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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银行改革化险持续推进 贵州年内又有19家机构“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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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黄钰霖

中小银行改革化险持续提速。

11月18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贵州监管局及黔东南金融监管分局披露多份批复文件称,贵州凯里农村商业银行等19家机构获批解散,其相关债权债务由新设立的黔东南农村商业银行(下称“黔东南农商行”)承继。同日,黔东南农商行及321家分支机构正式获批开业,董事长及行长人选也同步落定。

这是继今年8月毕节、黔西南、六盘水三地27家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获批解散,以及9月贵阳7家机构获批解散后,贵州省年内落地的又一例大规模农信系统市(州)级统一法人改革。

债权债务由新农商行承继

根据上述批复,监管部门同意解散贵州凯里农商行等19家机构。具体来看,此次解散的19家机构均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涵盖10家农村商业银行、6家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及3家村镇银行。

其中,3家村镇银行分别为施秉金鼎村镇银行、从江月明村镇银行、黄平振兴村镇银行。批复明确,上述机构的相关债权债务由黔东南农商行承继。

11月18日,黔东南金融监管分局发布批复,同意黔东南农商行及321家分支机构开业,该行注册资本金约为39.66亿元。

在人事任命方面,贵州监管局核准了龙昌明担任黔东南农商行董事长的任职资格、廖成兵担任该行行长的任职资格。同时,该行独立董事、副行长在内的多名高管任职资格也获得监管核准。

逾50家中小机构合并解散

今年以来,贵州省在推进市(州)级农商行统一法人改革方面举措频频。

8月中旬,贵州监管局集中披露批复,同意解散毕节、黔西南和六盘水三地共27家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相关债权债务分别由新设立的毕节农商行、黔西南农商行和六盘水农商行承继。9月底,监管部门再次批复同意贵阳市7家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解散,相关债权债务由贵阳农商银行承继。加上此次获批解散的黔东南州19家机构,贵州省年内已有53家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获批解散并进行吸收合并。

根据此前披露,贵州农信系统的规划是形成“1家省级农商联合银行+9家市(州)农商银行”,贵阳、毕节、黔西南、六盘水、黔东南已完成了5家,遵义、安顺、铜仁、黔南4个市(州)则尚待落地。

业内人士认为,部分县域农村金融机构由于历史包袱较重、抗风险能力较弱,普遍面临资产质量承压与资本补充受限的困境,这也是当前中小银行改革化险的破局重点。以凯里农商银行为例,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末,该行不良贷款率达4.39%,较2025年末的3.99%上升0.4个百分点。

相较而言,四川省内的农信改革更为迅速。今年4月20日,四川监管局批复同意绵阳、内江、遂宁、宜宾、泸州、眉山6家市级农商行吸收合并辖内27家县级农商行。这意味着,四川已完成省内21个市(州)级农商银行改革的最后一块拼图。

中西部改革化险优选路径

当前,市(州)级农商银行模式成为中小银行整合的新趋势,背后有何原因?业内人士指出,新一轮农村信用社改革启动以来,农信机构“减量提质”的步伐正加速向市级层面延伸。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四川、贵州等中西部省份和东北的县域法人机构“小、散、弱”突出,既难化解存量风险,也难应对大行业务下沉带来的虹吸效应。在市级层面整合资源、统一风控、集中补充资本,成立市级农商银行,是应对这一痛点的有效方式。

“市级农商银行恰好在省与县之间增加风险缓冲层和资源整合层——向上承接省级机构的资本与科技、向下统筹县域机构的包袱与能力,使得风险化解不必层层上收,也无需固守县域孤岛。”董希淼表示,“省级农商联合银行+市级农商银行”模式既有助于化解存量风险、实现“减量提质”,又可减少“一刀切”合并对县域金融生态和省级机构管理服务能力的冲击。因此,他建议尚未完成改革化险工作的省份,可以更多考虑选择这一路径,而非着急地完成全省农信机构“大一统”合并。

不过,组建市级农商行只是第一步。董希淼强调,减量只是手段,提质才是目标,评价一家新组建的市级农商银行是否真正见效,需要从短期和中长期两个维度进行考量。在短期指标上,重点关注风险是否真实收敛、资本是否实质增厚以及经营是否平稳接续;在中长期维度上,则需关注市级农商银行的治理、效率与定位。

“县域机构由独立法人变为市级农商银行的支行,法人资格消失,但服务功能不应削弱。”董希淼建议,可根据不同情况,对县域支行进行差别化授权、匹配不同资源,否则县域服务易陷入“形式下沉、实质收缩”,无助于发挥农商银行贴近市场和客户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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