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四川日报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廉政瞭望记者 许然
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明确提出，以风腐同查同治为抓手，推动查治一体、纠树并举。作风问题与腐败同根同源、互为表里。
廉政瞭望记者梳理近年来一些典型案件，并采访一些办案人员后发现，由风及腐不是一次瞬间的变化，一般始于当事人的一次越界，当事人又被当地官场生态加强了错误认知，再被圈子慢慢同化。这些干部逐步沦为贪腐分子的过程，也是逐步把违规、违法行为在内心进行“逻辑自洽”的过程。
一念之差，独处中撕裂心理防线
“要是当初退回去就好了！”不少落马官员回首第一次收受贿赂的经历时，常会发出这样的感慨。记者采访了解到，这番说辞多是贪腐分子被调查后的事后懊悔。真要回溯到越界的那一刻，多数人初次收礼、吃请时仍心存忌惮，只是靠侥幸心理自我宽慰、自我开脱，最终还是选择了触碰纪律红线。
某地纪检监察机关的办案人员李兵，向记者介绍了他曾经办过一件案子。洪某是某国企主要负责人，此前他仅在逢年过节收受一些红包。一天夜里，一名商人在中标该公司项目后，专程赶到他家楼下，递给他一个黑色塑料袋。夜色昏暗看不真切，洪某半推半就便收了下来。
“回到家打开袋子一看，里面装着3万元现金。”洪某当时既忐忑又犹豫，接下来的好几天，他都在反复思量要不要把钱退回去。这一犹豫就是半个月，见期间始终风平浪静，他最终没有将钱退回。
李兵说，考验党员干部的往往是无人注视、缺少监督的独处时刻。一旦在这时没能守住纪律红线，就容易一步错步步错。
这样的内心挣扎，在违纪违法干部中并非个例。
某市住建局原局长杨某某在忏悔书中提到，那天饭局散场时已是深夜，他坐进车里才发现副驾驶位上多了个礼品袋。本以为只是两条烟，伸手一摸，却是一沓现金。他不敢乱动，就坐在漆黑的车厢里，连发动机都没启动，足足坐了近一个小时。退回去，抹不开情面，怕对方觉得自己“不给面子”；收下来，又清清楚楚知道这是不能碰的纪律红线。心里翻来覆去纠结了无数遍，最终他还是把袋子拿回了家，放在书房最角落的柜子里。
独处的环境、无人监督的状态、心存侥幸的心态……所有落马官员腐化堕落的起点，往往是第一次越界时的内心博弈。他们尚未丢掉对纪法的敬畏，心里一半是忌惮，一半是纠结，还在不停地给自己找台阶下。等过了一段时间，单位没动静，对方没再提，自己也没出任何事，侥幸心理便就此扎了根。
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崔凯长期从事职务犯罪心理研究，他说，“从违纪到违法往往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
“违纪违法干部第一次收受大额财物之前，往往早已存在长期的轻微违纪行为。长期违纪会使行为人的风险感知阈值逐步升高，基于此前多次违纪未被查处的经历形成认知偏差，侥幸心理随之增加。”崔凯指出，行为人可能会出现认知失调，认为自己的贪腐行为并不过分。“很多在警示教育片中现身说法的落马干部也介绍，第一次收受巨额贿赂时手心冒汗、心跳加速，这正是潜意识里的风险警报在响，只可惜很多人对这份警报选择了充耳不闻。”
有专家认为，作风问题与腐败犯罪虽属不同性质的行为，但背后都折射出公职人员法纪意识淡化、自我要求放松、外在监督缺位等深层次问题。腐败犯罪固然是最终演化出的严重后果，但催生腐败犯罪的，绝不是某一刻的冲动心理，而是错误认知与偏差观念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
初次越界，有的还停留在作风违纪层面，有的一步就触碰违法犯罪红线。但无论程度轻重，内心侥幸一旦生根，就为后续持续滑坡打开缺口。而不良圈子与人情围猎，会持续加固这种错误认知，让单次越界演变为常态化的风腐交织。
圈子裹挟：“人情”中模糊了边界
比起当事人独处时抱着侥幸心理越界，更具隐蔽性的是不良圈子文化的慢慢渗透。一顿饭、一场茶、几番称兄道弟的往来之间，政商交往的边界便在不知不觉中模糊了。
纪检监察干部陈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是由风及腐最普遍的临界场景。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是环境的产物，但个别干部底线失守，往往是从自身放松警惕、随波逐流开始的。
“不少落马干部开始时贪欲并不强，往往是在环境的裹挟下逐步滑向违纪违法。”陈钢说，多年前他查处过一名干警，其家庭条件较好，本人贪恋的是权力带来的“心理满足感”。当时这名干警的领导、副手、下属都存在收受管理服务对象贿赂的行为，他也跟着收了。“他并不是为了钱而收，而是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办案人员表示。
这种圈子里的从众心态，还会进一步放大这种麻痹感。身边人都在参与这类应酬往来，如果个别人坚守原则，反而会被说“不懂人情”“不合群”。时间一长，人就会产生自我怀疑：是不是我太较真了？
“熟人情谊的包装之下，公私边界慢慢模糊，干部不知不觉就放松了警惕，把管理服务对象的围猎当成了普通的人情往来。”陈钢表示，这种边界的消融，往往就藏在日常社交的细节里。他在查办一名原副市长案件时发现，其生活琐事长期由他人包办，后来演变成日常走动，再到后来对方提什么要求，都觉得“朋友能帮就帮”。原本泾渭分明的公与私，就在“人情”的遮掩下模糊了边界。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纪检监察研究院廉政心理研究中心副主任胡杨表示，他此前的一项研究发现，当面对与自己社会距离较近的行贿者时，无论对方是有亲缘关系的亲友，还是因共同兴趣爱好拉近了心理距离的陌生人，个体接受贿赂的概率都会更高。
这种道德滑坡，一开始可能只是在非工作时间参与商人圈子的小活动，比如打牌、吃饭、喝酒，甚至是一些看似更高雅的活动，比如看美术展、听音乐会。这些活动表面上是正常社交，实则会逐步模糊公私边界、人情边界与利益边界。随着心理防线一步步后退，利益交换的念头便可能在这种“朋友关系”中悄然萌生。不少违纪违法干部正是长期陷在这样的人情圈子里，小节失守，最终大节不保。
无论是独处时的越界，还是在圈子长期浸润下的风腐交织，其行为必然会有暴露的时刻。当问题暴露之后，当事人的选择，决定事态是就此止步，还是滑向更严重的职务犯罪。
“逻辑自洽”：错失救赎的“心理闭环”
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要求来看，谈话函询的初衷，是给予被反映人向组织如实说明、澄清问题的机会，引导党员干部本着对党忠诚老实的态度讲清问题。但少数党员干部面对谈话函询，并不珍惜组织给出的纠错机会，部分原因是其内心已经完成了对贪腐行为的“自洽”，形成了对谈话提醒的心理防御机制。
这时，少数问题干部不再自我反思，反而将提醒当作风险试探，刻意隐瞒、变本加厉，最终让作风小节问题，彻底演变为恶性腐败问题。有的矢口否认，以“不知情”“不存在”敷衍应付；有的避重就轻，企图蒙混过关；还有个别干部被提醒后反而心存侥幸，想方设法掩盖问题，结果问题越捂越大。
这类在小节失守后选择放任自流的情况并非个例，更有甚者会在问题暴露后错上加错。河南罗山县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李献林一案就是典型。违规吃喝本身属于作风问题，依规该处分处分、该检讨检讨，本不至于滑向更深的泥潭。可饭局造成人员意外身故后，李献林的第一反应不是向组织如实报告，而是牵头串供、隐瞒真相，还联系管理服务对象筹措资金，试图私下把事“摆平”。当事人刻意串供、私下筹措资金摆平事端，新增的行为叠加原有问题，最终演变为严重职务犯罪。
为什么同样受过处分，有的人收手，有的人反而再往腐败的泥潭深陷一步呢？崔凯分析过这里面的心理差异：“惩罚具有威慑功能，大部分违纪违法人员被查处后，因为亲身体会到党纪国法的严肃性，进而产生畏惧心理，放弃犯罪，这一过程符合刑罚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基本原理。”
崔凯说，也有个别人会对“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宽大处理产生误判，把前期处分当作一场所谓的压力测试，自以为借此摸清了监管容忍的边界，同时也掌握了更多规避查处的方法，这样就可能会让其产生可以继续通过违法犯罪来获利的错误认知。
一念之差的临界瞬间，既是守住纪律底线的安全阀，也是滑向腐化堕落的入口。这也正是风腐同查同治的关键要义：既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及时纠治违规吃喝、收送礼品礼金等作风问题，更要紧盯问题暴露后的处置环节。
一些办案人员指出，纵观问题干部的堕落链条，三个关键节点都存在破局的可能：在越界前，强化干部的纪法教育，引导其破除侥幸心理，主动抵御腐败侵蚀、防止思想变质；在圈子裹挟、试图自我合理化时，要持续净化政治地方生态，纠治小节问题；在组织谈话函询环节，要做实做细思想政治工作，破除个别干部把提醒当作“风险测试”的错误心态。对于部分已经走上由风及腐之路、完成内心自洽的问题干部，破局则要依托已有事实直击其认知漏洞，瓦解心理防御，以刚性问责打破认知闭环。（应受访者要求，文章中部分人名为化名）
责任编辑：陈琰 SN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