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最早因梅果的实用价值而被人们认识。梅树木材坚硬，结果为梅子，青梅可以煮酒，梅核可入药。此后，人们逐渐欣赏梅花的高洁，反映出对梅的认知从实用价值到审美价值的变迁。梅与松、竹合称“岁寒三友”，后来梅又与兰、竹、菊共称“四君”。
梅花的自然生命有三个重要特点：第一，梅花花期早，凌霜傲雪而开，寒梅傲雪、不畏严寒成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象征；第二，梅花是李属植物中唯一具有香气的植物，“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都是称赞梅花香气的诗句，人们欣赏寒梅的芬芳；第三，梅花类型丰富，品种繁多，有很多颜色，红梅、黄梅、白梅、粉梅各具特色，“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
梅花的文化生命是与其自然生命紧密相连的。开于寒冬的梅花，是君子人格的象征，是生命力的象征，为中国文化所欣叹。若以中国哲学的视域审视梅花，还可以看出梅花由柔弱坚贞向阳刚大气的转进历程。
“梅”是后起字，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梅，枏也，可食”；《尔雅·释木》也作“枏”。《名物疏》解释“枏”为“枏木似豫章者。豫章，大树可以为棺舟者也”，说明中国古人对于梅的认识首先基于其自然属性，认识到梅是具有高大坚硬品格的树种。魏晋时曹操望梅止渴、青梅煮酒论英雄等故事也是基于梅的自然属性。
宋代是咏梅文学的高潮期。据北京大学“全宋诗分析系统”统计，宋代以梅为题的诗共计6385首。另据学者研究，在收词2万余首的《全宋词》中，与咏梅相关的词作有1120多首，占比达到5.6%。值得关注的是，宋人青睐梅花，与道学精神的展开紧密联系，亦契合这一时代的审美风尚。
宋代的林逋有著名的“梅妻鹤子”之说。据沈括《梦溪笔谈》载，林逋隐居杭州孤山，终身不娶无子，而植梅放鹤，称“梅妻鹤子”，被传为佳话。“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是林逋对梅花的描写。在他的笔下，梅花是孤洁、清高的。陆游的《卜算子·咏梅》说梅花“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也是一派孤洁、清高。宋代是道学崛兴的时代，道学精神要求人自作主宰，追求道德上的完满。受到道学的影响，宋人在审美上是内敛的、沉静的、平远的、理性的。在这两个维度上，梅花都能满足宋人的期待。
在此，梅花更像是柔弱而坚贞的女子，呈现出空灵而超逸的气韵。若仅只如此，梅花的文化生命便不能转进为“君子”。明朝人黄凤池编《梅竹兰菊四谱》，陈继儒将这四种植物合称为“四君”，“四君”的说法自此定型。梅成为四君子第一，不是因孤芳自赏的小情小调，而是气贯山河的大开大合，这与中国哲学与文化精神的进一步展开有关。
元末王冕的《墨梅》集中反映了这种变化。王冕有《墨梅图》传世，《墨梅》诗由他本人题写在此画上，诗云：“吾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黄梅、红梅的艳丽颜色转而为“淡墨”，便少了阴柔的胭脂气，而有了君子淡远悠然的高格；梅花所特有的“暗香浮动”转而为“清气满乾坤”，便少了孤芳自赏的美人寥落，而具有自信昂扬的士子品格。这种品格，一方面，由宇宙返归内心，此梅花开在“吾家”洗砚台，而非“驿外断桥边”，以花表达“吾性自足”的自家心性、不要人夸的“为己之学”；另一方面，又由小我通达于家国，梅花虽在自家园中，但清气自然四溢，元气淋漓，君子弘毅笃行，终有乾坤万里，枝繁叶茂、满目生春。
对于今人而言，若要在百花中推选一种能够反映民族之精神，梅花是当仁不让的。毛泽东同志诗词《卜算子·咏梅》“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借梅花的美丽、积极与坚贞，反映了共产党人的大无畏担当与革命乐观主义精神。1985年，毕生与梅花结缘、在北京引种梅花第一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陈俊愉教授提出“梅花精神”是“艰苦奋斗、不移其志、孤芳自赏、不畏强暴、不屈不挠、铁骨冰心等精神品质”。
一花一世界，承载的是民族文化生命和哲学生命的厚重，唤醒的是人与自然、物理与人心古老的亲缘性的联结、联系性的领悟，启示当代中国人拥清香一缕、行万里征程。（作者：胡晓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