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百廿星辰 | 中国病理学先驱，齐鲁医学院泰斗侯宝璋先生
来源:山东大学
两世纪弦歌不辍，双甲子代续风华
站在迎接百廿校庆的历史节点
让我们一同回望校史上
那些在山大留下印记的名师大家
斯人或已逝，但恰似不灭星辰
映照山大，熠熠生辉
让我们跟随姗姗一起走近
中国病理学先驱、著名医学教育家、知名爱国民主人士
侯宝璋先生的传奇一生吧
侯宝璋肖像
医学泰斗，名震海外
1893年，侯宝璋先生出生于安徽省利辛县的一个中医世家。年少的侯宝璋虽然有志于医，但家庭条件艰苦，不得不到怀远教会开办的民康医院当中，一边帮工一边学习。侯宝璋卓尔不群的品性和求知若渴的精神，使医院负责人大为感动，决定由医院留用并保送其入含美学校学习，毕业后又被保送至南京金陵大学预备班。1916年，侯宝璋进入北平协和医学校求学，后来又入齐鲁大学医学院（山东医科大学前身，2000年并入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学习。1920年侯宝璋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任教，从此开始了他在齐鲁大学的教学、科研生涯。
侯宝璋先生所研究的领域是病理学，这是一门研究病因、发病过程及病变本质和规律的科学。现代病理学在中国的传播起源于20世纪初，侯宝璋1934年撰写的《实用病理组织学》便是中国人研究现代病理学的开端之作。此外，侯宝璋对多种流行病都做出了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在抗战爆发后，齐鲁大学内迁成都，他亲自翻山越岭到川西、川北的高原山区进行调查，探明了黑热病媒介白蛉子在当地的分布，其对科研的执着精神成为了一时典范。
侯宝璋的学术成就使他在国际病理学界享有盛名。1948年，侯宝璋接受英国政府教育部聘请出任香港大学二战结束复校后第一任中国籍的病理学教授兼病理学系主任；1958年他被选为伦敦肿瘤学会第七届委员会执行委员；1960年当选东京第二届国际防癌会议主席团成员；1961年香港大学授予他荣誉科学博士学位。侯宝璋先后被推荐担任英国皇家学会病理学会终身委员、美国病理学会会员、香港当局医务部病理学顾问。1962年侯宝璋从香港回到内地，又被选举为中国医学总会理事。
学贯中西，通今博古
在医学研究之外，侯宝璋对于中华传统文化也有非常深厚的造诣，他将自己的专业与爱好结合起来，在中国古代医疗史领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医疗史研究需要在卷帙浩繁的历代文献典籍中搜寻有关疾病的记载和描述，进而用现代医学作出科学结论。如1942年侯宝璋发表的《为司马相如的病下一诊断》一文，在深入研究史料对司马相如的记载后，判断其患有糖尿病。抗战期间，他与同在成都的李约瑟博士就中国古代科技史进行了深入交流，后来李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出版，还在序言中专门向侯宝璋致谢。抗战胜利后，侯宝璋应邀赴美讲学，介绍中国古代医学技术发展，如“中国古代解剖史考”、“中国古代结核史考”、“中国古代杨梅疮（梅毒）考”等，获得国外学术界一致认可。
侯宝璋擅书画、好收藏，交游广泛。据其孙丘小庆回忆，“他的好友里既有黎雄才、关山月等这样的岭南画家，也有赵望云（黄胄先生的老师）、胡洁青（老舍夫人，齐白石大师的高足）等这样的北方画家。”老舍先生曾送他一首诗赞云：
余钱买字画，斗室傲云烟；
心悦为珍品，神游乐自然。
侯宝璋一生收集了数千件文物古籍，在归国后，分三次陆续捐赠给了故宫博物院，充分彰显了老一辈学问家的高尚品德。
关于侯宝璋的传统文化造诣，还有一个小故事可资旁证。抗战期间齐鲁大学（齐大）与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女大）等高校共同在成都华西坝办学，一日侯宝璋讲课之余，以此为题为同学们出了一条对联：“金男大，金女大，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齐大非偶”。上联巧妙地将三所大学的名字嵌入其中，课堂上无人能对。该联被《新民报》记者听闻，遂刊登在报纸上，征集下联。不久后有人以成都的两所小学作对：“市一小，市二小，一小在南，二小在北，两小无猜”，此对联一时间被传为美谈。
侯宝璋书法《跋王穉登行书致侄八札卷》故宫博物院藏
爱国志士，宣劳国事
“酌导民言，宣劳国事，华风启大同”，这句歌词体现了师生炽热的家国情怀，侯宝璋用他的一生践行了对国家的热爱。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齐鲁大学在前往大后方和留在济南之间举棋不定。当时侯宝璋已经接到其他医院的聘请，不随校内迁还可留下享受优厚的待遇，但他不为所动，力主内迁，一手操持了医学院师生和重要标本的转移工作。在齐鲁大学最艰苦的日子里，侯宝璋与师生同甘共苦，共克时艰。漫漫内迁路上他深孚众望，成为了齐鲁大学师生敬仰的中流砥柱。1938年，侯宝璋奉调贵阳，参与了贵阳医学院（现贵州医科大学）的筹建工作，为抗战大后方的医学人才培养做出了巨大贡献。
1948年，侯宝璋接受香港大学邀请，出任港大病理学系主任，他也成为了港大复校后第一位中国籍病理学教授。在职期间，他自主筹款，为港大医学院设计重建了被日本占领军破坏的病理学馆，建立了一所完整体制的为教学科研临床服务的病理学科大楼，多次与东南亚、日本及英美科学家进行学术及业务交流，大幅提高了港大病理学科研究水平。
在港任教期间，侯宝璋为内地和香港的科学文化交流出力颇多。1952年，他把次子侯健存由港大送回内地工作，支援国家的文化建设；1955年，他组织包含香港大学医学院人员在内的英国医学家代表团访问北京和广州；1956年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侯宝璋随同香港医学界人士参与会议；1957年，侯宝璋到北京参加第一届中华全国病理学会成立大会，并作学术报告，随后参加中华医学会年会；1959-1961年间，侯宝璋又应国家卫生部和中华医学会邀请，三次奔赴内地，先后访问广州市各医学中心和中央卫生部及该系统各医学中心，从事学术交流活动。
1962年，从香港大学荣休的侯宝璋回到内地，被聘任为中国医科大学（现北京协和医学院）副校长。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了侯宝璋伉俪和其子侯建存，并在中南海西花厅设家宴为他们洗尘。作为从海外聘请的专家，侯宝璋担任副校长的每月工资是人民币500元，这比当时国家主席的工资还要高，对此侯宝璋既感激又不安，仅1962年一年，便三次申请减少工资。归来时，侯宝璋曾为我国订购了一批先进的科研仪器设备，带回自己多年收集的珍贵的实验标本及数百份图片资料；在北京，他一手建立了当时国内最先进的分子病理学实验室。数十年来，侯先生为我国培养了大批医学科学人才，许多人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病理学界的翘楚和模范。
艰苦环境下求学研医
始终坚守责任和理想
不负家国 不负热爱
人文与科学并举
艺术与病理双馨
七十余载芳华
心怀桑弧蓬矢
医学泰斗，病理先驱
学贯中西，桃李天下
先生风仪，如圭如璋
爱国荣校，一生传奇
侯宝璋先生以学术和人格的光芒
鼓舞着后来的山大学人不断前行
不畏艰难，气有浩然
学无止境，坚守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