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韶之父的瑞典人安特生# 拉开了中国考古学的序幕，也提出了刺痛中国学者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中国百年考古中的三张面孔# 10月17日，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的召开，再一次将我们的目光拉向一个外国人，即被称为“仰韶之父”的瑞典人安特生。他在仰韶村遗址的第一次发掘，拉开了中国考古学的序幕，也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他自己，也成为“仰韶之父”。 一百年前的1921年10月，安特生带着中国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袁复礼、陈德广等5位中国学者，以及布莱克、师坦斯基等两位外籍博士，来到河南省渑池县，受到了县知事胡毓藩的亲自迎接。 胡毓藩或许并不清楚，这个来自异国他乡的“洋人”，曾是国际知名的地质学家：毕业于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地质学专业，考察过北极圈、斯彼特山地、查尔斯王岛、北大西洋熊岛和南极洲，以编著《南极》和《世界铁矿资源》调查报告享誉世界；但就是这样的一位地质学者，因为瑞典地理学家、探险家赫文•斯定发现了被人类遗忘千余年的楼兰古城，而把考察的热情和探险的目光投向中国。1914年5月，他接受北洋政府的邀请，就任中国农商部矿政司顾问。 他在中国的找矿工作颇有成绩，还受到过袁世凯的亲自接见，但因为时局后来陷入混乱，他也就闲暇下来。1917年春天，闲暇下来的安特生乘坐火车前往洛阳时，邂逅了在新安县传教的玛丽亚。玛丽亚给他提供了古生物化石方面的信息，他便萌生了为瑞典博物馆采集古生物化石的想法，并获得了瑞典王储古斯塔夫•阿道夫的支持，便开始了大张旗鼓的化石收集工作。 1918年2月，他从在北京任教的美国化学家麦格雷戈•吉布出示的碎骨片中，发现了“北京猿人”遗址，随后前去考察和安排人进行了试掘。虽然与“北京人头盖骨”失之交臂，但却为发现“北京人”起到先导作用。 这一年，他还没有忘记与玛丽亚的邂逅。11月底，他去新安县拜访玛丽亚，并在玛丽亚的带领下，冒着被土匪抓走的危险，在渑池县北部发现了古生物化石；1920年秋天，他又派采集员刘长生到那里考察；1921年4月份，他还亲自去了一趟。 10月份这一次，是他第二次来到渑池，要进行正式的挖掘。10月25日，县知事胡毓藩指派县政府第三科录事王茂斋陪着他们，又叫了4名警察，护送他们乘汽车前往仰韶村，并把他们安排进村中大户王兆祺家的闲宅中。 然后，他们便开始了挖掘前的准备：王茂斋负责联络应酬事宜，王兆英、张兴民负责采买，王兆祺则负责组织人员的挖掘。而安特生自己，则把带来的小帐篷搭建在发掘工地上，又架起行军床，供考古人员休息时使用。 一切准备就绪后，10月27日，安特生指挥大家开始了发掘。这一发掘，被他曾经的中国助手、中国考古界后来的重要学者李济，称为是“一划时代的科学成果”，“标志着田野考古在欧亚大陆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的中国的开始”。 就连名满天下的胡适博士，也在其1922年4月1日的日记中，称赞“他（安特生）的方法很精密，他的断案也很慎重……他自己的方法，重在每一物的环境；他首先把发掘区画出层次，每一层的出品皆分层记载；以后如发生问题，物物皆可复按”。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