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展厅内，一条红飘带造型凌空而起，这是“地球的红飘带——文学中的红军长征”展的核心视觉意象。刘同华 摄
展览展出的魏巍《地球的红飘带》手稿。刘同华 摄
陈云以“廉臣”为笔名写的长征文学作品。刘同华 摄
长征，不仅是镌刻在山河大地上的伟大远征，更是流传在文字笔墨里的精神史诗。近日，“地球的红飘带——文学中的红军长征”主题展览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推出。
展览分为“万水千山只等闲”“革命理想高于天”“世界是怎样知道长征的”“风景这边独好”四个单元，以长征文学的发生、发展与传承为主线，借助文物史料、诗词手稿、经典著作、新闻报道、作家书信、珍贵文献等展品，立体化呈现了文学记录长征、见证信仰、传播红色精神的独特价值。
“长征是我心中的诗”
步入中国现代文学馆A座展厅，一条红飘带造型凌空而起，将红军号手雕塑围在中间，明亮的阳光从玻璃穹顶洒下来，为这样的场景增添了静穆和庄严。这是“地球的红飘带——文学中的红军长征”展的核心视觉意象，来访者可以静静站在红飘带之下，在光影、诗词与雕塑交织的立体场景中，感受长征精神的崇高与伟大，品味文学作品的诗意与隽永。每一个走进文学馆的人，抬头看见这一抹红色，仿佛就被轻轻牵引进了90年前的那段征途。
展览的名字，取自魏巍1987年创作的全景式书写长征的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地球的红飘带”也成为对长征充满敬意与诗意的文学表达。展览展出了魏巍《地球的红飘带》手稿，成为将创作过程本身转化为可触可感文字的历史见证，引起观者频频驻足。在文学研究界看来，魏巍《地球的红飘带》手稿以其文献价值，成为连接历史现场与文学叙事的关键纽带。
长篇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散文《我的老师》是著名军旅作家魏巍早年创作的广为人知的作品。在魏巍内心深处，对于长征有一个心愿酝酿了整整三十年——“作为文艺工作者，不写下这段历史就等于失职”。魏巍曾坦言：“长征是我心中的诗，自我投身这支军队之日起，就一直倾慕着他，向往着他。”1983—1984年，已过六旬的魏巍两次重走长征路，寻访了各方面人物，搜集了大量文献资料，为写作《地球的红飘带》做了充分的准备。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创作于1987年，198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94年该作品获“人民文学奖”。小说基本完成后，魏巍常边散步边构思书名，并征求家人意见。据家人回忆：“父亲年纪比较大了，精力跟不上，一般每天上午写三四个小时，下午再写两个小时。”“父亲也会征求家人的意见，要求全家一起动脑子帮忙想书名。”魏巍反复斟酌后，最终定名“地球的红飘带”，并以红笔郑重题写于手稿扉页上。这一极具诗意与力量的书名，源自作者的创作初心：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脚步与鲜血镌刻在大地上的伟大壮举，如同一条鲜红的飘带装点于地球之上。
《地球的红飘带》手稿是一份珍稀红色文献。它还原了魏巍五年潜心深耕、字斟句酌的史诗创作历程，生动诠释了文艺工作者忠于史实、精益求精的创作初心。正如魏巍之女魏平所说：“父亲曾说，长征留给后世的是无价的精神财富，我们的后代、我们的建国事业、为全人类争取进步争取解放的人民，都会从中汲取取之不尽的鼓舞力量。已经长眠在长征途中的烈士们与长征的英雄们，他们的精神与伟业将永远被铭记!”
把壮阔历史转化为纸页间不灭的文脉
金沙五岭、雪山草地，这些地标如同历史长河的巨浪，激荡起阵阵力量。跨越二万五千里的征途不只是一次彪炳史册的壮丽远行，其道之艰、其时之险与其所产生的深远意义，都使得这个名叫“长征”的奇迹始终不会被忘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正是这样一群革命者，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举着进步的火把，在暗夜中艰难前行，改写着革命的进程。
一代代作家接过历史的接力棒以精品佳作回应长征精神的召唤，他们以更加丰富多样的体裁在纸页间追寻、诠释、传承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不朽信念。
展出的重点展品，除了魏巍《地球的红飘带》手稿，还有《李一氓回忆录》打印底稿，萧乾《斯诺——卓越的新闻记者 中国人民伟大的朋友》手稿，戈壁舟《泸定桥头(二首)》手稿，陈靖、黎白《红军不怕远征难》手稿，黄镇速写《林伯渠同志——夜行军中的老英雄》……
看着老红军、诗人李一氓关于长征回忆的打印底稿，纸页间仿佛一位亲历者的目光、一支史家的铁笔与一片文人的胸怀在跃动着，共同熔铸成一份长征档案。
当得知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壮举后，李一氓赋诗记录下历史性时刻：“十七人飞十七桨，一船烽火浪滔滔。输他大渡称天堑，又见红军过铁桥。”李一氓的长征书写，不仅是个人记忆的回溯，更是共产党人赤诚与勇毅的生动注脚。
展厅里有一幅很特别的画。它画在粗糙的纸上，画上是一位年近五十的人，长征路上提着马灯、拄着木杖，在夜色中随军前行——这就是黄镇的速写《林伯渠同志——夜行军中的老英雄》。黄镇时任中央军委直属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长征途中，他走一路、画一路，缺绘画工具，他就刮锅底灰、捅烟筒灰自制墨水，画纸更是五花八门。这幅画线条粗拙，用笔急促，但你仿佛能从那些急而不乱的线条里，听见行军锅的叮当声，闻到锅底灰的焦苦味。
对此，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王军在《红飘带上的文学：从锅底灰到史诗》中写道：长征中的文学与艺术，不是在窗明几净的书斋里诞生的，而是在饥饿、寒冷、伤病和死亡的缝隙里，从锅底灰里一点一点长出来的。那些写在烟盒背面的诗，那些刻在树皮上的标语，那些口耳相传的歌谣——它们最初的模样，可能粗糙、可能笨拙，却带着生命本来的温度和重量。
“那同志抖索索地打开纸包，那是一个党证;揭开党证，里面并排着一小堆火柴……红红的火柴头簇集在一起，正压在那朱红的印章中心，像一簇火焰在跳。”这是王愿坚《七根火柴》中的经典段落，曾经影响了多少代中小学生。
王愿坚一生心愿“写尽红军英雄志”。展览中王愿坚的短篇小说集《后代》，由作家出版社1958年出版，最早收录了《七根火柴》和《三人行》。前者描写长征途中一位生命垂危的红军战士为保存火种不惜牺牲生命的故事;后者描写长征途中三位负伤战士互相支撑，用最后一点力量艰难向前跋涉的感人事迹。两篇小说均被选入中小学语文教材，成为共和国几代人的记忆。冯牧评价王愿坚的作品“可以让人们流下眼泪，但同时又能够使人热血沸腾”。
这是一种不朽的传承——长征的亲历者把记忆交给作家，作家把记忆变成文字，文字又带着读者回到那条路上，红飘带就这样在一代代人手中传递着。长征文学早已深入我们的思想，融入我们的血脉，化作我们坚毅前行的动力。
长征，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人类
当红色的铁流在中国大地上蜿蜒前行时，长征并未被尘封于崇山峻岭之间，而是通过亲历者的口述、记者及进步人士的传递，向世界展示了红色中国的真实面貌。这种传播不仅让世界知晓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坚韧与信念，更让长征成为全人类共有的精神遗产。
在“世界是怎样知道长征的”板块，1936年《长征记》征稿启事复刻、陈云《随军西行见闻录》、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等海内外珍贵资料，呈现了长征如何被世界看见、被世界记录、被世界研究的过程。
目前可考的、中国共产党人最早向海外介绍长征的图书，是陈云写于上海的《随军西行见闻录》。1936年3月，这部约3万字的作品先以连载形式刊发于中国共产党在法国巴黎主办的中文刊物《全民月刊》，同年7月在苏联莫斯科印行单行本，成为海外首部正式出版的长征主题著作。为突破当时的政治舆论封锁，陈云以“廉臣”为笔名，描绘了红军的行军作战、日常管理与领导人形象。在后续传播中，该书至少出版过6次，被多家海外图书馆收藏，覆盖英、德、加、美等国。
1935年7月，范长江凭借天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身份启程赴西北采访，历时数月跋涉，采写数十篇通讯，还原了红军长征的真实面貌，并明确指出红军是“北上抗日”而非当时国民党舆论所污蔑的“流寇”。1936年8月，这些通讯与67张现场照片、20余幅路线图结集为《中国的西北角》出版，一经面世便引发轰动，未满一月即告售罄，短期内连印9次，总发行量突破10万册。而且，这部作品迅速跨越国界，进一步拓展了长征叙事在世界的传播深度。
作为第一位进入陕甘宁苏区采访的西方记者，埃德加·斯诺用客观的笔触记录了红色中国，写下《西行漫记》，以外部观察者的目光向世界打开了解红色中国的窗口。斯诺写道，他看到了“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
无独有偶，曾任全美作家协会主席、美国文学艺术学会主席的著名作家、记者索尔兹伯里，曾花了10年时间酝酿、准备，收集、研究了大量有关长征的史料。1984年，76岁的他专赴中国，带着打字机，爬雪山、过草地，行程1.2万公里，重走了红军长征的主要路线。1985年他完成写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再现了毛泽东等红军领袖的非凡气度与红军将士坚不可摧的信仰与意志。出版后旋即轰动世界，被译成十余种文字，让全球读者读懂了长征这一“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
长征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远征，也成为人类追求理想、不畏艰险的共同精神财富。回望长征路，先辈们给我们留下的珍贵遗产，不只是胜利本身，更是那种在困难环境中依然选择向前走的坚韧和勇气。因此，长征精神，属于所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