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持人:您在媒体上一直非常活跃,在微博上有很多粉丝。您在微博简介上说您是“一个复杂中国的报道者”。首先能不能请您谈一谈,您对“复杂中国”的看法是什么?内涵是什么?
胡锡进:我觉得中国这个国家确实是一个很复杂的国家,它比一般的国家要复杂,当然每个国家都是复杂的,一个家庭都挺复杂,更何况一个大国家。
我们处在一个全球化的一个互联网的时代,我们面对着种种的问题,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要求也很活跃,要求很多,我觉得中国其实压力非常非常大。人口巨大,而且规模巨大。所以我觉得跟周围的这几大块一比,印度次大陆咱们一比,我们比他们强多了。跟东南亚一比,我们现在也比他们强多了。跟苏联、东欧集团一比,他们停滞,而我们迅速地发展。中国跟他们比起来,我们真的是赢家。
主持人:最近有一个说法:现在世界正处于500年未有之大变局,并且说最大的一个变量就是中国。我们到底要怎么来认识“世界500年未有之大变局”,怎么样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去正确地解读中国?
胡锡进:确实我们处在世界大变局中,中国崛起是这个大变局中最大的变量。中国为什么能够崛起?我觉得这个动力有两点,一个是党的领导,它使我们形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体制,这个体制能够办大事,能够把人们组织起来,使得我们的发展很蓬勃,同时也很有序。
另外还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中国真正的底层动力在哪儿呢?它是中国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中国老百姓跟世界各国的老百姓不太一样,我们中国老百姓,虽然我们经常说知足常乐,但实际上中国老百姓是最不知足的。中国老百姓总是希望改变命运,总是希望下一代比我们这一辈活得更好,孩子要过得更好,中国人都有这个愿望。所以人他总是要求生活改变。2000年前后我们中国人都要求彩电、冰箱,当时的“几大件”。结果那“几大件”都满足了,我们中国的GDP当时就达到了跟意大利相同的水平,在那之后,我们中国人又想有汽车,有个更好的房子,结果中国一下变成了第二大经济体。但现在中国人还不满足,中国人现在要求更好的医疗、更好的教育、更好的社会保障,把这些都保障好了,中国就可能世界第一了。这是老百姓他们对生活的永不满足的需求。不像到很多国家你会发现,很多人都是这样,他的爷爷给别人当厨师,他父亲还给人家当厨师,到了这个孙子,他还给人家当厨师,而且他觉得无所谓。但是中国人不行,我爷爷给你当厨师,我爸得跟你爸一块儿上学,我得当你的主人。中国人是不是这样?都要改变命运。
老百姓想的是我的生活更好,所以他不断推动着国家往前走,这是中国真正的动力,世界未有之大变局,变就是中国老百姓想过好日子。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我们的体制能够使得我们释放这种动能,释放国家的这种能量的过程,是个平稳的、稳健的,而不像有些国家一发展,分配不好,一下子乱了,打起来了,前功尽弃,这种国家太多了。
主持人:随着中国的改革和复兴,我们慢慢在世界经济的进程里,在不断地有话语权。您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会对我们自己或者是对其他国家会带来哪些触动?
胡锡进:中国崛起确实给世界带来了触动。从一些国家的角度,这种触动是不舒服的。你看中国现在很多单项领域开始跟美国持平甚至超过,比如中国的汽车销量比美国还大,中国的手机销量比美国还大,中国的市场现在逐渐逐渐跟美国持平了,心里不舒服,一看,哟,怎么中国这样?很多国家在要求别的国家跟它跑的时候就有些困难了。比如说这次打压华为,要求欧洲这些国家都跟着它一块儿打压华为,那些国家就不太听它的了。心想我凭什么跟你一块儿打压,我跟你打压,我的5G建设会落后,一个是时间要慢,而且我建出的5G又贵、质量又差,华为是无可争议的5G的引领者。我凭什么呀?它就感觉到困难了。
这就是最根本的触动,一种权力格局的变化,对于这个问题怎么看?它的不舒服是现实的。那么我认为有一部分是他们必须承受的,就是他们得自己克服和消化,不能指着中国。我十几亿人,我们也得发展,十几亿人,每人喝一杯牛奶,这得多大的量?如果每家有一辆汽车,你说这得建多少公路?多大的消费量?世界的消费格局肯定要发生变化的,这没有办法,中国就这么大。我跟日本人说你千万不要跟中国比体量,你比不了。我们中国修一条京沪高铁,相当于日本新干线的总长度,是不是?那你说我们国家要修多少条高铁?所以怎么跟中国比?但是他们需要从中国的发展中获益,就是中国和他们需要一起构建一个体系,这个体系中国往前发展了,但是其它国家跟着受益。不能是中国单赢,中国什么都好了,全世界的生产都集中在中国,其它国家全变成了我们工业品的倾销地,那人家别的国家生活就要变差了,这个不行。我们要实现真正的双赢、真正的多赢。

主持人:我们现在的环境下《环球时报》,包括您自己都在尝试说从音频到视频的各种尝试,其实就是伴随着一个媒体形态的变化,大家说自媒体时代来了。您觉得面对自媒体这种形态,您是什么观点?
胡锡进:自媒体时代是互联网发展的一个不可避免的方向。我不敢说未来是否由自媒体统治,我想可能不至于。但是过去的由编辑部这样的媒体,编辑部形态来主导舆论场的这样的时代,可能确实或者说它已经过去了,或者是正在过去。因为有很多原因,首先全球化,而且互联网使得编辑部太多了,多极了。过去都是各个地方有一个报纸、有一个电视台,彼此不相关联,因为世界过去是分割的。
主持人:对。
胡锡进:所以可以存在很多很多编辑部,每个编辑部管一个地区,给这个地区进行信息的梳理。但是现在不一样,全球化了,有互联网了,纽约有点什么事,一个编辑部一上来,所有的大家都看到了。我这儿再有一个编辑部,使不上劲了,多余了,浪费了。所以,整个编辑部的工作形态受到了挑战。我觉得很多编辑部会结束他们的使命,各个地方会留下相对比较少的编辑部。而在这个时候自媒体就出来了,它的优势就是它的人少,两三个人,而且它就关心大家最关心的那些新闻和那些事情就行了,因为现在都是推荐阅读的时代,他参与推荐阅读的这个链条中,他只要吸引一定的受众,然后他就可以在整个全球化的大盘子中进行流转。所以,自媒体它的生命力就出来了,它便宜、它灵活。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编辑部的责任是由体制决定的,体制可以决定一个编辑部承担责任的程度。但自媒体在这方面的管理就更加难了,所以,自媒体他们能不能健康地发展,很大的原因就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够主动地承担你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是否能够给社会提供有价值的而且物美价廉的资讯,在这个同时它能够保持对这个社会的建设性,而不是破坏性。比如有的自媒体很火,它抓住了一批人,但是它提供了一些破坏性的信息。
主持人:很多还是虚假信息。
胡锡进:虚假信息、破坏性信息,以及对社会误导的情绪传播。这些媒体能火一时,但是他们一定会付出代价的,因为这个社会要求,不光是中国,全世界一样,美国有美国的价值体系,中国有中国的价值体系,你跟这种价值体系对立,你从中就像钻个小煤窑似的,本来人家大矿都是规规矩矩地来做,你钻个小煤窑,捞一桶金跑了,这种长久不了。这就归根到底无论做什么,在这个社会你的影响力越大、你得到的利益越多,你一定要对这个社会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

主持人:看您之前的经历,您早期在驻外还做过一线的记者,在那段时间的工作经历会对您之后整个的人生有影响吗?
胡锡进:影响太大了。当时那段经历首先是一个如火如荼的青春岁月,当时我30出头。
另外,我当时看到了很多,这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尤其是(前)南斯拉夫。我们小的时候都看过(前)南斯拉夫的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那些片子展示了(前)南斯拉夫那个国家的开放以及那个国家当时在我们眼里的先进程度。但是我去的时候看到的是一个破碎的南斯拉夫,真是民不聊生。那个战争、那个制裁把原来很富裕生活的那些中产阶级们打成了几乎赤贫,然后战场中很多人死了,很多人日子过不下去,我是看到了这种生活。
所以,这给我留下来极其极其深刻的印象,就是国家不能够动荡,这是对我后来搞新闻评论这种价值观,给我打了一个地基。我知道老百姓的福祉在哪里,我知道这个国家是多么容易一脚踏空就走向动荡。毁掉的是谁?毁掉的是所有老百姓的生活。所以,我一直非常坚持中国要改革、发展、稳定,这几样一定要平衡。既要改革,必须发展,同时稳定又是要压倒一切。如果没有这一切,我们可能都要失去。
主持人:所以其实您的微博上很多内容,都是让大家觉得还是很有家国情怀。但是有很多人对您有不同的看法,有很多争议。您是怎么样在这种争议中自处的?
胡锡进:首先我觉得我被争议是很正常的,因为我谈论的是政治话题,是时政。搞时政的人受到争议是太正常不过了。这是第一。
第二,我为我受到争议,我的微博下有各种各样的评论,很多人批评我,我为我们的新浪微博、为我们的整个舆论场有这样的空间,我感到高兴。我觉得舆论多元化是社会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社会不可能大家的想法都是一样的,自然会有多元化的看法。所以,有人支持我、有人反对我,我觉得这多好啊。如果大家都是赞扬我,那不正常。
主持人:谢谢您,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您怎么看待您理想中的美好生活?
胡锡进:幸福美好生活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觉得一点,中国总的来说做得还是很不错的,大家在新浪微博上经常能看到,别说新浪微博,在舆论场上我们经常看到大家各种各样的抱怨,但是你到生活中去看一看,没那么严重,大家总的来说还是高兴的。
中国人现在有了比过去多得多的过好日子的可能性。过去谁去旅游?啥叫旅游?我直到大学毕业之前,就没有那个钱能够很潇洒地去旅游。中国人怎么可能住宾馆呢?对不?九几年的时候,我的一个同学回国了,他说住五星级宾馆,我说那住五星级宾馆,一想多么遥远的事情啊。九几年了都。现在的中国人出国旅游各个方面,中国人在外国人面前我们很自尊了。过去像我们出国的时候,使劲省这些钱买个彩电,都是那样,多寒酸呐!中国人现在出国什么样?大家能够珍惜我们的好日子,能够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不断地往前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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