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鲍勃·迪伦：他也是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作者：陈季冰 来源：公号“冰川思想库”
鲍勃·迪伦的时代一去不返了，无上荣耀的诺贝尔文学奖更像是一次充满理想情调的怀旧。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仿佛不引发一点争议便不肯罢休，今年，承担这一使命的角色从往年的和平奖转到了文学奖。
回归文学的歌唱本源
其实，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并非从事文学专业、甚至从没有创作过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的人士，是有不少先例的。他们中包括德国历史学家特奥多尔·蒙森（1902年）、德国哲学家鲁道尔夫·欧肯（1908年）、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1927年）等，最著名的无疑当属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1950年）以及英国政治家温斯顿·丘吉尔（1953年）。甚至去年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的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严格意义上说也更像是一位记者，而非作家。
不过，将这一奖项授予一位歌手，在它115年的历史上却还是头一次。因此，当得知美国摇滚民谣歌手鲍勃·迪伦获得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后，人们不禁惊呼：这下，文学评论家该下岗了，需要音乐评论家上场。我的一位做出版的同事则开玩笑说：听到这个消息，卖书的哭了，卖唱片的笑了……
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但这种开放性或许更加符合设立这个奖项的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本人的意愿，他在遗嘱中对文学奖的描述是这样的：在文学方面曾创作出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杰出作品的人。因此，这个奖项更加看中的是获奖者的“理想主义倾向”，而并非一定要局限在小说家、剧作家和诗人这些狭义理解中的“文学家”中间。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甚至认为，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有一些回归文学本源的意味。纵观中西历史，文学最初无不起源于歌唱——西方文学的源头荷马便是一位游吟诗人，他的《荷马史诗》是用来吟唱而非朗读的；在中国，从诗经、楚辞、乐府一直到唐诗、宋词、元曲……文学历来都是歌唱性的。可以说，文学主流与歌唱分离仅有500年而已。
1996年鲍勃·迪伦正式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垮掉的一代”中最杰出的作家艾伦·金斯伯格在推荐信中恰如其分地写道：他的作品帮我们恢复了音乐与诗歌之间至关重要的联系。昨天，瑞典文学院宣布，之所以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鲍勃·迪伦，理由在于：他用美国传统歌曲创造了新的诗意表达。
20世纪美国文化的符号
实话说，作为一个摇滚乐的死忠粉，我算不上鲍勃·迪伦的拥趸。尽管他那几首最著名的歌，像《Knockin‘ on Heaven’s Door》《Blowing‘ in the Wind》，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在30年前能够一字不差地唱下来。
但我从未怀疑过鲍勃·迪伦的成就，事实上，这位伟大的摇滚民谣歌手就是20世纪美国文化的符号。
由于鲍勃·迪伦的歌词包含了政治抗议、社会评论和哲学思索等许多方面的内涵，他的音乐活动已经远远超越音乐本身，而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他本人也被公认为上世纪60年代西方“青年造反”文化的代言人。
鲍勃·迪伦那一代的反叛青年不仅通过自己的艺术活动，还直接参与到社会生活和政治行动中，并在美国结束种族隔离和越战等重大历史性事件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前面提到的《Blowing‘ in the Wind》这首歌也因此成为20世纪中下叶美国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的“圣歌”。
不仅如此，鲍勃·迪伦也直接影响了一大批同时代和后来的摇滚音乐家，没有他，或许就没有我一生的偶像——甲壳虫乐队和滚石乐队。因此有人评论说，鲍勃·迪伦赋予了摇滚乐以灵魂。而在我看来，他那些简单而优美的旋律、质朴而隽永的歌词还强烈地影响了上世纪70年代兴起的台湾校园民谣，并通过它在当代中国流行音乐的历史上镌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甚至直到今天，当埃尔维斯·普雷斯列（“猫王”）和约翰·列侬（甲壳虫乐队主唱）几乎已被遗忘，保罗·麦卡特尼（甲壳虫乐队主唱）和米克·贾格尔（滚石乐队主唱）也就快销声匿迹时，鲍勃·迪伦依然是活跃在世界流行文化舞台上最受欢迎的艺人之一。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鲍勃·迪伦所代表的60年代文化激进主义，是一种包含了先锋、实验、乃至商业娱乐的青年理想，它们混合在一起，向当时伪善而死气沉沉的主流文化发起强大的挑战，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西方文化、乃至西方政治的价值版图。
但今天它们已经烟消云散。
鲍勃·迪伦的时代一去不返了，无上荣耀的诺贝尔文学奖更像是一次充满理想情调的怀旧。
这使我想起了20世纪前半期德国最重要的思想家和文艺评论家瓦尔特·本雅明的一本书的书名：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它是本雅明论述法国著名诗人波德莱尔的专著。
这句话用来形容鲍勃·迪伦可能更加合适，他自己也曾说过：“我觉得自己首先是一个诗人，然后才是个音乐家。我像一个诗人那样活着，也将像一个诗人那样死去。”
鲍勃·迪伦年轻时候的照片。
以鲍勃·迪伦所具备的天赋，如果早出生50年，他一定会成为一个波德莱尔、韩波那样的先锋派诗人。当时代变迁使得诗歌不再成为可能时，摇滚和民谣就成了他的诗歌。
50年后的今日世界的确有几分当时的影子——到处充满了混乱、撕裂、不满和反抗，这可能也是诺贝尔评选当局终于决定将这个奖项授予早在20年前就已获提名的鲍勃·迪伦的重要原因。然而，在迪伦的时代，人们抗议的是不平等、歧视、战争和杀戮，试图拥抱一个人类大同的乌托邦；而今天，世界各地忿忿不平的民粹主义者们纷纷要求筑起高墙，增设关卡，将墙内的“我们”和墙外的“他们”隔离得更彻底。
回望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的确感受到了太强的讽刺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