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禁止有罪推定”“大幅度压缩指居制度适用空间”“完善涉案财物查封、扣押、冻结和处置程序”⋯⋯近日，中国人大网发布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草案中多处新规引发关注。
这部法律正迎来第四次修改。我国刑诉法于1979年颁布，此前历经1996年、2012年、2018年三次修改。刑诉法的修改之所以受关注，与其重要性相关。它是规范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法律，几乎宪法规定的有关公民的政治权利、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在刑诉法中都会涉及，因此它有“小宪法”之称。
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高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长期以来，刑诉法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羁押率高”“证人出庭率低”等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刑诉法也遇到一些新的问题，像“违规异地趋利执法”“对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保护不足”等。可以说，这些刑诉法运行中的“老问题”和“新难点”是这次修改的重要背景。
“刑诉法事关人身自由权、财产权、隐私权保护。以往很多冤错案件的产生，都与刑诉法不完善有关，所以修改完善刑诉法意义重大。”作为国内刑诉法学领域的核心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计划近年深度参与了多场刑诉法修改专题研讨会与学术论坛，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这样说。
多位受访者表示，刑诉法四修的许多成果值得充分肯定。不过，目前还存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尚未完成”“二审开庭率低”等问题，刑诉法的相关修改仍需关注。
指居制度（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备受关注。AI插画/adan
“指居”适用空间被压缩
备受关注的指居制度（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在此次草案中得到积极回应，引发舆论关注。
根据现行刑诉法，有两种情形可以适用指居制度：一是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二是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
刘计划记得，指居制度是在2012年刑诉法修改时新增的。当时的初衷是，指居作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可以发挥逮捕的替代性作用。但在实践中，该制度的功能被严重异化。
“在指居过程中，律师等会见权被剥夺，该措施的强制程度甚至可能超过拘留、逮捕措施，成为一种变相羁押手段。”曾挂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厅副厅长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奋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多起指居致死事件曾引发关注。2022年，34岁的暴钦瑞等9人被以涉嫌寻衅滋事为由，带到宾馆指居。十多天后，暴钦瑞在指居期间离世。2023年12月，邢燕军等12人被警方采取指居措施。2024年4月，邢燕军在指居房间内被发现非正常死亡。
而此次草案对指居制度做出修改，仅有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这两类案件还保留指居制度适用，其他犯罪案件均不再适用指居制度。
“这说明指居制度的适用空间被大幅度压缩，是一种巨大的法律进步。”高通说。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永生更是直言：“如果草案通过，这将是本次修法最大的进步和亮点。”
在修法期间，学界有不少学者呼吁彻底废除指居制度。高通表示，因某些案件还有一定的现实需要，所以，此次修法废除指居制度的难度仍然很大，现在的草案对指居制度持保留并完善的态度。
他认为，接下来如果草案通过，应该进一步完善规范指居制度。首先，应当将指定居所纳入规范化管理体系，如设置监控设施、加强上级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巡查与监督、确保辩护律师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的会见权等，防止指定居所成为监管场所规范化的例外；其次，建立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救济程序，比如申请变更或解除指定居所监视的程序、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必要性的审查程序等。
至于将废除该制度适用的大多数案件，相关人员该被采取怎样的强制措施，陈永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果符合条件，对相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采取普通的监视居住。“比如允许其在个人住所、办案所在地租房或与近亲属同住等方式接受监视居住。”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理事、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名誉主任毛立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监视居住作为强制措施还可以用，符合逮捕条件的可以逮捕，达到取保候审条件的还可以取保候审。”
11月2日，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摄影/本刊记者 蒋启明
“禁止有罪推定”
“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禁止有罪推定。”草案的这一条规定一经公开，就引发了热烈探讨。
现行刑诉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一条款通常被认为已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无罪推定原则精神，为何这次修改要再单独写入“禁止有罪推定”？
刘计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第十二条只是确立了法院的定罪权，在实务中，有些机关（特别是侦查机关）在办案时会作出有罪推定，所以刑诉法学界普遍认为需要对这一表述进行完善。
在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胡磊看来，“禁止有罪推定”这六个字不是修辞上的加法，也不是重复。“过去，第十二条没有回答这个现实问题：在法院最终判决之前，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能不能带着‘他就是罪犯’的预设去办案？‘禁止有罪推定’正是为了填补这个空白，它指向的是办案人员的认知结构与行为模式：防止办案人员有罪预设的思维。”
胡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实践中，“有罪推定”往往表现为一种先行判断。比如，立案后围绕“就是他干的”去组织证据；把口供当成验证猜想的工具；面对证据矛盾时，倾向于解释为嫌疑人狡辩。
近年来，一些被改判纠错的案件都存在类似问题。2025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对车超等强奸、故意杀人、伪证再审一案公开宣判，依法宣告三人无罪。法院再审认为，原判据以定案的有罪供述和证人证言系通过非法方法获取，依法应予排除；据以定案的足迹鉴定意见所使用的样本不具备同一认定的条件，该鉴定意见不应采信。另有依法获取的新物证及DNA鉴定意见等证据证明真凶另有他人。
“后续的难点是如何把‘禁止有罪推定’这一原则落实下来。”高通认为，未来在证明责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保护等方面均需要强化。刘计划也强调，“禁止有罪推定”的宣示式规定太过原则，在实务中，针对哪些程序、哪些情形需要禁止有罪推定，如何区别犯罪嫌疑和有罪推定等，需要立法进一步明确与规范。
北京法桓律师事务所主任王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实务来说，辩护人和当事人递交的调取证据申请、通知证人出庭申请、通知调查人员和侦查人员出庭申请等等，法院都应该主动同意调取和通知，而不是一概驳回。
胡磊则表示，应保障律师在侦查阶段及时会见、阅卷的权利，建立辩护意见实质听取与书面反馈机制，让律师的无罪、罪轻视角能有效打破单方“有罪”叙事；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排除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阻断“先取供，后补证”的路径等。
对涉案财物作出系统修改
近些年来，“远洋捕捞”等趋利性执法是热点话题。此前，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曾公布一起趋利性执法案件：某县公安局民警杨某某、协警占某某私自前往浙江、江苏等地，意图以帮忙处理案件为由向企业家索取财物。2023年，二人以配合公安机关调查为由，将企业家沈某从江苏吴江家中带走，在车辆行驶途中，杨某某暗示沈某可以帮忙处理案件并索要财物。沈某乘二人不备跳车逃跑并报警。最终，法院以滥用职权罪对二人判刑。
陈永生认为，趋利性执法案件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有的地方将其当成了增加财政收入的一个手段。“办案机关可以通过涉案财物自行上缴和财政返还机制获得收益，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办案经费的不足。”李奋飞表示。
因此，对涉案财务查封、扣押、冻结（下称“查扣冻”）的乱象长期存在。李奋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近期还有律师告诉他，在华北某地法院审理的一起刑事案件中，公安机关扣押了大量财物。“清单是扣押多日后补充的，且扣押物品并不区分与案件是否有关，冻结资金情况也存在类似情况。”
此次草案就对涉案财物和处置程序作出了系统性修改。比如，强调应当严格区分财产属性，规范采取措施的范围，减少对正常经营活动的不利影响；规定公安机关异地“查扣冻”的，应当通知涉案财物所在地公安机关；完善“收支两条线”相关规定，明确对有关财物不得挪用、坐支，不得返还、变相返还办案单位，不得与办案经费保障挂钩；增加规定“查扣冻”财物的集中保管、先行处置和有关当事人在特定情况下的合理使用等。
高通认为，这些修改对解决“未判先冻、久冻不决”等问题大有裨益。“从刑事诉讼程序角度来看，完善相关程序最重要的一点是，实现‘查扣冻’的强制措施化。”高通说，当前我国将“查扣冻”规定为侦查措施。侦查措施强调侦查行为的有效性和及时性，而强制措施则认为这些措施是对基本权利的干预，应当遵循基本权利干预的基本要求，如比例原则、法定原则等。所以，“查扣冻”的完善，应当要实现强制措施化，使其接受强制措施程序要求的规范。
《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加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方面，草案增加了规定，“查扣冻的涉案财物价值巨大或者对当事人有重大影响的，公安机关应当将有关决定书抄送人民检察院”。刘计划表示，这种“强制抄送制度”，便于检察机关及时知悉情况，并进行合法性审查，是一种法治进步。
不过，他也认为，这种抄送属于事后的检察监督程序，很可能实践中已经造成了侵害后果。“为了更好地维护公民的财产权，应该如同审查逮捕一样，由检察机关进行事前审查。即明确规定，需报请检察机关审查批准，公安机关才能实施‘查扣冻’。”
对修法有更多期盼
“本次立法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对于已经公布的这些领域，有些地方还值得进一步推动或变革。”高通及多位受访者都表示，在今后修改过程中，刑诉法还有许多需要进一步明确的地方。
多年来，李奋飞一直主张在刑诉法完善过程中，应依法减少不必要的羁押，适当扩大取保候审的适用范围。因为当下的刑事犯罪结构、社会控制手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有必要也有条件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他建议，刑诉法可以将电子监控措施、“非羁码”等逐步引入取保候审适用程序，并对可能判处有期徒刑3年以下的轻微犯罪嫌疑人，尽可能予以取保。另外，他还建议将逮捕的刑罚条件由“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提高为“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通过提高逮捕门槛，与扩大取保候审的适用相衔接，减少不必要的未决羁押。
为防止对那些涉嫌轻微危害社会行为的人“过度入刑”引发“附随效应”和“墨汁效应”，进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李奋飞认为，需要立足于审前、审中、判后等几个环节的“非犯罪化”路径，对不起诉制度、撤回起诉制度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予以完善。
不过，他也提醒，轻罪案件的“非犯罪化”，不应只是通过不起诉、撤回起诉等程序出罪机制对行为人“一放了之”，而是要尽可能对其采取包括矫正考察等方式，消除其犯罪行为发生的内生性原因，预防类似犯罪再次发生。
二审开庭问题也是学界探讨的热点。“很多在事实、证据上有争议的案件，二审往往不开庭就做出了判决。我国实行两审终审制，二审基本就决定了被告人的最终命运。连庭都不开，又怎能做到更有效地发现一审裁判可能存在的问题呢？”李奋飞表示。
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一级教授陈卫东也表示，“二审法院不开庭”是阻碍“以审判为中心”制度落实的重要问题。“落实这项改革要求，重点是做到庭审实质化，让刑事庭审在查明案件事实等方面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关键还是要让必要证人出庭。很多案例显示，即便证人已在庭外等候出庭，但一些法院仍会以‘没有必要’为由拒绝其出庭。”李奋飞说，期待接下来的刑诉法修改在这方面进一步推进。
草案公布后，刘计划将其与历次刑诉法修改后的法条数量做了对比。“三次修改分别增加了61条、65条、18条，据修正草案，这次仅增加16条，是最少的一次。”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刘计划说，按照目前草案，新刑诉法有324条。就条文字数而言，大约是泰国刑诉法的三分之二，不到日本、韩国的二分之一。“修改后的刑诉法，相比而言仍不够完善，刑诉法法典化任重道远。”
“当然，修法采取渐进式逐步推进，不操之过急，是可以理解的。目前，刑诉法修正草案正处于公开征求意见阶段，社会各界应该积极提出意见，促进修法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刘计划称。
记者：周群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