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中国人口出现近60年来首次负增长后，作为攸关未来人口形势的生育率数据备受关注。在近日召开的中国人口学会2023年年会上，一篇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人口学者提交的论文显示，初步测算2022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已下滑至1.09，在目前世界上人口过亿的国家中属于最低生育水平。
本次年会将围绕人口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讨论，会议设74个分论坛，来自全国各地的1400余名专家、学者及人口工作者参加会议。界面新闻获得了部分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李月、王茜和张许颖提交的《生育水平向何处去：回推估计及趋势预测》论文显示，使用存活率方法回推发现，生育政策的调整与完善释放了生育潜能，2014年与2016年中国总和生育率曾向上波动到1.8。之后生育水平快速回落，2020年为1.3，2021年中国总和生育率跌至极低的1.15，初步测算2022年总和生育率已下滑至1.09，低于同期日本的1.29，略高于韩国的0.8。
该论文使用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对1990年以来的生育水平进行了回推估计，发现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第一次跌至1.5以下，2018年再次跌倒1.5以下。该项研究将1949年以来的总和生育率变动数据，输入贝叶斯分层概率预测模型，经过2万次模拟，得到中国总和生育率2050年95%的上限为1.84、下限为0.957、中值为1.444。中国“十四五”期间将出现极低生育水平，未来生育水平回升的空间有限。
2020年“七普”数据显示，中国育龄妇女终生平均生育孩子数已经下降到1.6个。2021年国家卫健委人口和家庭监测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女性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已降至1.64个，一线城市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降到1.29个。“十四五”时期中国将持续出现极低生育水平。
论文作者建议，要动员全社会力量，将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作为社会领域改革的基础性工程。深刻认识低生育及其经济社会影响的严峻性和长期性。聚焦大城市、高学历等中等收入群体，提振生育意愿和水平，建立生育保险、婴幼儿照护、辅助生育三项基本家庭发展制度。采取针对年轻群体的切实生育支持措施，破解年轻一代的生育挤压难题，提振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稳住出生人口失速下滑的局面。促进人口的社会融入，使流动人口真正融入城镇，实现安居乐业，奠定婚姻和生育的社会基础。实施生殖辅助技术推广应用计划和生殖健康专项行动，有效减少非意愿妊娠导致的人工流产，保护生育力。
过去40年，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现代化的推进，中国人的生育观念已发生重大变化。大学生作为青年群体的中坚力量，是未来十年内婚育行为的核心主体，其婚育观念是新型婚育文化构建的基础。浙江理工大学任正委、乔蕊等研究人员提交的《大学生婚育观与新型婚育文化构建——基于浙江省高校的实证研究》显示，相比上一代育龄人群，当前青年群体的婚育观出现了很大变化。
课题组参与的浙江省新型婚育文化调查，涵盖全省四类人群，其中高校学生2459人。
调查发现，半数高校学生认为恋爱不以结婚为目的，三成对婚姻持消极态度，理想结婚年龄反而较早，两成高校学生的理想子女数为0，“儿女双全”仍是高校学生的较主流向往，高校学生的传统生育价值观淡化明显，外在约束和内在观念共同抑制高校学生生育意愿。
该研究发现，大学生群体的婚育观主要存在以下四个问题：结婚不再是人生的必然经历，对婚姻持更加谨慎态度；婚姻不再是实现生育的唯一通道，传统生育价值的认同度降低；婚育推迟的观念极为普遍，生育与事业兼顾矛盾难以调和；新型婚育文化建设缺乏良好的舆论氛围。
基于以上问题，课题组建议从四个方面提出高校学生新型婚育文化构建的对策，一是重视高校体系的人口与婚育家庭国情国策教育；二是加强主流媒体、自媒体和文艺作品的新型婚育文化宣传引导；三是开展涉及婚育的不良舆论环境治理；四是完善新型婚育文化构建的评估指标体系。
从短期看，对未来生活的预期也是影响生育行为的重要因素。山东省妇幼保健院生殖中心主任杨慧军认为，疫情期间中国的出生人口数和出生率出现大幅度下降，该现象的出现可能与育龄女性生育意愿的改变有关。因此，了解疫情期间育龄女性生育意愿的现状及相关影响因素，对进一步掌握疫情对中国生育力的影响，制定相关政策和干预措施，促进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提升、改善低生育力现状具有重要意义。
她提交的《新冠疫情下山东省女性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显示，疫情期间，山东省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显著降低；疫情对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本人收入、丈夫收入、疫情影响婚姻登记时间、广泛性焦虑和生活不满意与打算生育子女数量减少、推迟计划生育时间呈正相关。
该项研究于2022年8月至10月在山东省承担婚前医学检查的机构采取方便抽样的方法开展问卷调查，共收集调查问卷13278份。从抽样数据来看，山东省育龄女性的平均理想生育子女数量为1.77个，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量为1.57个；育龄女性打算生育子女数量、计划生育时间方面，12.2%的育龄女性因为疫情减少打算生育子女数量，打算生育子女数量减少约0.32个。7.9%的育龄女性因为疫情推迟计划生育时间，1.2%的育龄女性因为疫情提前计划生育时间。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杨胜慧、赵雪晴和赵一盟指出，青年女性的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未来人口发展。一个国家的生育潜力表现在育龄人口规模以及其生育意愿，当前育龄妇女规模尤其是生育旺盛期妇女逐步缩减，中国已经处于低生育意愿时期，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显著低于更替水平，两个因素下降叠加影响之下，中国的生育潜力将进一步弱化。
杨胜慧等人提交的《三孩政策背景下的青年低生育问题研究》论文，根据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的数据，对比分析不同出生年代的“80后”“90后”“00后”青年女性的生育行为、生育意愿和影响因素。研究显示，育龄妇女平均初育年龄为26.96岁，生育高峰明显右移；2019年，中国育龄妇女曾生子女数平均为1.64个，“70后”“80后”和“90后”已婚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分别为1.70个、1.69个和1.36 个；“80后”生育二孩的比例最高、“70后”生育三孩的比例最高；“90后”女性生育子女的性别最为均衡。
研究发现，相比“70后”和“80后”，“90后”女性的婚育观念更加开放和积极；周围人的生育行为对自身生育的影响呈代际递增的趋势；已婚女性的代际居住模式差异大，“90后”能获得上一代支持的比重更高；新媒体成为获取育儿知识的主要渠道；育儿支持需求中对便捷托育服务和托育津贴的呼声最高，且代际间差异有所不同。
研究人员建议，应进一步加强生育政策宣传，鼓励年轻人适龄婚育；创建家庭友好型工作场所，避免女性面临生育惩罚；避免育儿焦虑蔓延，净化新媒体传播环境；重视隔代照料作用，解决隔代照料面临的难题；发展多样式照料服务体系，减轻家庭婴幼儿照料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