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如何缩小贫富差距？
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是造成贫富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因此，完善合理的分配制度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核心手段
今年6月，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问世，两个月后，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召开，再度研究促进共同富裕问题，共同富裕成为近几个月来各界关注和热议的话题。
如何让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实现共同富裕？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原司长张红宇告诉《财经》记者，2020年，中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这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最大的基础。面向未来，实现共同富裕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当前较大的贫富差距。
基尼系数是国际衡量贫富差距的通用指标，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倘若基尼系数大于这一数值，便有出现社会问题的潜在风险。综合公开数据显示，中国近几年的基尼系数维持在0.46-0.47的水平，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同时，中国的基尼系数在世界排名也较靠前，已经超过了美国的0.45、英国的0.34、加拿大的0.32和韩国的0.35。
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告诉《财经》记者，中国的收入差距放在全球背景下是过大的，而由于收入差距扩大，中国相对贫困的问题也变得越来越严重，1988年中国农村的相对贫困率接近12%，而如今接近18%的水平。
《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当前，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是造成贫富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因此，完善合理的分配制度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核心手段。专家建议从一次、二次、三次分配环节入手，建立合理的分配制度。
调节收入分配秩序
中国贫富差距不容乐观。除了上述提到的可支配收入差距，衡量贫富差距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是财富在不同人群之间的分配。数据显示，中国的财富差距比收入差距更为显著。
根据瑞信《2021年全球财富报告》，财富基尼系数小于0.7为贫富差距较低，大于0.8为贫富差距较大。中国财富基尼系数从2000年的0.599上升至2015年的0.711，随后有所缓和。但2020年疫情冲击下，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不同资产的涨幅不同，一定程度拉大了贫富差距，中国财富基尼系数上升到0.704。2020年中国财富排名前1%居民占总财富的比例也从29.0%上升至30.6%。2019年中国人均财富中位数仅为平均数的35.8%，财富分化程度显著高于收入分化。
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团队宏观研究员华炎雪告诉《财经》记者，经过数据分析，除了收入与财富差距的拉大，居民的社会流动性也在放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流动性加快。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居民的社会流动性开始放缓、财富的代际传递加强，机会不公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凸显，贫困人口上升通道受阻。寒门难出贵子，低收入群体翻身进入高收入的可能性在降低，即收入流动性放缓。
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团队的研究还显示，相比于中间收入群体，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家庭的固化现象更为明显。2010年至2015年，根据调查子女与父母职业收入的关联性得出，当父辈是农民时，约47%的子女未来从事的职业仍是农民。当父辈是高技术人员时，其儿女从事与父辈相同职业的占比为43.2%。
面对贫富差距，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什么？
《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构建合理的分配制度是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的最核心内容。
今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召开，聚焦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提出了系列推进共同富裕的路径和举措，最核心的便是“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
在原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副主任宋晓梧看来，构建各有侧重又内在关联的分配体系，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平台。初次分配重在调动社会各阶层市场竞争的积极性，让一切能够创造财富的源泉都充分涌流出来。再分配重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三次分配重在慈善公益事业，让经济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全体国民。这三个领域的分配制度不可顾此失彼，应当根据经济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进行调整组合。
多位专家表示，当前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环节中仍存在较多问题。
宋晓梧分析，从初次分配来看，主要由市场调节，但当前市场体系和机制还不够完善。以劳动力市场为例，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与社会保障体制造成劳动力市场分割、劳资双方地位不平等的现象普遍存在，致使近3亿农民工的收入长期被压低。这些不是仅仅靠市场就能解决的，需要政府构建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
从再分配来看，中国目前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再分配对于平抑初次分配差距发挥的作用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数据显示，一些发达国家通过再分配，能够将基尼系数从初次分配的0.5左右缩小到0.3左右，中国在初次分配后基尼系数是0.46左右，经过再分配机制后基尼系数变化不大。以社会保障为例，中国社会保障对缩小贫富差距起到的作用约为3%，而西方为30%-40%。
对于收入分配制度，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中国商业与全球化教授项兵则从国际视野的角度提供一些启示。他介绍，全世界中仅有少数的发达经济体实现了共同富裕，这些经济体都有着一些共同的特点：第一，发达而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第二，具有浓厚的社会主义特色的、公平公正的税收及社保体系。美国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虽然有着发达的市场经济和引领世界的慈善公益事业，但是一次和三次分配的组合拳并未让美国实现共同富裕。可见，健全的市场经济和公平公正全面的税收社保体系，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两个必要条件。
初次分配如何更公平
在三次分配体系中，初次分配是实现公平分配最基础、最基本的手段，而市场调节则是初次分配的基础。多位专家向《财经》记者表示，市场是公平分配天然的调节器，当前初次分配进一步改革主要解决的应该是市场不完善和市场扭曲问题。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王小鲁表示，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最关键的一条是市场必须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资源配置如果不由市场来决定那一定会造成不公平的分配。例如由于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造成的不公平分配情况：对某些行业和企业进行行政性保护，阻止某些企业进来，保护某些企业的既得利益。
资源要素市场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五大要素，其中土地市场是生产要素市场中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多位专家表示，当前不符合市场化资源配置比较明显的就是土地资源要素的配置。“中国土地资源以行政配置、集中计划管理为主，市场配置比重很低，政府垄断了建设用地的供给，形成了一套土地财政制度，导致地方政府热衷于抬高地价、征地卖地，得到大量的土地收入，但是农民的土地由于无法进行市场化交易导致农民不能从土地当中得到太多收益，这就属于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平。”王小鲁分析。
对此，多位专家建议，初次分配改革要着重于进一步完善要素市场上，尤其是土地要素的市场化改革要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作用合理发挥了，那对于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平将是有效的校正。”
中央党校原马克思主义理论部主任周为民表示，完善要素市场最关键的是明晰产权、构建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保护好民营企业家等富人的产权很重要，保护好低收入群体的财产权更是一个重要且尖锐的问题。例如，部分城管等工作人员对街上小商贩经营工具和物品的没收其实是侵犯财产权的一种表现，这种行为对这些低收入群体是巨大打击，很可能剥夺了他们最后的生计。再例如，强征强拆等行为也是严重的侵犯公民财产权。“我们一直在强调要让低收入群体增加收入，努力成为中等收入群体，有一项前提和基础必须明确，就是要通过有效地保护产权来为低收入者提供更多的生存机会。”
让市场在初次分配中发挥作用还要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王小鲁表示，不公平的市场在造成不公平分配中起到了较坏的作用，例如，对高新技术企业补贴过程中，在认定高新技术企业时缺乏一套严格的标准、有大量随机的成分，这就会导致分配的不公平。对此，需要政府采取各种措施纠正市场的扭曲现象，但这种纠正并不是说用行政的力量对市场进行干预，而是需要政府构建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
在李实看来，初次分配中劳动力市场的不公平现象较为突出，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同工不同酬、对农民工的歧视、农民工的基本权益无法得到较好保障等现象都是初次分配不公平的体现。
对此，李实建议，加强对劳动力市场规范，完善工资指导线制度，强化对劳动力市场监管，改革工会制度，使得中国能真正建立起工资谈判机制。同时，不断改革、完善和调整不利于公平分配的制度和政策，如对劳动力市场造成分割的二元制的城乡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
发挥税收调节作用
初次分配主要靠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再分配则是靠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其中，税收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要素，是缩小贫富差距最主要、最有效的再分配手段。
9月28日，在《中国的全面小康》白皮书新闻发布会上，针对媒体提出的税务会不会在缩小贫富差距方面起大的作用，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兼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税收在分配当中已经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无论是在初次、再次还是三次分配当中，都要发挥好税收杠杆的作用。
多位专家告诉《财经》记者，对于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当前税收体系还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需要完善，最突出的就是税收结构不合理：间接税太多、直接税太小。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国直接税和间接税比重大概是3∶7。所谓直接税指的是纳税义务人同时也是税务的实际承担者，不能够将这种义务转嫁给别人。相反，间接税则是纳税义务人并不是实际的承担者，这种税是可以进行转嫁的，虽然是名义上的承担人，但是可以将自己的税款从销售的商品上转嫁给消费者。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施正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详细介绍：“间接税主要附加在商品价格中，最终还是由消费者负担。穷人和富人在商品消费上的税负是一致的，但由于富人收入高，实际负担低，而穷人收入低，实际则负担高，这加剧了贫富差距。”
李实表示，事实上以增值税、消费税为代表的间接税是扩大收入差距，而以所得税等为代表的直接税是缩小收入差距。未来，税制改革的重点就是增加直接税比重，降低间接税比重。
多位专家认为，作为收入分配调节最重要的税种，个人所得税的改革进程也必须加快推进。
当前，个人所得税实行45%的最高边际税率。对此，王小鲁表示，税收具有累进的性质，高收入群体应该多做一些贡献，当前45%的个税边际税率过高，且实际上主要针对的是工薪阶层和劳动收入，非劳动收入并不在这个范围内。例如，财产性收入只有20%的最高边际税率，且并不累进，另外财产性收入的一部分还是免税的，比如在资本市场股市中获得的收益就不用缴所得税。
此外，此前个税的改革中推出了综合所得税制，将劳务报酬、工资薪金等四项收入纳入了综合所得，但是这些主要针对的还是劳动性收入的所得税，并没有涉及到非劳动性收入。
“我们的税收对工薪收入要求严苛，对财产性收入比较宽松，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在个税改革中，降低最高边际税率、扩大综合所得的范围将是改革的重点方向。”王小鲁说。
数据显示，除了收入差距，中国的财富差距也较大，而财富差距的问题又较集中地反映在房地产上。相关研究显示，中国家庭财富中70%以上都是房地产。对此，多位专家向《财经》记者表示，未来，房产税、遗产税、赠与税开征也将是大势所趋，这对调节过高收入起着重要作用。
再分配中，除了税收，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也是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缓解贫富差距的重要手段。周为民表示，当前中国收入差距的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不同群体间基本社会保障的差距较突出。
在李实看来，解决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覆盖不全问题、缩小社会保障水平的差距是调节贫富差距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当前城镇中2亿多的农民工群体没有纳入到现行社会保障体系中，他们退休了要自己养老，生病了要自己出钱，失业了没有基本的保障，未来这些人都要纳入到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中去。
增加9亿农民收入缩小贫富差距
缩小贫富差距，绕不开低收入群体，而谈到低收入群体绕不开的则是农村和农民。
李实表示，实现共同富裕最难的就是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按照相关调查数据，2019年，全国依旧有9亿人是低收入人群，而在这9亿人当中，约有1亿人月收入不足500元，约有3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约有7亿人月收入不足2000元。而这些低收入人群主要是农村的农民。
张红宇表示，改革开放43年来，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最大的短板就是农民的收入始终大大低于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2020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3834元，农村只有17131元，绝对收入相差26000余元，相对收入差距1∶2.56。
那么，如何通过增加农民的收入来缩小贫富差距？
在张红宇看来，增加农民收入有三个要点必须把握。第一，要构建一个农民增收的宏观格局，将提高农民收入作为一个焦点问题。第二，在制定共同富裕行动纲领时，增加农民收入应作为一个重要的考核指标。第三，对农民的不同收入要有针对性的控制和解决办法。
张红宇介绍，农民收入主要有四大来源——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转移收入、长期性收入。其中，工资性收入占整个收入的比例约为42%，是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因此，一方面要让农民的基本收入来源得到保障，保证农民工工资的如期兑现，减少拖欠农民工工资等情况；另一方面，要努力让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和城镇居民同步增长。此外，通过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大力发展农村产业，推进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增加农民就业岗位。
第二，增加农民的家庭经济收入。家庭经济收入占农民总收入的35.5%，主要以农业生产收入为主，而这一收入很重要的就是农产品的价格。对此，要保持农产品价格的合理水平，加大农业补贴力度。第三，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是最少的，只占全部收入的2.4%，这也是农民收入与城镇收入差距大的重要原因，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原因是，农村的土地和宅院等资产无法交易，不能实现财富化。如何通过加强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在农民土地权益以外，再增加农民的财产收益潜力很大。第四就是增加对农村的转移性收入。
“如果在这四个方面努力，农民收入就可以上去。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要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济收入，然后才是其他收入。”张红宇说。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部副部长卓贤看来，技能的差距对收入的影响非常大，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和发展技能，让他们获得持续创富的能力。
卓贤介绍，对于农民工来说，获得人力资本提升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在工厂里面学习技能，之后甚至可以创业。对此，发达国家有很多模式可以借鉴，例如，德国和日本，十分注重技术进步和机器设备的更新与劳动力的结合。例如，德国很多企业在更新自动化设备时，会让一些工人参与机器设备的购买，在购买中参与设备的操作和学习。
9亿低收入人群的增收问题，2亿农民工群体的基本保障问题，公平分配制度的构建问题，每一项问题的解决都是复杂且艰难的。可见，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系统、复杂、艰巨而漫长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