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德昌（1917年11月-2004年10月），四川南江人。1933年7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3月参加长征，三次穿越草地，后辗转到延安。1937年6月，调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独立支队，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南交通部内河航务管理局运输科副科长、四川省交通厅地方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德阳县委副书记和德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等职。曾获解放西北纪念章、华北解放纪念章、人民功臣荣誉章等。
我是孙德昌的女儿孙俊芳。我父亲出生在南江县石庙乡的偏远山村，在兄弟里排行老三，乳名“三娃子”。因家境贫寒，7岁就给地主放牛割草，仅读过一年多书便辍学，早早承担起家庭的生计。
1933年初，红四方面军解放南江，父亲见证了红军队伍纪律严明，带领穷苦百姓打土豪、分田地，便毅然决定“跟着红军走”。1933年7月，不满16岁的父亲，报名参加了红军，成了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二七二团的一名战士。后来，父亲经常给我们讲头一回穿上军装时的情景：很兴奋，连手心都攥出汗了，就想着不能辜负这身衣服，要做个能吃苦、敢拼命的红军战士。由于训练刻苦、冲锋在前，没多久他就成了连队的旗手。1934年6月，父亲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2月，被调到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某团。
1935年8月，父亲跟着部队从毛儿盖出发，第一次踏进了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松潘草地。脚下的草甸子软得像泡涨了的黑棉絮，一脚踩下去，稀泥“咕叽”一下就没过膝盖，拔腿都费劲。作为旗手，他把红旗攥得紧紧的、举得高高的，生怕沾了泥水或者倒在风里。有天夜里宿营，他抱着红旗靠在草坡上打盹，迷迷糊糊就睡着了。醒来一挪腿，疼得一咧嘴，小腿被草上的尖刺划了一道长长的血口子，血水混着草汁、泥水粘在裤腿上。他咬着牙没掉队，跟着部队走出了那片海拔3000多米的大草地，到了班佑、巴西一带。没过多久，参与占领包座的战斗，打开了北上的通道。
因张国焘南下错误路线，父亲所在部队也在1935年9月中旬接到原路折返的命令，掉头向南，朝着大金川流域行军。于是，父亲他们不得不第二次进入渺无人烟的草地。“这一路上，可以说是险象环生，步步惊心，虽然没打过什么大仗，可遭的罪比打仗苦上十倍都不止。”父亲晚年和家里人聊起这段经历，眼眶总泛着红，“饥寒交迫，脚底下全是冒黑泡的烂泥，稍不留神踩错地方，整个人就往下陷，走着走着，一些战友就没了踪影。”在粮食耗尽的极端困境下，忍饥挨饿成为常态。起初，野菜、草根和树皮还能勉强充饥，但随着行程的推进，只好把牛皮腰带煮软了，几个人分着啃。经过七天多的艰苦跋涉，他们终于走出草地，到达南下集结地。
1936年7月，部队从甘孜出发，经壤塘、阿坝等地穿越草地北上。父亲所在的部队再次面临过草地的行路难、御寒难、宿营难和饥饿等生死考验。父亲凭着前两次的经验，辨“毒水”、避泥沼，走在队伍前面为大家踩出一条安全小路。眼看就要走出草地时，突然遭受冷枪，战友腿部受伤，不能行走，他不顾危险将战友转移到安全区域。8月上旬，部队抵达班佑、包座，10月上旬红一、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
父亲晚年时还经常回忆过草地时的危险与艰辛，他说：“怕下雨，一下雨脚底下就打滑，一不小心就会摔倒掉进泥沼里，还怕踩着草甸陷进泥沼，越往上挣扎，越容易陷进去，天气变化快，雨雪冰雹来去无常。”有时候，腿脚几小时甚至一整天都泡在发黑发臭的泥水里，衣服湿了干、干了湿，蚊虫把腿叮得红肿、溃烂。那时候药品匮乏，父亲只能硬扛着，落下了一辈子的病根。后来跑了好多地方找大夫看，也没能除根，一到夜里就痒得厉害，根本睡不着。我亲眼看见父亲抓得满手是血，那难受的样子我到现在都忘不掉。
父亲腰上那道最深的疤，是在河西走廊战斗中留下的。那时候，他所在部队编入西路军，跟马步芳、马步青等国民党反动武装浴血奋战。一次战斗中，父亲腰上挨了敌人一枪，不能跟随部队继续作战，被送往山上躲避。后来，他乔装成乞丐一边讨饭一边寻找队伍。可下山后不久，他就被敌人抓住，并押去凉州关了起来。后来，父亲被送到马步芳骑兵第五师独立旅的军需处做苦工。
几个月后，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消息传来，所有被俘的红军被释放。父亲收拾好东西正要走，军需官跑过来拦他，许诺只要继续留在国民党队伍里，就给他钱、帮他娶媳妇。父亲当场就回绝了，出城找到城外集结的被俘战友，一路走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父亲这一辈子，干工作兢兢业业，生活上省吃俭用，从来没为自己和家人谋半点私利。最有意思的是，他每年在家里召开一次“家庭民主生活会”，一家人坐在一起，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离休后，父亲也闲不住，每天读书看报，经常到学校给孩子们讲红军长征的故事。他还经常教育我们：“红军长征走的是信仰的路，你们往后不管走多远，都要像当年我们跟着红军走那样，踏踏实实跟党走，一步都不能偏。”（孙俊芳 口述 陈春林 唐渝川 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