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金娣老太太的代理人邵连华和莫洪飞与花旗银行中国区负责人 就“12亿美元神秘存款”的会面，因为上海浦东警方的介入引起双方误会 ，最后不欢而散，双方接触的时间只有10多分钟。
昨天下午3点多，等待多时的两个代理人接到花旗银行方面电话通知， 约定在花旗银行上海分行会面，同时花旗银行还表示将有警方人员在现场。 邵连华、莫洪飞和律师等人带上凭证和材料打的就往浦东赶。
在花旗银行上海分行，花旗银行中国区总裁助理钟先生和传讯主任郭晔 负责和邵连华等人接触，同时还有两位穿便衣的男士，银行方面介绍是浦东 公安分局的警察，其中一位是徐处长。在会客室里，银行和警方都表示需要 媒体先回避。 这时，邵连华的律师询问钟先生：“为什么双方的会谈 又要警方参加？这些事情只是民事纠纷而非刑事纠纷，你们请警察来是什么 意思？如果警方觉得此事有问题可以在另外的场合分别找双方调查。”警方 的徐处长说：“我们来只是以中间人的身份来看一看，不发表任何看法。”
正在这时，邵连华激动地从包里掏出一个红布包，撕开胶布铺在圆桌上 ，里面裹着的就是纯金纯银和五彩印刷的2·5亿美元的“存款凭证”。邵 连华一边展示让记者拍照，一边还激动地对钟先生说：“你们就是不愿意看 这些东西！”钟先生立即反驳说：“这些根本就不是我们的。”邵连华还掏 出一本有关花旗银行历史的厚书重重拍在桌上，说：“怎么不是你们的，我 就带了这本书，这本书是你们外国人自己写的，里面都有你们花旗银行怎么 更名。”双方僵持了一会，邵连华说：“你们要是不愿意谈，我们只好走司 法途径了。”钟先生说：“那你们就通过司法程序吧。”说完拂袖而去。1 0多分钟的见面不欢而散。
随后，花旗银行向记者分发了文字材料，是该行给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 行外资银行管理处关于这次事件的调查报告。
钟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中指出：“据我们与花旗银行新加坡分行查证得 知，花旗银行新加坡分行从80年代开始提供个人消费金融业务，接受个人 存款等相关业务。在此之前，都只是开展企业金融业务，并无收受个人存款 的记录。凭证中并没有任何文字说明存款银行和地点，提供人一口咬定是花 旗银行发行并无实据。惟有一星号标志可引述与花旗银行有关，但此标志是 花旗银行在1976年更名为Citibank之后才开始使用的，在19 41年的凭证中不应该出现。另外新加坡是于1965年独立的。在此之前 ，并无一国称为新加坡，当时只是马来西亚附属的小岛。”
钟先生还指出：“‘花旗银行’此中文名只在中国大陆和台湾沿用，在 香港和新加坡一直以来都用‘万国宝通银行’。在凭证中印有‘CITY BANK’ 和‘NATIONNAL CITYBANK OF NEW YORK，USA’都不是花旗银行在当时的名称。花旗银行也从不出具 所述印有总裁和存款人头像的存款证明。”
钟先生最后表明花旗银行在此事上的立场是：“我行可以断定这些凭证 并非花旗银行所发行亦或可能是伪造的存款凭证，此次求偿事件与历年来许 多假冒事件相似。当事人一再坚称该凭证系花旗银行所发行，将负伪造之责 。”
气冲冲走出花旗银行后，邵连华对记者说：“我很气愤！”针对花旗银 行的文字材料，邵连华说：“我们到新加坡两次，新加坡的花旗银行并没有 这样的说法。至于花旗的历史沿革变迁，我都可以从书中找出我的证据。这 么大的银行不应该这样接待我，这不应是花旗的风格，又叫警察什么的，我 虽然不满意，但我想到结果会是这样的。”莫洪飞则表示：“我们还是有信 心有能力拿回这笔钱。”
两人的律师则表示对这次会见的性质表示困惑。他说：“这事是民事纠 纷，不知道公安人员参与到民事纠纷的意义。我们可以用包括起诉等法律形 式来解决，但我们更希望同花旗银行和平谈判的方式，但今天公安人员的参 与表示这种方式比较渺茫。我们希望花旗银行认真严肃地解决这一纠纷。”
此次会面不欢而散后，邵连华、莫洪飞携带资料赶往上海机场各自返回 北京和广州。他们表示希望法院能受理这一案件。
“12亿美元神秘存款”报道中所涉及的两个关键人物周西成和金娣， 据说一个已去世，一个仍健在。周西成何来3亿美元存进花旗银行？住在湖 北大冶金娣老太如今情况如何？本报记者已经约请贵阳和湖北媒体的同行协 助调查。(卢嵘 高嵩 王佳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