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咸淳时期世彩堂刊本《河东先生集》，这一页展示的是柳宗元在永州写的《三戒》。资料图片
湖南永州柳子庙内的柳宗元塑像。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广西柳州柳侯祠。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长安 俊杰廉悍 渐悟为官之正道
唐元和十五年（820）七月，历经1500多公里的颠簸，柳宗元魂归故里，葬于万年县（今西安市长安区）的家族墓地中。
中国人重视叶落归根。长安，是柳宗元的根，是他曾叱咤风云的舞台。柳宗元，字子厚，祖籍河东郡（今山西运城永济、芮城一带），大历八年（773）出生于长安。柳家是一个官宦世家，良好的家学传承为其文学才华打下了基础，优秀的家风涵养了他的高尚人格。
父亲柳镇对他的影响很大，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提到了柳镇，“以事母弃太常博士，求为县令江南。其后以不能媚权贵，失御史。权贵人死，乃复拜侍御史。号为刚直，所与游皆当世名人。”寥寥数语，写出了柳镇的为子孝顺、为官刚直。
柳宗元21岁进士及第，在长安崭露头角。后来，他又参加了博学宏词科的考试。唐代进士及第后，获得的是任官资格，“例须守选”，即在家等待参加吏部的铨选，守选时间长短不一，有长至十年者。若要较快进入仕途，可参加吏部举行的博学宏词科考试。该科对应试者要求很高，却难不倒柳宗元，他中榜后被任命为集贤殿正字。
这虽然只是一个参与编校典籍、整理文书的低级文职，但为任职者提供了一个参与朝政议事的渠道。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这样描述这一时期的柳宗元，“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彼时的柳宗元俨然是一颗闪耀的政治新星，以其渊博的学识、不俗的谈吐，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贞元十九年（803），31岁的柳宗元被任命为监察御史里行。唐代御史台设三院，分别是台院、殿院、察院，察院设监察御史和监察御史里行。监察御史里行虽“俸禄有差，职事与正同”。担任这一官职，让柳宗元对官场的生态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于何为好官他已有了自己的答案。
写于这一时期的《送宁国范明府诗序》表露了柳宗元的心迹。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要是调到基层任职的话，最好是调到距离京畿较近的地方。范传真从县尉升任县令，但要从京兆武功县（今陕西武功）调往一千多公里外的宣州宁国县（今安徽宁国），这在当时许多人看来实在算不得美事，可范传真却认为，能为百姓谋福利的职位都是好职位，并响亮地提出，“夫为吏者，人役也。役于人而食其力，可无报耶？”他的高风亮节引得同僚纷纷赠诗赞颂，柳宗元亦感其德行，为这些诗作了序。范传真上任后，大力兴修农田水利设施，将“稂莠蔽川，嘉树不长。氛烟塞路，清泉不发”的宁国县治理得“物景明媚”。
“夫为吏者，人役也。”这句闪烁着民本思想光辉的朴素宣言，深深撞击着柳宗元的心灵，激荡起强烈的思想共鸣。
安史之乱后，外有藩镇坐大，内有宦官干政。唐顺宗即位后，以王伾、王叔文为首的一批官僚士大夫积极推行革新，打击宦官和贪官，史称永贞革新。这场革新仅维持了100多天便宣告失败，参与其中的柳宗元也由礼部员外郎被贬为邵州（今湖南邵阳）刺史，在赴任途中，又被加贬为永州（今湖南永州）司马。
从都城长安坠入荒僻之地，柳宗元难免失望，却不改其志。唐代的许多文学家都做过某地司马，如刘禹锡曾为朗州司马，白居易曾为江州司马。司马成了安顿被贬官员的闲职。柳宗元在永州闲居十年，虽然无法通过施政为百姓办实事，但他以笔为刃、剖开时弊，让“吏为民役”的思想借助一篇篇文章闪耀于当时，流传于后世。
在《送薛存义序》一文中，柳宗元发问“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直白地表达了心中理想的官民关系；在《贞符》一文中，柳宗元直言“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批评祥瑞符命，强调施政以仁、以德治国。
回望历史，柳宗元“吏为民役”的思想是对传统官民关系的突破性反思，他的知音想来是不多的，所以他倍感孤独。也正是在永州，柳宗元写下了传世名篇《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柳宗元便是那独钓寒江的渔翁。
柳宗元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人刘禹锡评价柳宗元的文章“粲焉如繁星丽天，而芒寒色正”；宋人欧阳修评价柳宗元的文章“出语多崔嵬”。从长安到永州，再到柳州，柳宗元一生仕途坎坷，却也成就了他诗文的高峰。文以立心、文以载道，让我们从柳宗元的人生经历与文学作品中品读他的清廉底色与为民情怀。
永州 文墨抒怀 寓言之中廉意深
作为一位心系黎民的文学家、政治家，柳宗元的文章是号角也是武器。他在《愚溪诗序》中写道：“予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他通过一篇篇精巧辛辣的寓言来揭示官场弊病，阐述“贪则亡、廉则安”的朴素道理。
在永州，柳宗元大量接触底层百姓，对民生疾苦有充分了解。《捕蛇者说》是柳宗元的名篇，永州产蛇，蛇有药用功能，蒋氏是一位靠着捕蛇来免除赋役的穷人。蒋氏的父亲、祖父都死于毒蛇，他自己也几次险些丧命，却不愿放弃这个差事，因为“则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捕蛇固然不幸，承担赋役更加不幸。对此，柳宗元发出了“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的疑问，直指当时繁重的赋役给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在《蝜蝂传》中，柳宗元在第一部分描写了小虫蝜蝂善负物、喜爬高，最终跌落而死。第二部分则讽刺那些如蝜蝂一般的官吏，他们见到钱财就不放过，不知道钱财会成为自己的累赘，只担心积累得不够多。这些贪得无厌之人即使被罢官或流放也不知悔改，等到被重新起用后继续敛财，不能吸取前人败落的教训。他们名义上是人，智慧却和小虫蝜蝂一样。
《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合称为《三戒》，柳宗元看不惯那些仰仗外物为非作歹，却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大本事的人，希望通过麋、驴、鼠三个动物的故事来警醒世人。
麋因为主人的庇护而不再害怕主人的狗，甚至还把狗当成朋友，三年后麋出门时看到路上有许多别人家的狗，跑过去想和它们一起玩耍，结果被分而食之。柳宗元通过这个故事揭示了依附权势者的愚蠢与可悲。
黔这个地方没有驴，有人从外地拉来了一头驴，老虎看到驴体形很大，以为它很厉害，起初听到驴的鸣叫，以为它要吃了自己。老虎逐渐试探驴，发现它被激怒后只是踢了自己一下，老虎一看驴的本领不过如此，就吃掉了它。柳宗元通过这个故事讽刺了外强中干的无能者。
永某氏因为生在鼠年便特别喜欢鼠，允许鼠在家里肆意妄为，后来永某氏搬走了，新的主人来到这里，众鼠还是我行我素，结果都被灭了。柳宗元通过这个故事暗喻小人得志虽能嚣张一时却不能长久。
跨越千年，这些直击人性软肋、社会病灶的寓言作品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时时提醒人们要防微杜渐、警惕贪欲。
柳州 改易风俗 勤廉为民照初心
元和十年（815），柳宗元从永州回到长安，等来的却不是重用，而是调任柳州刺史。相较于永州司马的闲职，柳州刺史之位让他终于有了为百姓做些实事的机会。在柳州的四年里，他没有沉沦于贬谪之苦，而是将“吏为民役”的理念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惠民举措。
复兴官学、教化百姓是柳宗元到任后的首要举措。他看到“州之庙屋坏”的景象十分痛惜，立即号召重修文宣王庙，并举行祭祀，旨在引导当地“人去其陋，而本于儒”，即摒弃陋俗，遵从儒风。
柳宗元来柳州前，当地没有井水，百姓只能冒着滑坠的风险到江边背水。柳宗元在到任后的次年三月，组织百姓在城北凿井，用时不到一个月就开凿了一口深“八寻有二尺”的坚固水井。柳宗元还公开了凿井费用与物料，“凡用罚布六千三百，役庸三十六，大砖千七百”，并刻石立碑，以表清白。
柳州当地有“典身为奴”的恶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沦为奴婢”，以人抵钱，则人不为人，沦为奴矣。柳宗元认为此俗必须铲除，遂发布政令，对于那些特别穷困拿不出赎身钱而已沦为奴婢的人，在为债主做工期间，可按劳动时间折算工钱。当工钱足够抵销债务时，债主就必须还其自由。柳宗元的这一做法被推广到了别的州县，一年后，免除奴婢身份回家的有将近一千人。
作为当时文坛的一座高峰，柳宗元在柳州时吸引了诸多岭南学子前来求教。《旧唐书·柳宗元传》云“江岭间为进士者，不远数千里，皆随宗元师法；凡经其门，必为名士。著述之盛，名动于时，时号‘柳州’云”。
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实行大赦，柳宗元奉诏回京。可惜同年十一月初八，柳宗元在柳州染病去世，时年47岁。这一年，柳宗元的长子年仅4岁，他去世后，次子才降生，两个女儿年龄也很小。
贬谪的这些年，柳宗元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他曾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哀荒穷毒，人理所极，亲故遗忘，况于他人。”直到柳宗元去世后的第二年，他的灵柩才在同乡裴行立的资助下回到长安。
柳州的百姓没有忘记柳宗元的功绩，他去世后的第三年，在罗池旁为他建起了一座庙，罗池庙现名柳侯祠，已成为柳州历史文脉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临终前，柳宗元曾寄书挚友刘禹锡，“我不幸卒以谪死，以遗草累故人。”刘禹锡不负重托，将柳宗元的文稿编纂成册，传于后世。《柳河东集》的问世，不仅实现了柳宗元“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的志向，更让我们得以跨越千年时光，触摸那一束在困厄中未曾熄灭的理想之火，感受那一份在苦难中依然兼济天下的赤诚担当。（作者 武利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