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海湾战争前夕的日本人质危机
作者：蒋旭栋 来源：公号“中东研究通讯”
凡是提到海湾战争，第一反应自然是美军的空中部队投下一枚枚炸弹，打得萨达姆军队落花流水的场景。但是，细想起来，我们最为熟悉的往往是美国的行动，包括战争开始前的筹备，以及“沙漠风暴”行动。
事实上，海湾战争前夕，萨达姆与西方国家就已经在外交事务上不断“见招拆招”。不过，有时候不得不感慨萨达姆应对西方列强的方式有时候“匪气”多了一点，招式对付部落首领还行，要对付另一个国家机器，则明显不够用。
同时，在美国之外，西方的联军以有一个极其重要，但未出兵的盟友——日本，亦在海湾战争前夕被伊拉克带入“危局”之中。
限于篇幅，仅以日本人质危机为例，借以管中窥豹。
一、日本人质危机的起源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装甲部队10万余人开进邻国科威特，10个小时内占领科威特全境，引发海湾危机。
8月15日，261名在科威特工作的日本公民来到日本驻科威特大使馆寻求庇护。然而，等待他们的将是3个月的悲惨生活。
1990年8月23日，前往科威特大使馆避难的261人中的245人被转移至巴格达的日本驻伊拉克使馆。一方面是伊拉克的军事压力迫使日本人不得不这么做，另一方面，也有日本外交部出于安全的考量，认为巴格达的使馆仍能享有正常的外交权力，可能相比亡国的科威特使馆更安全，更有利于安置从科威特撤出的日本平民。
日本驻伊拉克大使片倉邦雄主导了这次从科威特的撤侨工作，做好了安置准备。然而，现实总是比想象来得残酷得多。萨达姆能够不顾国际法入侵科威特，又怎可预料其定会遵守国际惯例，善待日本侨民呢。若是他会如此，那么日本也就不用转移这批侨民了。
果不其然，在245名日本公民被转移至巴格达之后，随即遭到软禁，被集中安排在巴格达市内的Al Mansour Hotel内集中看管。同时，原先就居住在伊拉克境内的214名日本公民亦遭伊拉克政府军监视，被禁止离开。
这样一来，就有将近500人的日本侨民被软禁，留在伊拉克作为人质。当时日本媒体惊呼“此乃战后最大的安全事件”。
横须贺的反海湾战争游行，图片来源：greenpeace.org
当时，日本并不是唯一一个侨民被软禁的国家。事实上，在伊拉克入侵开始的几个小时内，伊拉克士兵就开始搜捕在科威特遇到的西方士兵及其它非战斗人员，并关闭边境，阻止外国人离开。至10月下旬，伊拉克逮捕了104名美国人，700名英国人，以及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公民，总数近1500人。
萨达姆将这些西方民众安置在伊拉克与科威特的30~70个战略据点中，其中包括水坝，炼油厂，钢铁厂，其他重工业生产设施，农业场所和其它的一些武装据点之中。他们每隔三、四天就轮流将他们转移至不同的据点之中。伊拉克官方宣称，被拘禁的西方民众是萨达姆的“特邀嘉宾”。实质上，萨达姆将他们作为“人盾”，以保护他赖以依靠的工业、军事设施，避免遭至联军的空袭。同时，萨达姆亦希望以此作为筹码，阻止西方国家对伊拉克军事行动的干涉，同时赢得整军备战的时间，迫使西方国家让步。
也许是伊朗人质危机在萨达姆脑中的印象过于深刻，才会想到此等花招。对中国人来说，类似的事件，还要数到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慈溪派荣禄包围外国驻华使馆区“东交民巷”。最后的结局亦是国人所熟知的“八国联军”进北京。萨达姆的此番行径的后果，自然与之类似。
二、日本对人质危机的应对
日本外交部在接到报告后，震惊万分。然而，在考虑现实的外交问题之时，人质的生命与国家利益的选择，就成为了如何确立解救人质方案的焦点。
时任日本驻美大使栗山尚一在事后回忆录中写道“当时外务省，包括我个人都认为，在当时的事件中（人质危机）最重要的就是“政治家的决断”。虽然当时的总理大臣、外务省都发表声明“要全力救助沦为人质的日本民众”。虽然说要用尽各种渠道来解决这个事，但是也要看清对手是想以此为筹码的话，就要另当别论了。比如，要是对方说“只要日本不参加经济制裁，就释放日本人质”的话，对日本来说这是在政治上完全不能接受的条件。这个时候日本要表明态度“虽说日本人被抓了，但是想以此做交易的话，日本不会接受。”必须在此前提之下与伊拉克政府交涉，要求对方解放人质。并且要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渠道，不仅是政府，包括国际红十字会，以及其它的非公开的渠道也要运用起来，但基本立场就是不能以释放日本人质为由与日本政府做交易。””
1990年9月，时任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右）与时任美国总统乔治·H·W·布什（左），图片来源：nippon.com
栗山的看法，简言之，与通常所说的“不与恐怖分子交易”的套路是一样的。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美国大使的他想法，事实上秉承了日本外务省内“美国派”的一贯做法，即国内学界常言的“右倾保守主义”。栗山的潜台词就是“日本将坚定地追随在美国的身边，不与伊拉克政府做任何妥协。”
同时，日本政府内部也觉得“反正日本不是唯一一个国民被拘禁的国家，自然不可单独向伊拉克政府妥协。”
在当地的日本驻伊大使片倉邦雄试图与被拘的日本公民取得联系，却遭伊拉克政府拒绝。后来得知，伊拉克政府已经将日本人质分散至各个战略要点之时，亦无可奈何。
至8月24日，西方各国公使开始撤出伊拉克，关闭大使馆，日本亦在撤退队伍之列。日本大使馆只留下了书记官城田安紀夫与内藤浩二2人，以供联系。
至此，日本将解决人质危机的机宜完全压在了国际社会之上，日本外务省自身亦决心“随波逐流”。
三、人质危机的解决
人质危机的消息一出，大多数国家对萨达姆利用外国人作为“人盾”的行径表示愤慨。强烈谴责萨达姆扣押人质的行为公然违反了“日内瓦公约”。在1990年8月18日至9月25日期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四项决议，谴责伊拉克不遵守国际公约，非法监禁外国公民。决议宣布，伊拉克对外国公民的安全负有责任，并要求立即释放被拘人质。同时，更大的压力源自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向萨达姆传递出的强硬信号，明确表示他们不会因“人质”而放弃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更不会有半点退缩。
在海湾战争人质危机中被绑架的英国男孩斯图尔特·洛克伍德与萨达姆·侯赛因，图片来源：theguardian.com
萨达姆在国际社会与联军的强大压力之下，考虑到继续拘禁西方人质并不能解决其战前的既定目标，反而会遭至联军更为剧烈的报复。萨达姆发动战争的目标是为了索取科威特的领土，而非与西方列强为敌；将西方公民作为人质，不过是将其作为谈判桌上的筹码。但是，萨达姆的行径却遭至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弹，他虽然一直试图诱使日本等其它未加入联军的西方国家放弃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但同样遭至失败。
此时，人质已从“筹码”变为负担。萨达姆自1990年10月起，开始陆续释放西方人质。与伊拉克长期交好的法国人质最早被释放。截至11月中旬，只有美、英、日三国的人质仍被扣押在伊拉克境内。从这点也可以看出，萨达姆心目中西方联军的真正组成部分。
萨达姆有做最后一搏的努力，却没有战胜之的实力。1990年12月6日，在“沙漠风暴”行动开始前的一个多月，萨达姆宣布所有外国人可以无条件离开。最后还不忘表示，这是伊拉克希望寻求与西方和解的“人道主义”举措。
四、一个插曲
在伊拉克宣布释放所有外国人质之前，有一个小插曲，能窥日本国家能力之实。
在被扣押的日本公民能踏上归乡之路之前，日本人并不是完全放弃努力，只不过这个努力确是一个日本议员以个人名义去做的。
这个日本议员名为安东尼奥·猪木（Antonio Inoki），原名猪木宽至，生于1943年，是一名武术家，于1989年当选参议院议员。
安东尼奥·猪木，图片来源：wikipedia.org
在1990年8月，日本人质危机发生之后，在日本外务省已明确追随美国的方针，在解决人质问题上采取保守态度时，猪木愿以一己之力，尝试解救被困于伊拉克的日本人质。至此，可以说日本“软实力”外交的一部分，在不能公开做，只能委派议员以私人名义，在“民间外交”的路子下解决，确实也是日本外交的惯用伎俩。不过，之后的事，就令人哭笑不得。
当猪木欲前往伊拉克之时，却没有一家日本航空公司愿意搭其前往伊拉克。亏得身为日本议员的猪木自己筹钱，向土耳其驻日本大使求情，租借土耳其航空的航班前往伊拉克。
猪木到达伊拉克后，以体育工作洽谈的名义，会见了萨达姆的长子乌代·侯赛因。猪木要求释放全体日本人质的计划被否决，不过，伊拉克一方亦表示妥协。12月1日，伊拉克同意愿意释放46名日本人质与猪木一起乘坐土耳其的航班返回日本。
这也成为了日本在海湾战争前期应对人质事件最精彩的一笔，也是唯一的成就。
行文至此，笔者不禁想起去年2名日本记者被ISIS杀害之时，日本国内满是“自我责任”的舆论，也只能是一声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