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傲杰，本名若泽·奥古斯托·杜尔特（José Augusto Duarte），1963年生。毕业于里斯本大学国际关系学专业，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于1990年加入葡萄牙外交部，曾担任葡萄牙外交部行政司司长，葡萄牙驻莫桑比克大使兼塞舌尔、斯威士兰、坦桑尼亚和毛里求斯非常驻大使，以及总统外交政策顾问等职务。2017年12月，他正式提交国书就任葡萄牙驻华大使。
在葡萄牙境内距离里斯本约40公里的大西洋岸边，有一处险峻的海角——罗卡角（Cabo da Roca）。这是葡萄牙的最西端，也是欧洲大陆的最西端。悬崖边屹立着一座顶端为十字架的石碑，碑上雕刻着此地的经纬度以及葡萄牙诗人路易·德·贾梅士（Luís de Camões）《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中的名句：“陆止于此，海始于斯”，刻画了葡萄牙地处欧洲大陆西南尽头，与非洲隔海相望，又联结地中海和大西洋的文明交汇特征。
中国和葡萄牙分处亚欧大陆东西两端，虽相隔山海，但两国关系未曾被阻断，人民友谊历久弥坚，被习近平主席高度评价为“跨越时空的友谊，面向未来的伙伴”。2018年，中葡两国政府签署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葡萄牙成为第一个签署的西欧国家，双边关系更加紧密。近日，记者与葡萄牙驻华大使杜傲杰对话，听他讲述葡萄牙人如何看待自身历史，又如何打造了一个现代化国家，以及如何重新定位自己在世界上的角色。
01
“陆止于此，海始于斯”
《中国社会科学报》：“陆止于此，海始于斯”描绘了葡萄牙特殊的地理位置。葡萄牙被誉为“航海之乡”，不仅拥有辽阔的海洋，还有着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丰富经验，是当下发展“海洋经济”的先锋代表。这种海洋“地利”是葡萄牙人热衷于出海和开发海洋的主要原因吗？
杜傲杰：我们位于欧洲大陆的起始点，面前是辽阔的海洋。葡萄牙人向来喜欢走出去向外探索。一直以来，从里斯本走出去的人远比抵达里斯本的人多。所以直到今天，人们为了更好的生活还是倾向于走出去。但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不仅在于人们要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还在于人们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
历史上，葡萄牙人冒险远航是由多重原因造成的。首先，那时生活条件贫苦，为了生存发展，葡萄牙人不得不向各处移民。这种移民潮并不仅限于葡萄牙，全世界都是如此，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欧洲也有过这样的移民潮。人们为获得更高的收入、谋求更好的生活而寻找出路。其次，葡萄牙人更偏重经商和贸易。人们一直在找寻新地点，开辟新市场，依靠买卖香料和金子等金属，以及其他在欧洲和别的大陆上颇受欢迎的商品拓展收入来源。再次，航海还有宗教原因。葡萄牙是天主教国家，对当时的牧师和信徒来说，出海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皈依天主教，让他们相信这是“唯一正确的信仰”。最后，必须要提到的，就是生活在这种海洋环境中的葡萄牙人不惧怕大海，喜欢出海冒险，与自然相搏。
葡萄牙人喜欢学习不同的语言，喜欢旅行，喜欢探索发现。好奇心是我们身份认同的一部分。我们对其他民族、其他文明充满好奇。越陌生、越多元，越能激发我们的好奇心。如果你去葡萄牙，即使是去最小的村庄，人们也会热情地询问你从哪里来。与此同时，我们也善于与他人相处，与外邦建立友好互利的关系。当然，这也是出于生存的本能。要克服人口的局限性，就需要讲求实际，要和其他国家、其他民族建立友好关系，维护共同利益。一直以来，我们都坚持用沟通和谈判解决问题，这对当今的国际关系也非常具有启发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观点认为，葡萄牙未能把握和充分利用18世纪工业革命的发展机遇。您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杜傲杰：我赞同这种说法。大航海时代探索与发现的经历给葡萄牙带来了诸多深刻变化，同时也改变了世界。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段历史对葡萄牙也是一种负担，并让我们失去了发展的节奏。18世纪如此，19世纪更是如此。18世纪时的葡萄牙还很富有，我们依然能从与巴西的金矿、钻石、甘蔗等贸易中获得巨额利润，该贸易收入一度达到峰值。但在19世纪，巴西开始谋求独立，失去了金矿、钻石的贸易支撑后，我们的经济没能继续快速增长，社会发展也逐渐落后。
造成发展停滞的原因有很多，但归根结底还是统治阶级作风保守，未能及时实行“改革开放”。当时的葡萄牙视贵族价值观为理所当然，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受皇室支配，而葡萄牙迫切需要发展成一个独立于特权阶级的公民社会。当时的英国、意大利、荷兰等都已成功发展为这种公民社会，其经济发展的宗旨是提高人民收入，由此大大激发了社会活力，音乐、文学、哲学等知识创意领域均迸发出创造力。欧洲之所以能够在18世纪和19世纪领先世界，主要在于欧洲各国社会充满竞争。国家彼此相邻，彼此竞争，相互交换观点也相互启发，激发了人的潜能，改进了商业模式，提高了生产效率。然而在葡萄牙，宗教和皇权的势力过大，整个社会缺少自由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社会创造力，打乱了现代化节奏。
02
葡萄牙的现代化之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今天的葡萄牙有哪些亮点可以作为名片推荐给世界？
杜傲杰：旅游业无疑是葡萄牙的重要支柱产业。葡萄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幸运的是，我们没有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遭受太大的破坏，从而能够保存很多城堡、宫殿等古迹。此外，我们大大小小的城市和村庄也受到了很好的保护。这些宝贵遗产是葡萄牙的一大特色。不仅如此，我们还拥有美丽浪漫的自然风光，气候宜人，远离酷暑严寒，因此吸引了大量游客来此度假、休闲放松，享受生活和美食。我们还有美酒，有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可以说，葡萄牙可以给你全方位的乐趣和享受。此外，葡萄牙人非常好客。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我们对不同于自己的人和事物充满好奇，以慷慨和热情招待游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葡萄牙人口只有1000万出头，但每年接待游客高达2000多万人，国内生产总值（GDP）约10%来自旅游业。当然，这是疫情前的水平。对于葡萄牙来说，旅游业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而且让我们对外邦异族保持十分开放的心态。
值得一提的是，葡萄牙还经历了一个多方位现代化的过程。1974年葡萄牙爆发革命，此后便走上了现代化之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发生在物质层面，也包括社会层面的现代化，比如女性角色的变化。今天，在葡萄牙高等学府中，女性占据了多数。现在大多数的医生、律师、法官都是女性，而非男性。这意味着，这些女性有自己的事业和人生目标，并通过自己的努力达成目标。即使在1974年，葡萄牙女性若想出国，还需要征得父亲或丈夫的同意，包括外交官在内的许多职业还没有向女性敞开大门。但现在的情况已是天壤之别。葡萄牙拥有一众杰出的画家、作家、电影制片人和科学家，其中大部分都是女性。可以说任何需要高学历的职业，女性都占据了多数。我们正向中国读者译介葡萄牙文学作品，其中大部分也都是女性作家的作品。这是自1974年以来的社会巨变，而1974年不过是40多年前的事。但变革也带来了消极的影响，譬如葡萄牙现在是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我们正在通过吸引移民、完善社会制度等举措来解决这一严峻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葡萄牙是如何推进社会变革，例如怎样实现女性赋权的？
杜傲杰：教育是社会发展的根本。教育是我们应对贫困的关键举措，也是实现社会中性别平等的重要途径。我们在教育中坚持公平竞争，让男女享有同等的竞争机会。如果说在社会中性别平等是通过教育选择自然而然发生的，那么在政治体系中，实现这一平等却需要一些推力。这一力量来自政治家和女性群体的共同努力。政策上，我们需要确保女性职员占到至少一半的比例，这在葡萄牙很多政府部门已经体现出来。女性自身也需要做好自己的工作，用工作成果说服他人。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提到了葡萄牙面临严重老龄化的问题，但葡萄牙也被评为世界上最适合退休的国家之一，为何会得到这一评价？
杜傲杰：葡萄牙确实可以担此殊荣，原因主要有二。其一，葡萄牙对于外国人来说确实是最佳退休之所，因为优惠的税收政策，使很多富商巨贾都选择在葡萄牙退休颐养天年。其二，葡萄牙拥有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葡萄牙公民可以享受诸多免费、一视同仁的医疗和教育服务。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提到旅游业是葡萄牙的支柱产业，那么新冠肺炎疫情是否给葡萄牙带来了不小的冲击？葡萄牙政府是如何应对的？
杜傲杰：疫情之下，我们的旅游业受到了巨大冲击。由于各种各样的限制，人们无法出门旅行，旅游业自然损失惨重。此外，文化产业也遭到严重冲击。葡萄牙人喜好节日宴饮，我们拥有一众优秀的艺术家及音乐人，却因为疫情蔓延无法演出。过去我们经常举办各种艺术演出，比如戏剧、芭蕾、古典舞等，但现在因人群不得聚集，这些表演也不得不暂时搁置。
理论上讲，疫情之下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是现在我们尚处于风暴中，当下目标还是通过疫苗接种实现全民免疫，从而挺过此次风暴。我们依然为抗击病毒事业提供经济支持。迄今为止我们已经为约55%的公民接种了新冠疫苗，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推进，以确保所有人远离病毒，这样我们才可以放开限制。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提到葡萄牙拥有许多杰出的艺术家，可以为我们介绍几位吗？
杜傲杰：首先是若泽·萨拉马戈（José Saramago，1922—2010）。萨拉马戈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其作品在中国也是广为流传。此外，我们还有在葡萄牙本土非常知名的作家，比如索菲亚·安德雷森（Sophia de Mello Breyner Andresen）。索菲亚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她的诗歌非常精巧。此外，她还擅长儿童文学创作，也有几部作品译介到了中国，我们还在继续推进这项工程。我们还有享誉世界的钢琴家玛丽亚·皮雷斯（Maria João Pires）、画家保拉·雷戈（Paula Rego）。雷戈现居住在伦敦，英国国家美术馆有她的长期展览。该展览颇具启发性和叙事性，对女性议题和女性面临的挑战具有十分敏锐的观察。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还有很多世界知名的科学家，例如埃尔维拉·福尔图娜托（Elvira Fortunato），她成功研制了全球首款纸质晶体管，惊艳世界。
03
立足欧洲 放眼世界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欧盟成员国，葡萄牙在欧盟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杜傲杰：我们是欧盟一员。确切来说，葡萄牙对欧盟政策并不算是外交政策，而是内政。我们的各项立法都基于欧盟的准则和条款，我们工商业的发展和欧盟政策条款息息相关。在欧盟，每天都会有一众外交使团和专家针对环境、工业、金融贸易等领域的问题展开讨论。我们的角色就是参与到讨论中来，讨论结果对我们的生活影响重大。
我们参与这些讨论时坚持以国家利益为基础。我们需要就新发展目标的制定、环境和气候变化应对方案积极建言献策，让每个成员国听到我们的声音和诉求。最终我们会行使投票权，通过协商和其他各成员国协作达成共识。我们这样做，不仅出于对这些政策举措的信任与否，更是因为这些措施与我们的国内事务密切相关。
《中国社会科学报》：今年上半年，葡萄牙担任了欧盟轮值主席国，其间葡萄牙的工作重点有哪些？取得了怎样的成绩？
杜傲杰：我们从今年1月1日至6月30日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疫情之下挑战巨大，但我们迎难而上。我们在轮值期间关注了诸多议题，其中社会议题是一大工作重点。今年5月，我们在波尔图召开了欧盟社会峰会，讨论了接下来的几年里欧盟在社会问题上的行事规则和需要达成的目标。我们将特别关注消除贫困，致力于实现欧盟成员国的均衡发展。同时，我们在应对气候变化上采取了诸多措施，制定了欧盟应对气候变化的新目标。在外交方面，我们探讨了同印度的关系，并向前迈了一大步。
《中国社会科学报》：所以，与亚洲的关系也是上半年欧盟的一个关注重点对吗？
杜傲杰：是的。中国、日本和印度等亚洲国家拥有世界上一半的人口，其重要性不言自明。从经济、政治和环境等层面，我们都无法忽视这些国家。我们不可能撇开中国、印度和日本，独自应对像气候变化这样的全球议题。也不可能撇开它们进行商业改革、制定贸易规则。其他技术性和政治性议题的讨论同样离不开亚洲国家。
《中国社会科学报》：欧盟可以说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先锋。葡萄牙对于应对气候变化持哪种立场？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制定了哪些举措？
杜傲杰：葡萄牙在这方面做了充分的工作。现在，葡萄牙有50%以上的电力等能源是可再生资源，我们几乎已经不再使用煤炭等高污染能源了。
但气候变化如同瘟疫，不存在边界。假设有些方面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措施，而另外一些却反向为之，那么我们一样要付出代价。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宝贵时间，并且正在为这种不当干预自然的人类活动付出代价。所以，我们迫切需要在各国间展开讨论，就此问题达成一致立场。虽然一些国家已经取得了可喜成就，我们还需要说服所有人一起努力。气候变化不是意识形态的争论，而是实实在在的变化，关乎所有人的命运。我们应负起责任，不应把这一问题遗留给子孙后代。
全球温度上升，极地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沿海地区被淹没；极端天气频发，荒漠化严重，生物多样性缺失……气候变化的速度之快、程度之紧急都要求我们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来及时应对。自然环境已经不允许我们以消耗不可再生资源为基础而发展经济了。我们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实现可持续发展。比如，城市管理就可以采取一种全然不同的方式。城市的交通系统如果只仰赖私人交通和燃油车是不可行的，可现在我们却一直在拖延这个问题。所以，不论在欧洲还是在葡萄牙，我们正努力建设一个良好的公共交通系统，避免大城市私家车泛滥。
一直以来，欧盟都十分重视气候变化问题。我们的目标是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并且尽量提前完成目标，但这也取决于欧洲政治动态。例如德国、法国将分别在今明两年迎来大选换届，如果德法两国的新领导班子都能更加重视气候变化议题，我们或将有可能提前完成目标。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几年，欧盟似乎十分重视追求“战略自主”。有专家认为这一策略是欧盟对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政府做出的反应，并担心这一战略会随着拜登任职而被搁置，对此您怎么看？
杜傲杰：提出“战略自主”，意在让欧洲发出自己的声音，独立于世界各大强国。这一战略是一直存在的，欧洲始终需要自己的声音。有时与美国相同，有时也相左。欧洲和美国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但这并不代表我们永远同意彼此的观点。比如，欧盟反对死刑，而美国依然保留死刑；欧盟反对枪支合法，而在美国公民可以持有武器。但重要的是看在一些最重要的议题和价值观上是否一致。所以，不论美国政府由谁执掌，欧盟的“战略自主”会一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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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信互利的中葡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几年，中葡关系发展顺利，您可以介绍一下中葡两国合作中的亮点吗？
杜傲杰：葡中两国的友好历史已经延续了几个世纪。我们在地理位置上相隔遥远，独立发展了属于自己的文明，但两国的历史发展轨迹却有颇多相似之处，充满巧合，比如先后于1910年、1911年推翻了君主制。我们一直坚持通过对话了解对方的立场和彼此的差异，化解分歧，并且坚持求同存异，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发展两国关系。
可以说，是葡萄牙人最先将中国港口介绍到了欧洲，这一点我们深感自豪。在葡萄牙随处可见的瓷砖中大量借鉴了中国的艺术，甚至会把青花叫作“广东蓝”（blue canton），因为青花瓷就是从广东的贸易港运来，成为我们的灵感来源。从某种意义上讲，葡萄牙也推动了中国的全球化进程。后来，我们的政治关系也愈发重要，甚至超过了经济贸易联系。政治外交往来构成了两国关系的骨架和血肉，两国元首互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979年以来，中葡两国历届领导人都曾互访，双边关系发展稳步向好。近年来，受到签证等政策的影响，中国在葡萄牙的投资力度不断加大，涵盖电力、保险、银行等行业。我们非常重视中国在葡萄牙的投资，尤其是在电动汽车和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投资。同时，政治交流依然在中葡两国友好关系发展中扮演关键角色。
《中国社会科学报》：所以，正是这种政治互信使得葡萄牙成为第一个签署“一带一路”倡议的西欧国家。
杜傲杰：的确如此。我们信任中国，不视中国为假想敌。我们认为，签署“一带一路”倡议可以实现互利共赢。但可惜的是，受疫情影响，“一带一路”的合作到目前为止主要还是停留在政治层面。我们期待未来能在该框架下开展合作，并看到更多的经济收益。正如你所说，签署“一带一路”倡议是两国政治互信的体现，也是两国合作共同愿望的体现。
《中国社会科学报》：然而，在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有所抬头，背后的原因有哪些？
杜傲杰：这一现象在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成因。民族主义对国家来说还是颇具吸引力的，我们很容易相信自己比其他人更勇敢、更优秀。比如，在我小时候，我非常喜欢看蒙古骑兵驰骋沙场的故事。征服的故事总是激动人心，但今天看来，这些征服也意味着入侵和毁灭，生灵涂炭没有什么值得热血沸腾的。葡萄牙也是如此，我们历史上虽然取得过辉煌成就，但也是做了很多沉重之事，比如贩卖奴隶。所以说，民族主义总让我们看到自己光辉的一面。我们应该做的是也要正视那些阴暗面。正如中国古代“阴”与“阳”的概念，我们需要找到一种平衡。
爱国是一种朴素的情感。每个国家的人民都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作为一个葡萄牙人，我也为自己是一个葡萄牙人感到自豪，但当我去过的国家越来越多，对当地人的了解越来越多，便觉得我也可以是中国人、莫桑比克人、比利时人、西班牙人或美国人。我可以有很多理由为我的国家感到骄傲，但同时，也可以从一种批判性视角看待祖国，这并不矛盾。正是这种批判的态度才让人类保持进步，创造出更加公平公正的社会。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葡两国都非常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这是否可成为两国合作的重要切入点，以共同推进全球化良性发展以及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
杜傲杰：全球化不仅仅是一种联合国体系下的政治秩序，它更多指的是全球经济贸易上的联系。葡萄牙支持全球化进程，反对经济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我看来，全球化是一项积极进程，但也要看到这一进程给世界上某些地区的产业链带来了负面影响。我们在支持全球化的同时，也有责任确保世界各地产业链的正常运行，尽量保障所有人都能从中受益。很显然，并不是一切都可以建立在自由竞争之上。
全球治理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议题，我们一直都以联合国为中心展开行动。虽然联合国也存在改革需求，但联合国体系是各方认可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各国对话的重要平台。中国是联合国的重要成员国，是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在国际维和行动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单独解决国际性的问题都十分困难，而联合国则集中了各国的力量和权威。我们确实需要好的全球治理。不管是推进全球化健康发展，还是维护世界和平等，在全球治理的机制下显然更容易取得成果。多边主义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多边决策总胜过一意孤行，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隋菁菁对本文亦有贡献）
原标题：在全球化变革中保持开拓与创造——访葡萄牙共和国驻华大使杜傲杰
编辑：刘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