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广东荔湾区档案馆首次公布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集而来的1 000余件历史档案，使十三行再度成为羊城的文化热点。从这些皇帝颁发 的谕旨诏令、粤省封疆大臣的奏折以及清宫图册等皇家档案，我们可以窥见 清朝半官半商的专营对外贸易的机构十三行如何在官与商之间生存，又是如 何在17、18世纪创造了世界为之瞩目的辉煌。
费比税高 “规礼”沉重
“正税并非广州官吏收入的大头，更大的收益都进入了各地方官吏的口 袋”。荔湾区档案馆专门研究这批档案的钟紫云告诉记者，一艘洋船一进入 广州，就要交丈量费、通事费、管事费、库房费、稿房费……在一份《乾隆 24年粤海关征收洋船进出口各项归公规礼清单》中，记者看到，名目繁多 的规礼竟有100多项！而且这些规礼没有定额，多少全凭当权者的心情。 十三行的行商除了每年向清政府上缴数百万的正税，还要向“现管的”行各 色“规礼”，其负担之重可想而知。名目繁多的“规礼”养肥了地方官，乾 隆元年海关正税是4万多两白银，而当年各项“规礼”就达10多万两。
洋人“反腐” 四口归一
在康熙、乾隆的闽、浙、江、粤四大海关，地方官员乱收“规礼”是见 怪不怪的事情。到了乾隆21年，终于有英国商人向这种腐败现象说“不” 。此次公布的《英吉利国公班奏呈粤海关索“规礼”陋规》中，英国商人洪 任辉向朝廷投诉粤海关勒索“规礼”，清政府受理了投诉，这就是清朝历史 上赫赫有名的“乾隆朝外洋通商案”。
此案至乾隆24年才审理结束，结果是各打五十大板———当时的粤海 关监督李永标革职，洪任辉也以违反大清通商律例罪名，被清政府在澳门圈 禁3年后驱逐回国。此案更大的影响是在乾隆22年，乾隆借此案关闭了原 本开设的闽、浙、江三海关，从此，偌大的清帝国仅剩下广州一口延续对外 贸易。
记者看到乾隆23年闽浙总督杨应琚向乾隆呈现的奏折：“现今并务红 毛英吉利国商船驾收浙省等语”，乾隆在奏折上朱批“甚好，知道了”。此 后几年，虽然有多份奏折提到英国等希望再开宁波等地海关通商，但江浙是 皇帝心中的华夏文明礼教之乡，如果外国势力渗入，“于海疆重地，风民土 俗均有关系”，清政府坚决不开。从此，十三行一口通商延续了85年，直 到鸦片战争后，《南京条约》迫使清政府开五口通商，十三行的垄断才告瓦 解。
“天子南库” 财源滚滚
20世纪18世纪中叶，清朝政府实行的“广州一口通商”贸易政策， 使广州成为中国与西方列国的全部贸易的集散地，外国的船只在广州进港， 中国的商船从广州出发往南洋贸易，广州十三行的货栈独家经营着丝绸、瓷 器生意。彼时的广州素有“天子南库”之称。
荔湾区档案馆向记者展示一份乾隆年间广州十三行贸易征收税钞清单， 可见当时十三行贸易税收是清朝政府的一大来源。乾隆元年海关正税为43 564两，广州一口通商后，乾隆56年海关正税猛增为1127562两 ，嘉庆十年更是达到1641971两，当时清政府全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 8000万两白银。
十三行的垄断贸易富了国家也富了行商。自诩“天朝帝国”的清政府从 不直接与洋人交涉，各项事宜都通过十三行来进行，所以十三行是专营对外 贸易的“半官半商”的机构。当时所有的对外贸易都由行商代理，行商自然 富可敌国。在2000年《亚洲华尔街日报》曾选出在过去1000年来全 球最富有的50人，十三行行商伍秉鉴是中国入选的6人之一。
据十三行研究专家、广州名城办副秘书长刘亦文介绍，伍秉鉴的住宅在 河南溪峡街，是可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媲美的园林建筑，中央的大厅可 摆筵席数十桌，能容纳上千个和尚诵经礼佛，其后花园还有水路直通珠江。 伍秉鉴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山、店铺和巨款，还投资美国铁路、 证券交易和保险业务等，1834年他的财产估计共约有2600万两白银 ，被西方人称作“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资财，天下第一富翁”。 像伍氏这 样的大行商还有潘家、卢家、叶家等，其资财仅次于当时的江淮盐商。
不堪负荷 行商叹苦
行商的财富成了清政府剥削的最好途径，当时社会流行着“宰肥鹅”之 说。行商要向政府捐纳、捐输，如遇政府打仗、剿匪、剿海盗、修黄河工事 等等，行商都是首当其冲的出资者。清政府甚至还先斩后奏———从粤海关 番库中先“借”捐银，再令各行商分年缴还。本次公布的几份行商捐银的奏 折以及皇帝的上谕档案，透露出行商们的许多无奈。
夹在清政府与洋人之间，行商的生意特别不好做。清政府规定外国船只 及其商人、水手在入港时都必须寻找一名行商作为保商，这些保商要为所保 的船只或人员任何越轨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外国人携带物品进入广州而未经 合法上税，一经查获以后被视为走私，依惯例保商要在原关税之外多付一倍 的罚金。事实上罚多少视乎粤海关监督大人的胃口有多大。嘉庆朝的粤海关 监督佶山，有时罚10倍，有时罚100倍，激起民愤。记者在这批奏折中 看到一份《粤海关监督佶山于大口幕友等事》的奏折，这是某官员向皇帝告 发佶山任用亲戚。后来，这件事也成了佶山被皇帝革职的主要原因。
捐银再加上各级官员的以“规礼”名义的盘剥，资力再雄厚的行商也不 堪负荷。据荔湾区地方志办公室主任胡文中介绍，绝大多数行商都在开业后 的一二十年间倒闭歇业，更不用说“富不过三代”。行商破产后，他所欠的 外国商人的债务要由其他行商共同承担偿还。昨日公布的《湖南巡抚敦福复 奏接到倪宏文赊欠英商货银没归还一案》奏折，记录了当时的行商倪宏文破 产后，抄家后仍然资不抵债，全家被发配到伊犁充军，其他行商只好代他还 债。
“番妇”不得大行其道
在禁锢思想的清王朝，广州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惟一口岸，也成为中外 文化撞击的窗口，这批奏折就有趣地反映了这种撞击。
康熙四十九年的一份朱批奏折中提到，康熙皇帝指出了一个叫哆罗的外 国人在写汉字的时候犯的忌讳，让他认错速改，并且指示广东巡抚“如再西 洋新来之人且留广州学汉话，若不会汉话，即到京里亦难用他……”据介绍 ，当时的广东巡抚有发现和举荐适合中国的洋人的责任，康熙在奏折中多次 指示：“西洋来人内若有各样学问或行医者必着速送至京中。”那时洋人可 以向皇上呈奏折，但必须亲自用中文撰写。记者看到这些奏折多是用鹅毛笔 写出来的，工整而且拘谨，文法很通顺。
西洋商人不许在广州过冬，洋船每年春天来到广州，不管交易有没有完 成，一律在冬天之前离开广州。乾隆三十二年，有一法国人邓类斯要求在广 州过冬，两广总督李侍尧为此特地上书朝廷，乾隆的批示是“不得巧称压冬 居住，隔岁倘有货赊未清，准其在澳门居住。”
西洋妇女（时称“番妇”）到广州“大行其道”，更是被视为大逆不道 ，是断不可行的。道光十年九月，广州将军庆保等关于严令将英国大班携带 的番妇押往澳门的奏折，充分反映了西方人极想探究中国的心情和中国人对 外来文化的那种诚惶诚恐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