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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现场·照片背后的故事|千年运河与我的十年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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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22日,我正在河北沧州采访,准备吃晚饭时,突然看到手机上显示大运河申遗成功的消息。回到宾馆,我拿上相机就飞奔出去,来到清风楼下的大运河景观带,记录下了大运河夜色。

这是我第一次拍摄大运河,开启了对这一文化符号的探索之路。十年来,我深切感受到,大运河为沿线城市留下了古老的文化印记,在新的历史机遇下再次与现代城市联结。

悠悠河水,见证一座城市的蝶变

在位于沧州市区东南部的大运河生态修复展示区,呈“Ω”状的河道铺展在大地之上。漫步于此,视野开阔、满目绿色,草皮的清香和河水的清凉扑面而来,令人心旷神怡。

多年前我曾来过此地,当时由于长期缺水,河道里杂草丛生,苗圃、鸡窝等私搭乱建非常扎眼。在采访时有市民表示,到河边遛弯这样的事,还需要勇气。经过河道清淤、垃圾清理、生态修复全覆盖等工程,昔日的居民生活“堵点”,如今已成为市民热捧的网红打卡地。

大运河沧州中心城区段已实现旅游通航,从大运河生态修复展示区乘船约20分钟,便可到达南川古渡。汇集美食、文创、民俗等多种元素的南川老街,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南川楼、朗吟楼、百狮园、沧曲书舍等文化景观点缀在运河两岸,与现代城市建筑交相辉映,呈现出一派古今交融的祥和景象。很难想象,四五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老旧民房。

在沧州的市区与乡村,关于运河两岸蝶变的生动事例还有很多。作为一座应“运”而生的城市,大运河在这里绵延200余公里,良好的环境造福了沿岸百姓。“丰草繁花碧水流,河曲千载济沧州”,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徐徐展开。

在运河人家,记录“守艺人”的传承

行走在大运河畔,我记录了很多平凡人的故事,有耄耋老人的“乡土文学梦”,也有千里追爱的感人故事,但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两户栖居运河的人家。

2014年秋,在位于大运河沿线的河北省泊头市,我结识了泊头六合拳的传承人石同鼎,此时的他正和儿子在自己开办的武馆里练武,一把红缨枪在手中呼呼作响。

泊头六合拳有400余年历史,石同鼎自幼跟随父亲习武,是泊头六合拳第八代传人。2006年,包含泊头六合拳在内的沧州武术被整体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石同鼎成为国家级传承人。

“自从2001年父亲离世后,发扬泊头六合拳的重任就落在了我的肩上。”石同鼎说,他编制的《六合拳进校园普及套路》已在泊头中小学进行推广。

通过多年来对石同鼎的采访,我欣喜地发现,泊头六合拳在石同鼎的努力下,走出武馆,走进校园,走上网络,越来越多的人接触到了这项古老文化。

也是在这一年,在泊头军西村一座不大的小院里,我见到了“三痴斋”泥塑第四代传人宋长峰,留着长发的他身着中国传统服饰,文艺范十足。

泊头“三痴斋”泥塑工艺创建于清光绪年间,当地流传有“寺门村的娃娃,黄屯的鼻(哨)儿,范庄的小簸箕儿,拿手要数三痴斋的小泥人”的顺口溜。

宋长峰很健谈,拉着我聊个不停,讲“三痴斋”的历史,讲他心中的发展规划;宋长峰也很专注,制作泥塑时不说话,只顾飞舞手中的刻刀。儿子在他的影响下,不大的年纪已经是一名制作泥塑的好手。

2023年夏天,我在泊头市又见到了宋长峰,他的工作室已经换了地方,比以前宽敞了很多。他的儿子如今已是精壮小伙,打理着“三痴斋”的里里外外。

吴桥杂技,大运河滋养孕育的文化传奇

说到大运河文化,吴桥杂技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吴桥杂技的兴盛发展与运河有着密切的关系。明清时期,漕运的发达带动了沿河流域的经济发展,码头和村镇的兴起,给杂技艺人提供了活动场所。吴桥杂技艺人沿大运河走出家乡,南下北上,远涉重洋闯世界,获得了国际声誉。

吴桥国际杂技艺术学校坐落在大运河畔,在这里除了“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中国学生,还可以看见留学生的身影。2017年,我在这所学校里见到了来自爱尔兰的留学生杰西卡·杜林,时年27岁的她在这里学习呼啦圈和吊环,来中国学杂技前,杜林在都柏林当理发师。

“我知道中国杂技是最好的,所以想来学习。”杜林说,她在学杂技的同时还苦练中文,计划毕业后在中国找一份可以四处游历的工作。

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吴桥学艺,将古老的中国技艺带到世界各地,让中国杂技文化在异国他乡生根发芽。自2002年招收第一批非洲留学生开始,吴桥国际杂技艺术学校已培养留学生600余人。

从2015年到2023年,我还拍摄了多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在绚烂夺目、精彩绝伦的表演中,感受着杂技的文化精髓。

两千多年来,大运河以世所罕见的时空尺度流淌至今。渔火绵延,带来了物阜民丰,留下了文脉传承。一路行走,一路记录,运河两岸的人与事、物与景、欢与笑,所有留在我镜头里的画面,都是我对大运河无限敬意的表达。

记者:牟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