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郑爽被曝美国代孕生子？起底背后黑产链：地下机构超400家，暴利高达60% 来源：上观新闻
1月18日，郑爽前男友张恒发布微博，澄清近期遭遇的诈骗、借高利贷等黑热搜，同时表示目前自己滞留美国，是因为需要“照顾并保护两个年幼无辜的小生命”，并晒出一张他抱着两个小孩的照片。
两个小孩的身份迅速引起网友热议。而值得注意的是，早在2020年9月，就有网友爆料称郑爽和张恒在美国代孕了一对双胞胎，郑爽曾中途后悔想打掉，但是美国法律不允许。
据网易娱乐，张恒朋友提供了两个小孩在美国的出生证明。一份《内华达州人口记录出生证明》显示，女童出生时间为2020年1月4日；母亲现用法定姓名“Shuang ZHENG”，年龄28；父亲现用法定姓名“Heng ZHANG”，年龄29，生日为1990年2月16日。
另一份《科罗拉多州人口记录出生证明》显示，男童出生时间为2019年12月19日；母亲在第一次结婚前的姓名为“SHUANG ZHENG”；父亲姓名为“HENG ZHANG”，出生地中国，年龄29。
有网友认为，两个孩子的出生日期和地点均不一样，郑爽和张恒疑似找了两个代孕妈妈。
事实上，近一个月来，代孕相关话题已多次登上热搜。先是陈凯歌导演的《宝贝儿》，撕开了代孕背后的伦理禁忌和法律问题，将“有偿代孕”的灰色产业链带到公众视野里。因将代孕拍得过分“温馨”，短片引起了极大争议，人民法院报甚至点名提醒：我国明确禁止代孕行为。
而近几日，一则“首个遭代孕客户退单女童无法上户”的新闻也登上了热搜。据了解，成都47岁代妈吴川川为财代孕，不料身染梅毒，遭客户退单。她怜惜胎儿拒绝流产，跑回老家产女，因生活拮据卖掉出生证，如今谋求为3岁女儿上户。
2019年7月16日，《法制日报》曾刊发了一篇题为《代孕黑色产业链调查》的大型综合性报道，为公众揭开了虽然藏身“地下”、规模却不容小觑的国内代孕市场的神秘面纱。日益膨胀的非法代孕产业，让人震惊的同时，也不免让人反思：这是否意味着社会对这项“服务”确实有所需求？
事实上，是全面禁止，还是有条件地开放代孕技术应用，是当前我国乃至全世界都正面临的艰难抉择。
01
代孕违法吗？
代孕，是指女性接受他人委托，用人工生育方式为委托方生育孩子的行为，俗称“借腹生子”。
在为诸多不孕不育家庭圆梦的同时，代孕也打破了传统生育观念和生育秩序，带来一系列法律、道德、伦理等社会问题，甚至已形成黑色产业链。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目前国内和代孕相关的法律法规有两个，分别是原卫生部2001年《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2003年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禁止的主体是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并不是代孕技术本身。甚至违规者只要未构成犯罪，也只会处以警告及三万元以下罚款。
对于有代孕需求的人群，没有明确的法律禁止条文。
政策豁口还不仅体现于此。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正式颁布，将草案中原本注明的“禁止以任何形式进行代孕”的条款删除了。可见立法者对界定代孕本身是否违法依然存在争议，所以采取了较为谨慎的观望态度。
在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海外代孕也受到不小的影响。因很多国家限制出境，不少代孕公司被迫“囤积婴儿”，甚至一些本该领走婴儿的买家，因收入缩水，没有足够的资金付清尾款，临时改变主意，造成“婴儿拒收”的现象。
在海外代孕渠道受阻的情况下，已相当成熟的国内代孕黑产链似乎也越发“蓬勃”。
02
“卵子黑市”
“代孕、供卵、包男孩、包成功”……几乎每个大学或大医院的女厕所，都贴满写满了代孕捐卵的小广告。这些看似违反常理的事情背后，存在一个倒卖卵子牟取暴利的“卵子黑市”。
图源：新华社
在湖南某高校就读的女大学生李某就被校园内“微创无痛采卵”小广告打动过，但选择捐卵的“一念之差”让她后悔万分。“在一幢居民楼打了半个月促排卵针，然后被带到一辆车上，蒙上眼罩转了一大圈后，进了一个小诊所。手术没有麻醉，我痛得泪流满面，长时间动弹不了。”李某说，“事后还引发感染导致我下腹部积水，住院治疗了很长时间，差点进了鬼门关！”
李某的遭遇在“卵子黑市”中十分典型。在这条黑色链条里，有人经常徘徊在一些高校，寻觅颜值高、学历高的女大学生。
首先，通过在大学校园发“爱心捐卵”小广告，寻觅颜值高、学历高、需要钱的年轻女大学生。“这些人把高校当成了优质卵子库，甚至还拿到了申请助学金的女生信息，专挑经济较为困难，特别是需要偿还贷款的女生下手，一番花言巧语，总有一些女生受骗。”一名执法人员透露。
找到卖卵者后，就有人安排其连打10至12天左右的促排卵针。然而，黑市行医者常常会选择超量注射。然后像对待李某一样采卵。
最后，不法分子对卵子进行包装、叫卖，甚至网络竞拍。他们印刷精美的宣传册，通过网络发布卖卵者的“美照”和健康证明、学历证明等，一旦成交，这些卵子会被送到“地下实验室”进行胚胎移植（做试管婴儿）。
“胚胎移植在正规医院的成功率也只有60%，在这种地下实验室更难保证，很多人到这个环节才知道受骗了，然而这些黑中介早已经逃之夭夭。”长沙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副局长夏放群表示。
许多缺乏医学知识的年轻女性会因为经济状况不佳而去捐卵，然而，捐卵机构并不会告诉你手术的真相，甚至将手术过程轻描淡写成“简单”、“快速”、“无痛苦”。实际上，取卵手术是这样的：
仅是取卵这个操作，会产生哪些风险呢？有业内人士透露，正规医院的取卵手术对环境要求相当高，必须无菌、恒温。而大部分地下代孕机构往往寻找黑诊所取卵，缺乏监督，存在消毒不彻底、器械重复使用、操作不规范等风险。
将卵子从卵泡中取出，必然要刺破卵巢，会在卵巢上留下创口，如果室内细菌超标，轻则发生生殖道感染，引起盆腔炎，影响今后的生育；重则感染乙肝、梅毒、艾滋病等传染病，甚至当场就可能因感染而危及生命。
除了手术风险外，捐卵女性还要面对卵巢过度刺激综合症的风险。
正常生育年龄女性每个月经周期排出一枚成熟卵子。但黑市采卵者为了获得更多成熟卵子，常常给供卵者超量注射药物，完全不顾后果。药物可以促使一个月经周期出现大量的卵泡，但同时会影响女性月经周期，影响卵巢功能，甚至引起卵巢过度刺激综合症。
由于促排针的影响，女性会进入一种高雌激素状态，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引起腹水、胸水，进而导致低蛋白血症、血压下降、血液浓缩、肾血流量减少，出现少尿、电解质紊乱。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妇科医生张瑜介绍称，“受到过度刺激的卵巢会因为扭转导致组织坏死，远期危害可能导致卵巢早衰。此外，在没有资质的机构随意打促排卵针，在没有任何消毒措施的地方取卵，可能导致严重的并发症，对女性身心健康造成伤害。”
03
400多家地下代孕机构
有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有生育障碍的夫妇比例为10%至15%，其中需人工生殖辅助技术介入才能怀孕的约有20%。
有专家称，随着生活节奏加快和人类行为方式的改变，不孕不育发病率还将上升。夫妇想要孩子，却有心无力，很多人在花费了数万元甚至数十万元治疗不孕不育仍未果后，就将目光投向代孕服务。
目前，代孕可分为三种：一是精子、卵子由夫妻双方提供，仅借用代孕者的子宫；二是精子来自丈夫，卵子由代孕者提供，经体外授精后，由代孕者怀孕生育；三是卵子由妻子提供，经异质人工授精后，通过胚胎移植由代孕者怀孕生育。
在代孕行为中，为他人生育的女性通常被称为代孕妈妈，委托他人生育子女的人被称为委托父母或代孕客户。而从事业务的，则被称为代孕中介或者代孕机构。
搜索微博等社交平台可以发现，代孕机构也在进行新媒体营销，随时与客户沟通，一旦发现危险，随时弃号再行注册。
据法制日报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代孕中介已达400多家，大多属于“地下交易”，并因
此造成代孕市场收费较为混乱。一般情况下，挑选卵子价格为6万元至10万元左右；代孕价格则按照不同档次定价，有不包成功的、包成功的、包生儿子的等，价格从40万元至135万不等。
知情人透露，一些夫妻不甘心一生无子，通过代孕机构找到有生育能力的代孕妈妈，通过将受精卵子植入子宫的方式，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再将孩子送还给寻求代孕的委托父母。随后，代孕妈妈会收获一笔可观的“借腹”收入。
2018年11月，来自贵州的张腊珍从代孕机构得到了20多万元酬劳，并因所生孩子超过协议体重，多拿了2000元红包。回到了农村老家后，张腊珍还清了盖房时的欠款，并且将房子重新装修了一遍。
有业内人士表示，这种看似皆大欢喜的结果，实际上存在极大隐患。
首先，不利于保护妇女生育自由和人身自由权。我国法律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如果出现以协商、欺诈、胁迫等方式让代孕妈妈代孕生育，这必将侵害妇女生育自由权。如果对代孕妈妈限制过多，也侵害了代孕妈妈的人身自由权。
其次，代孕孩子出生后，如果一方当事人恶意以代孕协议主体不合法为由，主张代孕协议无效或者主张撤消，都将损害代孕子女的利益。
再次，代孕妈妈是否有权决定人工流产，孩子出生前委托父母死亡后的抚养权和生活如何处理，代孕妈妈在怀孕中产生意外或代孕婴儿有缺陷是谁的责任，代孕费用在何种情况给付，这些都很有可能引起社会纠纷。
04
出售子宫的女人们
整条产业链中最核心的部分是代孕母亲。
这些代孕妈妈多半来自农村贫困家庭，她们支付不起日常生活费用，或是丈夫欠了巨额外债，20万的代孕收入起码可以帮助她们的家庭暂时摆脱贫困。
许多代孕机构的人表示，代孕妈妈处在供不应求的状态。普通客户几乎没有挑选代理母亲的机会，只能等待分配。
然而这并不代表代孕母亲的处境良好，她们有严格的行动限制和作息规定，除了保持卧床休息之外，也不能和外界过多接触，违反规定就需要接受惩罚。怀孕最开始的三个月里，他们只能获得极少的生活费，而全部款项要在平安生下孩子之后一次性结清。
不仅如此，她们不得不听命于客户，要承担打排卵针、胚胎植入以及多胞胎怀孕的危险。有些客户在发现胚胎着床后为雌性的时候，会要求代孕母亲立即流产。
即便卫生部门长期打击代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中也明文规定卫生部门可以将参与代孕的医生和医疗机构吊销执照、罚款处理，但整体监管仍然缺乏持续性，并没有进行长期监督。曾有专家统计，每年通过代孕黑市诞生的婴儿不低于数万个。
05
利润高达30%~60%
代孕之所以存在，一是需求，二是供给。
“代孕黑市”利润惊人。据21新健康此前对广州一家代孕机构的调查，供卵价格视基础条件在1万到5万之间，而代孕的话，代妈到手是17万。而想要代孕的“客户”，全包费用为65万，选性别的话是85万，想要双胞胎或龙凤胎再加10万。
有知情人介绍，代孕客户花了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到达代孕妈妈手中的只有十几万元或二十万元。代孕中介从中赚取的丰厚利润可想而知。“尽管我国代孕处于地下状态，是官方明令禁止的，但在其强大的市场需求和丰厚的利润推动下，仍然蓬勃发展。”
某三甲医院生殖健康科医生对21新健康记者表示，代孕过程中，“显微镜＋操作系统估计需要几百万的成本，以他（非法机构）提供的信息来看，性别是怀了以后看B超筛查，不是通过做pgd筛。对比医院促排加取卵总共也就3-5万、移植一次几千元的花费来说，非常暴利。”
“做一单业务，利润在30%至60%之间。”据检察日报，一位曾在代孕机构工作过的人透露，如果以最低65万元的标准、一单业务30%的利润起算，一家代孕机构如果开展1000项代孕业务，利润至少在千万元以上。
知情人说，正是由于代孕蕴藏的市场及巨大利润，各种非法代孕机构应运而生。“当前代孕产业链条相对完整，包括委托方、代孕中介、代孕妈妈，以及实施代孕技术的医务人员或诊所、代孕药品器械提供者、媒介发布宣传者等。”
由于女性捐卵比男性捐精复杂得多，我国目前设立有精子库，却没有卵子库。因此，供卵（或借卵）是地下非法代孕机构普遍开展的业务之一。
在网上输入关键词“捐卵”，便会出现众多的买卖卵子广告，部分网站打着“爱心捐卵”的幌子，并将提供卵子的人称作志愿者。
我国严禁任何形式的商业化供卵行为，但这些机构却明码标价。一些辅助生殖领域专家介绍，一般情况下，一单卵子买卖的成交价为10多万元，而供卵女生仅能拿到1至2万元，从事卵子买卖的不法分子获利巨大，很多人铤而走险。
一位多次参与暗访的执法人员透露，“卵子黑市”上下游链条环环相扣，每个环节都有专人把守。卫生部门执法人员坦言，组织过多次暗访，但难以查到最核心的不法分子。
相比个体掮客的“小打小闹”，还有民办机构进入“卵子黑市”。中国裁判文书网2019年6月登载的一份二审行政判决书披露，安徽马鞍山市一家民办机构在一个居民小区内租房非法从事采集精卵子与胚胎移植等活动，短短1年多时间内开展取卵手术293例，非法获利高达639万元。
06
代孕合法化？可能是医学发展至今的最大伦理难题
目前，各国对于代孕的态度各不相同。法国、瑞士、德国等国家禁止代孕；在英国，非商业性质的代孕属于合法行为；美国则有26个州对代孕有不同程度的法律认可。
在我国，《辅助生殖办法》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为了避免这一规定过于空泛，《辅助生殖办法》还明确规定了相关法律责任：
一、非法医疗机构开展辅助生殖技术及代孕行为的，将被停业，没收非法所得、药品器械，并处以1万元罚款；
二、合法医疗机构但是超范围执业的行为，将对其予以警告、责令其改正，并可以根据情节处以3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将被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三、合法医疗机构但是开展限制性的执业活动，例如开展代孕活动、买卖胚胎的、擅自进行性别选择等情况之一的将被给予警告、3万元以下罚款，并给予有关责任人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据目前的法律条文，只能对正规的医生和医疗机构进行管理。而对于网站和黑中介，则没有执法依据。此外，3000元罚款，也让人觉得很尴尬。”有执法人员说，违法成本过低，是导致代孕黑市屡禁不绝的原因之一。很多代孕机构具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把洽谈地点、代孕妈妈住所、手术室等分开，同时，往往会借助正规的医疗机构开展违规服务，一旦有检查风声就金蝉脱壳。
代孕是否应该合法化，一直以来也争议不断。2015年1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第35条规定：“禁止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原国家卫计委希望通过此举将代孕上升到法律层面，也被外界视为国家层面将对代孕实行全面管理的标志。
但在对草案的分组审议中，草案第35条引起与会代表激辩。支持者称，委托方和代孕方都处在高风险、无保障的环境中，为防范潜在纠纷禁止代孕，有其道理；反对者则认为，不应剥夺不孕夫妇通过代孕技术获得子女的权利，禁止代孕还会让“失独者”再受打击。
最终，修改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删除了“禁止代孕”的相关条款。
有观点认为，对于非法买卖卵子、组织诱导代孕等行为，应该坚决打击；但对于亲友之间的无偿代孕，以及你情我愿的有偿商业代孕，全面禁止的一刀切反而可能催生更多地下黑产。事实上，是全面禁止，还是有条件地开放代孕技术应用，是当前我国乃至全世界都正面临的艰难抉择。
早在1976年，美国律师诺艾尔·基恩（Noel Keane）就起草了世界上第一份代孕母亲与一对已婚夫妇之间的正式合同。尽管面临着道德、宗教、哲学与法律的诸多阻力，在当时美国社会的普遍谴责声中，他还是始终坚持拥护代孕的合理与合法性。
基恩认为，对于那些不幸的不孕不育者来说，代孕是一种充满人文关怀和道德的生育方式。而在他去世的时候，确实有无数在他协助下获得子女的家庭前来表示感谢。
但即使是走在代孕最“前沿”的美国，实践过程中也常常面临着各种不尽如人意的问题。
首先是医学操作逻辑上，代孕可以分好几种类型。最常见的是已婚夫妇提供精子和卵子，进行体外受精，将胚胎植入代孕母亲的子宫中进行妊娠和分娩。但如果夫妇其中一方无法提供生殖细胞，则可能出现夫精+捐献者卵、捐献者精+妻卵、夫精+代孕者同时供卵、捐献者精+代孕者同时供卵、直接由捐献者提供的胚胎植入代孕者体内等多种情况。
我们一般按代孕者是否提供卵细胞来分为完全代孕（代孕子女与代孕者无基因关联）与部分代孕（代孕子女与代孕者有基因关联）两种，或是按照是否支付报酬来分为有偿和无偿代孕两种。
医学伦理上最常见的问题就是，代孕子女究竟算谁的孩子？
1986-1987年间，美国有一起著名的由代孕协议引起的监护权案件。由于妻子患有多发性硬化症，威廉·斯特恩（William Stern）找了一位代孕母亲玛丽·贝丝·怀特海德（Mary Beth Whitehead）。然而孩子出生后，怀特海德拒绝将其还给斯特恩。
在这种复杂情况下，应该如何判定孩子的归属？
虽然在这一案件中，怀特海德与孩子有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但她与其生父又有协议在先，而当时新泽西州又无任何代孕相关的法例可供参考。最终，法官判定怀特海德为孩子的合法亲生母亲，但根据“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抚养权由斯特恩夫妇获得，怀特海德则获得探视权。
可想而知，后续几年间这两个家庭也是闹得鸡飞狗跳并持续上诉。直到2004年孩子成年，自行终止了怀特海德女士的父母权利，并通过收养程序指定了伊丽莎白·斯特恩的生育权，其争议才算告一段落。
单是代孕带来的伦理问题已经让全球司法机构头痛难耐。目前国际上，大部分此类案件都只能以“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来考虑判处。也就是说，孩子跟哪个家庭比较好，就跟哪个。
但实际上，代孕人群有抢夺孩子的，但更多还是抛弃孩子的。
既然是通过代孕来获得孩子，很多家庭会想要通过试管婴儿、基因检测等渠道来挑选性别、特征，而且没有经过怀胎之苦，他们对于孩子的血缘羁绊往往没那么深。
在很多禁止代孕的国家与地区，有钱人家会通过“生育旅行”来做跨境合法代孕，只要出现早产、婴儿有先天缺陷的情况，他们往往就会谴责代孕者怀孕期间不够小心，进而直接放弃这个孩子。
当生育能力变成一种商品，不仅仅是代孕者的权益常常得不到保障，婴孩的人权也会受到严重的威胁。
代孕问题的复杂程度远远超乎很多常人的想象。它既符合了人类对于生育权利保障的美好愿望，又暗藏了一套剥削女性身体价值的行为逻辑；它可能帮助深陷贫困的绝望人家走出阴影，也可能导致正值青春的少女堕入无边深渊……
想要客观公正地探讨、认知这一医疗科技带来的利弊，从伦理道德到社会现实，从法律规章到医疗发展，乃至于社会阶级、贫富问题等诸多矛盾都必须考虑在内。
归根结底，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似乎还是人性中带有缺陷造成的。而所谓法规制度，就是用来制衡、约束我们向善而行的一套准则。或许只有根据前人经验总结出一套完美的制度规定，或者医疗科技再进一步突破，我们才能真正有效地解决代孕这一“世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