在押人员的打扮，让人很难将他与持枪劫匪联系在一起。刚刚紧张的心情顿时放松了。
纪文海操一口略带东北口音的普通话，怀着复杂的心情，向记者讲述了他鲜为人知的内心世界和曲折复杂的人生经历。
A 我曾经是一个百万富翁的儿子，也曾经幸福的在大学读书，可是这一切都被人给毁了
我1978年出生在黑龙江省鸡西市恒山区柳毛乡柳毛村，父亲是乡供销社的经理，母亲是学校的教导主任，还有一个大我两岁的哥哥纪文波。1993年，父亲所在的乡供销社破产，于是他承包了一个煤矿，记忆中，只用了很短的时间，资产便发展到了百万元，家里生活条件好了起来，但也正是因为这些钱，从此我们全家的命运被彻底改变了。
当地有一帮子黑社会势力，整天来矿上骚扰捣乱，父母整日担惊受怕。终于有一天，这伙人前来抢矿，父母为了护矿被打成重伤，母亲的腿落下残疾，这件事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母被打，眼睁睁地看着那伙人在矿上作恶，但我却无能为力。我第一次体会到了人性的残忍和罪恶，也第一次深深地感觉到，只有能够打得过他们，才能不受他们的欺凌。那年是1995年，我17岁。
1997年我高中毕业，考上黑龙江省矿物学院。说实话，我当时还是一个很单纯上进的学生，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幻想和期望，我像很多大学生一样学习勤奋，而且还利用课余时间勤工俭学，在外打工挣学费。但是没有想到，这段美好幸福的时光，很快就结束了。
大二那年，我家的煤矿突然爆炸，死了十多个人，父亲吓得躲到了外地。当我得知还是那帮黑社会暗中将地下火区引到我们矿上，才导致煤矿爆炸的真实原因后，我顿时怒火中烧，心中充满仇恨。几天后价值百万的煤矿被乡政府以25万的低价卖了。
卖矿的钱光赔付那些伤亡的矿工都不够，无奈之下，母亲卖掉了我们住的房子和所有的家当，我们母子三人无处可去，只好临时住进了姨妈家我也因此没有再上大学。
B 我和我哥的心里充满了仇恨，我们发誓要把我们家的仇人“灭”了，我们开始四处作案、抢钱买枪
好好的一个家就这样被毁了，母亲似乎认命了，但我和我哥不甘心。从那一刻开始，我们兄弟俩的心里就只剩下了仇恨，我们整天都在想该怎样报仇。当时我们计划要“灭”掉的仇人有乡长、王六子、韩老六等十来个人。可是他们人多势众，个个手里有枪，而且基本上枪不离身，我俩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于是我和哥哥萌生了“弄”枪的念头。
1999年5月7日， 当得知我姨夫的堂弟家有一把冲锋枪时，我和我哥兴奋极了，连夜蒙面闯入他家，但是没有找到冲锋枪，只有一把小手枪，还用不成。这是我们第一次抢劫，因为心中充满了仇恨，所以一点也不害怕。后来，我们又想方设法在另一家偷了一把五连发猎枪，到手后我哥说现在可以“干活”了。
我们开始每天跟踪那些人，还在一天晚上去了乡长家，可是他家狗太多，根本进不去，我们一把火烧了他的小轿车就撤了。但同时我们也发现，乡长有两把长枪和一把短枪，我们的“五连发”还是打不过人家。
而这时，因为抢枪的事情，当地公安已经怀疑到了我们，我们便打算去外地。为了凑路费，临走前我们抢了当地一家赌场。来到河南，我哥说还是得弄点钱买枪，只有有了枪，才能打得过别人。就这样，我们一边四处作案抢钱，一边先后几次去云南河口买枪，枪倒是买了几把，但都不好用，没有中意的。
C 在西安抢完安利公司后，我问我哥为什么开枪打人，我哥说钱太少了，他生气
在西安，我们一共持枪抢劫三次。提起抢安利公司，还是一件十分偶然的事情。那是2002年10月份，我们租住在含元殿旁边的光明小区内，一次我哥去安利公司买东西，当时是下午5点多，他发现银行人员正在二楼柜台内收款，钱比较多，就起了抢劫念头。
随后，我们便开始为这次行动做准备，并拉来迪吧认识的闫军入伙，我哥先是去了趟河南三门峡，花30元钱在公路边的一个石场买了两管炸药和两个电雷管，然后天天去安利公司踩点，掌握他们交款的时间，随后又在城里偷了辆红色桑塔纳轿车。一切准备就绪后，11月25日下午，我哥拿一把五连发猎枪和一条装钱用的编织袋，我拎上炸药，我们三人做了简单分工，由我来引爆炸药，我哥持枪去抢，闫军开车接应。闫军开车，我们三人就出发了。5点以前，我们赶到安利公司门口，进去后躲在柱子后面蒙住脸。我走到二楼柜台前，放好炸弹，然后回身躲在柱子后按响了遥控铃，轰地一声，炸弹响了，我哥端着枪从炸开的柜台缺口冲进了左侧交接款的房间，我也紧跟了进去。一个男的从房内迎面走出，伸手来抓枪管，我哥冲他放了一枪，好像打在了腹部，他立即倒下了。里面有两女一男，那个男的见状跑进了里间，两个女的都坐在椅子上低着头，我把柜台上的钱全部装进袋子，开始往出撤。在二楼大厅正好碰到有人下来，我们又朝墙角开了两枪，他们吓得全都跑上了楼。
上了闫军前来接应的车，我们沿慢行道往南走，开出不远，就发现银行的运钞车跟随在后面，我哥让停车，他下车端着枪直接对着运钞车跑了几步，那车立即后退走了。回到住所将抢来的钱数了数，有十九万余元。我觉得有点不安，就问我哥为什么开枪打人，我哥说钱太少了，他生气。
D 我哥说干大事的人不能碰女人，我没忍住，最后我们果然“翻”到了女人手里
为了报仇，我们研究了各种人物传记，特别是写张君的书， 我哥告诉我，干大事的人不能碰女人，否则最后肯定会“翻”到女人身上。所以这三四年来我们身边一直没有女人。但是最后我还是没有忍住，找了个女人一起前往云南买枪，结果果然“翻”到了女人手里。
我跟红红是春节前后在西双版纳认识的，她是个发廊小姐，但是长得很漂亮，而且对我也很好。我很快与她难分难舍，把我哥的叮嘱抛到了脑后。再次去云南河口买枪时，我把红红带在了身边。
在云南，我们跟卖枪的人没有联系上，怕惊动警方，所以决定马上离开。就在我们出发的当天，红红突然肚子疼得要命，我急忙陪她去医院检查，结果是肾结石。害怕在医院惹事，我们开了一个星期的药，回到宾馆治疗。我哥让我扔下红红快走，我实在狠不下心，又觉得不会这么快出事，就说服我哥再留一星期。可就是在这一个星期的最后一天晚上，警察突然破门而入，我们终于走到了尽头。
说完这些，纪文海似乎很累，闭着眼睛休息了一会儿。记者问他现在怎么想，他回答说还是想报仇，现在就这样进来了，他觉得很遗憾。记者问他为了报仇付出这么多究竟值不值，他长叹一声没有回答。（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