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绿色和平组织，怎么从救世主走向“对人类犯罪”
作者：李方
来源：公号“冰川思想库”
某种意义上，绿色和平组织是上个世纪60年代席卷全世界的左派运动残留到今天的活化石，是切格瓦拉丛林游击战理念的海上橡皮艇版，是1968年巴黎“五月风暴”遗传到环保领域的持久战。他们的行为特征，具有浓厚的学生腔和救世主情结。
我们对绿色和平组织保卫人类生存家园的崇高理想以及它所付出的努力致以最高的敬意，事实上，类似民间组织和它们的努力越多，各国当局才会受到越多的监督，世界也才会越美好。然而，任何组织，一旦它们赢得了足够的声誉、掌握了足够的资源，也就获得了巨大的权力。就像政府一样，它们自身的行为也应当受到监督，它们不能以一种法外的特权存在。
题图是绿色和平组织第一代的彩虹勇士号。惊人的美丽，不是么。为了节省燃料，它加装了风帆，看上去像是从浪漫骑士时代驶来的。事实上最早的绿色和平组织就是一批浪漫的现代骑士，反对核试验与非法捕鲸的现代骑士。1985年，第一代彩虹勇士号在新西兰被法国特工炸沉，因为他们抗议法国在南太平洋进行的核试验，被法国政府视为眼中钉。
这个兴起于1971年的环保机构，也许是史上最有威力的非政府组织。最初，12个热血青年从温哥华出海阻止美国核试验的时候，他们应该不会想到，40多年后会发展到全球30个国家43个分会，拥有超过1300名工作人员。
同彩虹勇士号一样，他们著名的橡皮艇也将成为传奇。
但是他们能够想到吗，45年后，这个几乎令所有政府惧怕的超国家组织，受到11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联名挑战：请你们停止对转基因特别是黄金大米的攻击。
某种意义上，他们的后继者已经站到了人类发展与科技进步的对立面。几十年来，没有证据表明转基因作物会对人类健康造成威胁，而绿色和平组织声称只是时间还没有长到让危害显露出来。至于能够给贫困人群补充维生素A的黄金大米，由于绿色和平组织的抵制，110位诺贝尔奖得主愤怒地指出：
“与数据相抵触的基于情感和教义的反对必须停止。”
“还有多少穷人不得不死去，我们才能将这种行为称为对人类的犯罪？”
我相信，45年前出发的12位浪漫骑士，他们一定喜欢Bob Dylan，喜欢他的《Blowing in the wind》，因为这首歌是他们那个年代的圣经。但是，如果他们今天听到110位诺贝尔奖得主愤怒的呼喊，“还有多少穷人不得不死去，我们才能将这种行为称为对人类的犯罪”，他们会想起《Blowing in the wind》中著名的歌词吗？
“How many deaths will it take，Till he knows that too many people have died。”
历史就是这样吊诡，总有一天你会站到你所反对的那一边去，而你并不自知。
当然变化并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2014年4月11日晚间，绿色和平组织中国项目主任赖芸等3人潜入华中农业大学在海南陵水的试验田，试图盗窃水稻材料，被该校师生当场抓获的时候，人们质问，哪怕为了正义的目的，就可以采取不正当不合法的手段吗？
事实上，绿色和平组织的行为方式经常遭到质疑。他们从一开始就是行动派，虽然宣称非暴力，但是他们的抗议，并不总是因为目标正义而受到广泛理解与称颂。
某种意义上，他们是上个世纪60年代席卷全世界的左派运动残留到今天的活化石，是切格瓦拉丛林游击战理念的海上橡皮艇版，是1968年巴黎“五月风暴”遗传到环保领域的持久战。他们的行为特征，具有浓厚的学生腔和救世主情结。
所以在110位诺贝尔奖得主眼里，他们是一个有“教义”的组织。
从40多年来他们一直保持着令人敬畏的锋芒和战斗力来看，他们的信念和组织能力的确接近一种宗教了。
当他们只身远航，去往遥远的大洋，抗议那里的核试验和非法捕鲸；当彩虹勇士号被一个大国政府秘密炸沉，他们仿佛背负着全人类的光环，他们的道德感召力照亮整个世界。
但是后来，当他们试图干预更多领域，很可能，他们的宗教性战胜了理性，他们宗教般的热忱渐渐成为解决问题的阻力而不是推动力。
帕特里克·摩尔，绿色和平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后来最著名的“叛教者”，他说：“这是一场基于错误的科学数据的误导。”他指的是80年代关于空气中二恶英排放的争论，他认为绿色和平组织“煽动人们的恐惧”，“那些人用绿色的词汇来掩饰自己的政治野心”。
当绿色和平组织尝试介入更广阔领域的战斗，当他们不再仅仅面对核试验和非法捕鲸，他们开始陷入争议的漩涡。
他们破坏了一艘石油勘探船的海上设备，他们说：“这个行动是很危险，但石油公司没有把气候问题置于商业利益之上，我们就要替他们来做。”（1997年）
他们爬到西班牙一座核电站的冷却塔上，迫使核电站紧急停止运营。这种紧急停止具有非常大的危险性，他们等于绑架所有人作为人质，向政府推销其新能源方案。（2011年）
他们坚持声称本世纪前50到75年，地球物种将灭绝一半以上。即便在科学家证明他们夸大了一百倍以后，他们依然坚称这样做是为了让大多数人相信世界随时面临生态灾难，为了让人们“严肃对待环保组织”。
他们资助的转基因大米危害实验用鼠健康的研究，被科学家们揭露，受资助者自己并没有做任何实验，而只是带有偏见地选择性地引用了部分孟山都公司公布的实验数据，并采用了错误的统计方法，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
直到，直到110位诺贝尔奖得主联名呼吁：“与数据相抵触的基于情感和教义的反对必须停止。”
这相当于给绿色和平组织做出最终定性：一个基于情感和教义的全球组织，而并不总是一个基于科学和理性的跨国机构——就像许多人一直印象中的那样。
当12个热血青年从温哥华起航去抗议美国核试验的时候，当彩虹勇士号在新西兰被法国特工炸沉的时候，45年或者31年之后，我们终于看到，任何伟大的道德勇气与担当，都有可能与偏见同行；任何基于人类良知的行为冲动，如果离开规范与理性，都有可能走向它的初衷的对立面。
“还有多少穷人不得不死去，我们才能将这种行为称为对人类的犯罪？”
某种意义上，我更愿意把绿色和平组织看作半个世纪前席卷全球的左派运动投射到今天的幻影。它还有机会成为这个真实世界的一部分吗？
（本文所有资料都来自公开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