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南玉瑞，1929年4月出生于山西省沁源县。1940年加入抗日儿童团并任团长，1944年加入八路军，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经历上党、洛阳、两广等战役。1964年转业，1984年离休。荣获二等战斗模范、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一等奖等荣誉，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章。
我叫南玉瑞，1929年出生在太岳抗日根据地的沁源县。抗战时期，这里驻扎着党政机关与八路军主力，因此也成为日军的重点“扫荡”区域。他们所到之处，执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枪炮声、爆炸声、哭喊声，常常在我耳边回荡，给我的童年蒙上了沉重的阴影。
1940年，村里组织抗日儿童团，11岁的我第一个报名参加，并被大家推选为团长。每天天不亮，我就带着儿童团的“娃娃兵”守在路口站岗放哨，仔细检查过往行人的路条，防范敌人搞破坏。那时候，我们虽然年纪小，但都想为抗战出份力。
有一天，我们像往常一样站岗放哨，突然看见远方冒起浓烈的黑烟。于是，我们几个胆子大的“娃娃兵”便前去一探究竟。还没走到现场，空气中的烧焦味混合着血腥味就飘了过来，让人恶心想吐。继续往前走，我们看到眼前到处都是血肉模糊的尸体，四百多名乡亲被鬼子屠戮殆尽!这一幕像是一把烙铁重重印在我的心上，让我常常半夜从梦中惊醒。一个信念越来越坚定：我要去打鬼子，保家卫国!
1943年，得知部队正在招兵，我便偷偷跑去报名，可在半路上就被赶来的母亲拦住了。她死死地拽着我，泣不成声。因为我三哥已经牺牲在了抗日战场上，母亲不想再经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说什么都不让我参军。但我早已下定决心——一定要亲手把日本鬼子赶出去!第二年7月，我记得很清楚，在父亲和舅舅的支持下，我趁母亲外出探望外婆的间隙，再次奔向招兵点。母亲得知后要回来拦我，多亏舅舅拉住了她。很快，我穿上了军装，成为八路军太岳军区决死队第一旅三十八团特务连战士，正式踏上了保家卫国的路。
那时条件艰苦，我们整个连队只有一挺机枪，子弹更是金贵，平时训练都舍不得用，只有在战场上才拿出来。老兵对我说，没有子弹的时候就拼刺刀，哪怕赤手空拳，也绝不投降!有一天，我们排正在山区开荒，突然遭到日军的包围。混乱中，一个鬼子端着刺刀朝我直冲过来。我当时年纪小，力气不如他，只能硬着头皮举起开荒工具格挡。与刺刀相撞的瞬间，手臂被震麻，几乎抬不起来。眼看刺刀再次向我刺来，我心里一紧：我还没杀几个日本鬼子，难道就这样牺牲了?被刺中的瞬间，只觉腰上一沉——后腰包袱里乡亲们纳的厚底布鞋，挡住了刺刀!我趁机滚进受惊的牛群中，借着牛群的掩护躲了过去。
脱险后，我顾不上身上的伤，立即回去寻找战友，远远看见班长中枪倒地，大腿被刺刀贯穿，血染红了衣裤。我拼尽全力将班长拖进牛群，然后转身疾呼，让大家借助牛群掩护战斗。最终，全排只剩下一个班的战士成功突围。那场战斗，是我第一次直面生死考验，也让我真正懂得了“战士”二字的重量：不仅要勇敢，更要担当。
我所在的特务连电话排主要任务是保障通信畅通。在战场上，电话线是连接前线和指挥部的“生命线”，如果通信断了，指挥便会“失灵”，战士们就会非常危险。
1946年，我们班跟随尖刀连行动，参与侯马战役。我的任务是“前线推进到哪，电话线就架到哪”!前哨连距团部二十里，沿途没有正规电线杆，敌军火力又密集如雨。我只能别着手榴弹、冒着炮火，往返于团部与前哨连之间，把电话线架在树干、田埂等隐秘的地方。一次，一枚炮弹在我身旁爆炸，巨大的冲击波把我震晕了过去。等醒过来后，我耳朵里仿佛塞了厚厚的棉花，什么都听不清楚，只有轰鸣声在脑袋里回荡。我来不及理会伤情，立即爬起来继续架设电话线，保障了通信的畅通。在这场战役中，我被评为“二等战斗模范”。也是在这一年，未满18岁的我，在一张缴获的卷烟纸上写下了入党申请。不久后，我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旗下宣誓的那一刻，我热泪盈眶，心里默默许下“为革命奋斗终身”的誓言!
1948年，组织考虑到我鼓膜被震破，听力受损，将我调任团部宣传员。宣传工作虽然不在战斗一线，但在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坚定胜利信念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可我连高小都没毕业，字都不认识几个，对怎么做好宣传工作一无所知。为了不辜负组织信任，我天不亮就爬起来学习，拿着识字课本，一个字一个字地认、一笔一画地写。遇到不认识的字，就拉着团部的文书、指导员请教，把生字的读音和含义记在小本子上，休息时就掏出来反复看。最难的还是唱歌，那些弯弯绕绕的音符，在我眼里就像乱爬的小虫子，我怎么也记不住。后来，我把谱子贴在寝室墙上，让战友一遍一遍地唱给我听，然后自己每天跟着哼唱，最后还真学会了。后来，我教战友们唱《我为人民扛起枪》等歌曲，把胜利的希望和优良的作风传递到战士们心中。
1955年，我调任炮兵第二预备学校学员三队指导员，调研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好几次途经家乡，却因为时间紧任务重“过家门而不入”。1964年，我转业到原重庆望江工业有限公司，开始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直至1984年离休。
离休后，我觉得自己还能做些事情，便在重庆两江新区郭家沱街道创办了“红星讲堂”，开始了我的宣讲生涯。我走进社区，给居民们讲抗战故事;走进学校，给孩子们讲革命先辈的牺牲精神;走进军营，和年轻战士们分享战斗经历。这一讲，就是40多年。
40多年间，听众换了一批又一批，但我没想过停下来。有人问我，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还要奔波?我说：“我怕我不讲，这些故事就没人记得了。”
回首这一生，我是幸福的、充实的。为了打鬼子，我早早地离开母亲，很多年都没回过家，很多次和死神擦肩而过。生离死别、生死一线成了家常便饭，但我从未害怕，更没有后悔!我常常想，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跟着党一路走来，亲耳听到了胜利的号角，亲眼见证了国家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只要还能说话，我就会继续把红色故事讲下去，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用一生践行“为革命奋斗终身”的誓言，无愧于心，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南玉瑞 口述 李彦虹 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