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福庆 | 他留下的光，一直照耀到了2020年

原标题：颜福庆 | 他留下的光，一直照耀到了2020年

来源:重庆医科大学

 【编者按】 1955年初，遵照中央政治局关于沿海工厂学校内迁的指示，高教部3月30日向中央上报了《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一九五五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其中提出，交通大学迁西安，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以下简称上医）迁重庆。陈毅、陈云、刘少奇、朱德、彭真、邓小平、周恩来等7位中央领导审阅并同意了这个报告。

   4月7日，上医得到卫生部关于迁院的指示后，立即开展筹建工作，成立了重庆医学院筹建委员会。著名医学教育家、上医创始人、时任上医副院长颜福庆担任筹建委员会主任，拉开了重庆医学院建设的篇章。颜福庆的名字，深深的铭刻在重庆医科大学的历史长卷上。

以下全文转载至复旦大学出版社官方人民号

2020年，“颜福庆”这个名字被频频提及，提到他的人，包括人称“张爸”的硬核医生张文宏教授。

5月8日，张文宏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演讲中表示：

“

“跟闻玉梅老师和建立中山医院的颜福庆老先生比，我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颜福庆老先生那时的志向是，我虽然是在美国毕业，但是回到中国，我一定要建一个中国自己的医学院。所以他到处游走，拼命募捐，把所有的钱都捐到了医学院。1927年建立了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复旦大学医学院前身），在此之前我们都没有教学医院。许多知名医院的最初，都是在一个个基金会支持下得以建立发展。而社会上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让大家把钱拿出来支持医学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前两天我到图书馆看了颜福庆老先生的毕业论文，他在耶鲁的毕业论文居然是结核病，是研究结核菌素在结核病诊断中的意义，结核病到现在都没有结束。所以只要涉及到传染病，医生的视野一定会超出疾病本身。就像有时候我给大家讲吃粥还是喝牛奶的问题，大家不要觉得奇怪，因为它超出了这个疾病本身，这更是一种健康的精神，需要全社会一起参与才行。”

”

6月5日，张文宏在《2019冠状病毒病——从基础到临床》海外版新书发布会上提到：

“

“我们（复旦上医）第一任校长（颜福庆）当时是从耶鲁医学院毕业回来的，他就是翁心华老师讲的“绿皮车”，学传染病的，他的毕业论文是什么？大家如果有空到（复旦图书馆医科馆）五楼看看，他在耶鲁的毕业论文是关于结核病的诊断。结核病的诊断是什么意思？这是我在传染病工作方面最主要的一个，我在新冠来临之前做了很多研究。他是非常重要的公共卫生的专家，在中国但凡有传染病蔓延的地方，他都要去。

为什么疫情来了，全世界控制的结果是不一样的？面对这次疫情，有的国家两到四个月就已经完全控制，不同的人可以从不同的层面去阐述这个问题。他以天花的防控为例，认为最为有效的手段依然是追踪和隔离。伍连德和颜福庆在1915年创建了中华医学会，他们的抗疫故事被写进历史。”

”

11月19日，第13届“银行间慈善日”上，张文宏在互动活动中再次提及：

“

“中国的医生需要哪些精神？我认为，医生首先需要精英精神，因为面对的是生命；但在中国，医生还需要大众精神，扎根落地服务大众，是救死扶伤的担当，也是中国医生永远的使命。今年在华夏大地上的这场抗疫战，便是中国医生体现精英精神、大众精神最好的战场。

1927年国立上海医学院创立，院长颜福庆教授于1933年担纲上海市肺科医院首任院长。颜福庆本身是一位擅长结核治疗的公共卫生领域专家，精湛医技凸显了他的精英精神，而建立这样一座当时主诊肺结核的医院，一花一树、一草一木老先生均亲历亲为，这正是医生大众精神最好的写照。”

”

颜福庆先生何许人也？

他是第一位在耶鲁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亚洲人，上海医学院创始人，也是中华医学会的第一届会长，著名医学教育家、公共卫生学家。毫不夸张的说，颜福庆先生是现代中国现代医学教育的先驱和重要奠基人。

1882年7月18日（农历），颜福庆出生于上海市江湾的一个清贫的基督教世家。父亲颜如松曾在美国留学学习，是圣公会牧师。在兄弟姐妹五人中，颜福庆排行第二。

6岁时，其父感染伤寒去世。从7岁起就寄养给伯父颜永京（圣约翰大学首任华人校长，民国外交家，北洋国务总理颜惠庆之父）。

牧师，心理学家，圣约翰大学首任华人校长颜永京

1894年，颜福庆入圣约翰书院读中学。1896年，圣约翰书院创办医学部，上海同仁医院为教学医院（同仁医院创办人吴虹玉牧师为颜福庆之舅）。

1898年，伯父颜永京去世。

1899年，颜福庆成为圣约翰书院医学部第二届学生，1903年毕业（当时未授予学位），入上海同仁医院当实习医师。

1903年，颜福庆在上海同仁医院做实习医生期间，与曹秀英在教堂举行婚礼（曹秀英1882年出生于上海一富裕的基督教家庭）。

夫妻俩育有多个子女：1909年长子颜我清出生；1910年次子颜士清出生；1912年次女颜湘清出生；1919年幼子颜瑞清出生。

1904年，毕业后的颜福庆志愿到南非担任矿医，为开矿的华工治病。然而，真正到了南非，他才知道那里的环境有多恶劣：无数华工遭受钩虫病、矽肺的威胁，想赚钱只得继续下矿透支身体卖命。

颜福庆感同身受，他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多本金矿担任矿医，为华工治病一年余，深受矿工们的尊敬，1905年回国时矿工们集体赠送给其一枚金质纪念章。

在南非金矿劳作的契约华工

1906年，通过插班考试，颜福庆进入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二年级学习。当年，耶鲁大学医学院招收了25名新生，颜福庆是唯一一个黄种人，也是后来第一位获得耶鲁医学博士的亚洲人。

在耶鲁，颜福庆接受了严格而系统的医学教育，为了迅速学习国内学不到的知识，他全力以赴，通宵达旦的苦读，成绩优异。

耶鲁学费贵，生活开销也大，求学期间，生活艰苦，颜福庆打零工推销茶叶赚取生活费。

耶鲁大学医学院的一次课堂教学，前排左起第六人颜福庆

（复旦大学档案馆提供）

1909年，颜福庆毕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毕业论文是关于结核病诊断领域的。因其学习成绩和论文均属优异，从全班25位学生中脱颖而出，荣获了耶鲁优秀博士毕业生称号（当年共3人）。而他也是历史上第一位获耶鲁医学博士的亚洲人。

1907年颜福庆与耶鲁大学医学院1909届同学合影，后排左起第三人颜福庆（ 复旦大学档案馆提供）

颜福庆的耶鲁大学医学院毕业照（原件藏耶鲁大学图书馆）

留美期间，颜福庆在参加社团活动方面表现得较为积极。他在耶鲁期间加入了耶鲁学院的重要基督教传道组织“雅礼协会”，并为之服务20余年。日后，颜福庆在中国医学领袖地位的奠定，也有赖于该组织的大力支撑。

1909年3月，雅礼协会为进一步发展在中国的事业，决定聘任颜福庆为雅礼学堂教员，派遣其到长沙工作，同时提供孩子抚养费。

1909年7月，颜福庆赴英国利物浦热带病学院进修获得热带病学学位后，于同年12月返回中国。1910年2月27日，颜福庆抵达长沙，进入雅礼医院工作。长沙雅礼医院是受雅礼协会指派来中国传播西医的胡美博士在1905年创办，已经苦苦支撑了5年，整个医院就他一人。

当时中国人惧怕西医，西洋医生穿的白大褂被认为是出殡的丧服，普遍不为人们所接受。

尽管诊费不贵，但大家并不信任，问诊者寥寥。对在诊所里护养治病相当排斥，甚至把西医塞进嘴的体温计看做是下毒。

颜福庆凭着一张东方面孔，让当地百姓有了亲近感：

“雅礼医院来了一个中国人医生，他医术精湛，为人和善。”

因为他，人们慢慢对西医产生了信赖，不少士绅专程请他到家中看病，长沙的学校也请他去讲医学知识。

在此期间，颜福庆曾经接待过一位姓毛的年轻人，他背着产后不久的妻子，有些胆怯地询问，自己身上的钱不够，不知能否减免一些医疗费。当时湘雅医院是有免费病床的，但是须经过院长的批准。

医者仁心，颜福庆对所有来看病的病人都充满仁爱，一如过去他在南非时治疗的那些矿工。他很快同意免费治疗那位女病人，没有问病人的姓名，也没有注意到，医疗卡上病人的名字叫杨开慧。

因为西药见效快，诊费全免，在湖南的局面逐渐打开。但随着西医站稳脚跟，教会医院的收费也逐渐攀升。

在洋人创办的医院里工作，久而久之颜福庆心中的那个梦想越发强烈，他想要创办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医院，不再依靠西方。

他认为：一个国家要强大，要务之一，就是国民要有强健的体魄，强身之道，则在医学的基础，因此，在中国创办医学院，改变中国医疗卫生现状刻不容缓。

4月13日，长沙饥民掀起著名的全城抢米风潮。雅礼医院虽免于被抢，但颜福庆家被劫一空，耶鲁毕业文凭被毁。颜福庆赴上海向“上海耶鲁俱乐部”求援获捐助后，返回长沙继续行医。

抢米风潮后，其他西医医疗机构悉数撤离长沙，唯余雅礼。同年雅礼医院开始招收学生，为日后壮大奠定基础。1911年，美国雅礼协会任命颜福庆为永久会员，加大了资助力度。

雅礼医院内的住院病房

恰逢教会医学院和医学校正在考虑与中国政府合作办学的事宜，颜福庆抓住了这个中国发展医学的绝好时机。

1912年，湖南都督谭延闿患大叶肺炎，请来颜福庆会诊开药。谭延闿痊愈后，开始强力支持颜福庆。

1913年湖南省政府与雅礼协会签订“湘雅合约”：拟建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医院、护校。但由于时局巨变，合约施行遭遇诸多不测。

1914年，经颜福庆赴京运作，北京政府终于同意合约。在湖南各界的大力支持下，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湖南医科大学前身）开学，32岁的颜福庆担任校长。在湘雅的创立过程中，体现出颜福庆非凡的社会协调能力。

学院制定了两年预科、加上五年本科的七年学制，为了跟上国际医学步伐采取全英文授课，提高录取分数，即使如此，报名的学生仍然很多。

湘雅医学校的各科成绩以70分为及格，淘汰率高达75%以上。1921年6月，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第一批学生共10人毕业。

毕业生中有与诺贝尔奖擦身而过的沙眼病研究专家的汤飞凡、中国消化病学的奠基人张孝骞、儿科病学的高镜朗、热带病学家应元岳、萧元定、徐维达、吴绍清等等，我国众多一流医学专家都从这里毕业。

1921年首届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毕业生合影，前排左起第五人颜福庆，第七人胡美（原件藏耶鲁大学图书馆）

美国康涅狄克州政府认为“湘雅”毕业生的学识和水平，与其本国医科大学的水平相当，所以依据该州宪法授权美国雅礼协会授予这些毕业生以医学博士学位。1935年以后，中国实行学位制度，对“湘雅”毕业生授予学士学位，但美国雅礼协会仍以博士学位授予“湘雅”的毕业生。

1921年 11月，美国教育考察团来华考察与美国有关的医科院校教学质量，确认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与创办于1906年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均为全国最好的医院之一，从此“北有协和，南有湘雅”。

1926年底，受当时全国形势影响，湖南排外情绪高涨，颜福庆及雅礼协会成员紧急撤离长沙。

1911年春，在雅礼医院工作的颜福庆受两湖总督的请求，积极指挥了湖北京汉铁路鼠疫防治工作，他采取了注射疫苗、捕杀老鼠等一系列的控制疫情的举措，防疫工作取得圆满成功，为日后开展公共卫生事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创办之初，颜福庆就建立了预防医学系。

1916年，颜福庆前往美国哈佛大学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公共卫生进修学习。

回国后，颜福庆向洛氏基金会申请资助，在萍乡煤矿开展了钩虫病的流行病学调查和防治研究。之后，完成了中国工业卫生史上的两篇开创性重要论文：《湖南萍乡煤矿钩虫病感染报告》和《江西安源萍乡煤矿钩虫病的控制》。

矿工们在井下劳作（王簃兰提供）

后来在上海医学院建立之初，颜福庆组建公共卫生科，亲自主持，加强公共卫生教学，大力推行卫生宣教，结合门诊医疗，逐渐开展疾病预防、环境卫生、妇幼保健、口腔卫生等工作。

1929年，颜福庆领导创建了吴淞卫生公所作为公共卫生教学实验区，这是中国第一个农村卫生实验区。在上海医学院的教学中，为了使公共卫生教学落实，颜福庆规定医学专业班学生必须轮转公共卫生教学区一个月。

为了将西医大众化、中国化，雅礼医学院成立当年，颜福庆与卫生防疫学家伍连德共同筹建了中华医学会，将西医学的话语权，牢牢掌握在了中国人自己手里。到今天，中华医学会仍然是中国国家级的医学团体。

中华医学会发起人之一、剑桥大学医学博士伍连德

1910年2月，颜福庆出席在汉口举行的中华博医会大会，成为中华博医会首位中国会员（博医会早期全部为外籍医生）。但当时中华博医会由外国人把控，对华人医生亦有所歧视，这深深地刺激着颜福庆。

《中华医学杂志》创刊号封面

1915年2月，颜福庆、伍连德等21名中国医师在上海参加博医会大会期间，发起成立中华医学会，推选颜福庆为第一任会长。会址定在上海。当时共有会员 232人。

11月，中英文并列的《中华医学杂志》创刊，第一卷第一期颜福庆发表《中华医学会宣言书》。（1932年4月中华医学会与中国博医会举行联席会议，宣布两会合并，仍称为中华医学会，并明确规定，外国人不能任会长、总干事和会计的职务）。

1916年2月，中华医学会第一届大会在上海举行，由首任会长颜福庆主持，这次会议确立了中华医学会的办会基本思想。大会期间，颜福庆作了中华医学会历史上第一场面对社会公众的公共演讲。

他在演讲中说：“医者对于社会，固有应尽之天职。即对于医业，亦当担保护之责任”；“对于医界，则以平日经验，胸中蕴蓄，为之镇中流而标正鹄，不许神圣不可侵犯之名誉，稍蒙不洁”；“不许有畏难心、苟安心、登高垄断心，参错期间”；“但欲收福国利民之效，非市政设法以补助之，不能进行无碍也”。

1916年2月中华医学会首次大会合影。前排右起第六人颜福庆，左起第五人伍连德

创建上海医学院，是颜福庆一生事业的顶峰。

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被日军炸毁的吴淞校园全景

1926年，北伐军入据湖南，发动驱赶传教士运动，湘雅医学院由中方全盘接手。颜福庆已经从当年28岁的小伙子，成长为45岁的中年人。

在为湘雅服务了整整18年之后，他带着弟子高镜朗、任廷桂、周诚浒、应元岳、董秉奇等离开了长沙，辗转于汉口和北京之后，他们回到了上海，在那里，他们将继续开创自己的新事业——创办上海医学院。

颜福庆（右二）与宋庆龄（左四）等人合影（复旦大学档案馆提供）

1927年7月，颜福庆创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1932年改称国立上海医学院），并任第一任院长。

颜福庆委乐文照代理。同年9月，颜福庆到北京就任协和医学院副院长，但他的人生理想和工作重心放在上海。

1928年5月，颜福庆辞去协和的职务，离开北京回到上海。

1928年，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先后改名江苏大学医学院、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担任院长的颜福庆急切地寻找教学医院。

他说服自己的堂兄颜惠庆，将上海红十字会总医院改为教学医院。

他也多次说服沪上工商名人叶子衡捐出花园，改建成上海第一所肺结核医疗院。

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中国人自主独立创办的医学院，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颜福庆心中又有新的计划了：创办一所具有更大规模的，属于上海医学院的实习医院，既能够为教学所用，以利于培养出好的医生，又能够为病人服务。

1929年，颜福庆再一次踏上美利坚国土，颜福庆前去拜访美国的医学中心后，仍发现中国距离美国的最低医学标准都仍有相当大的距离，再这样拖延下去，中国的现代医学将永远落后西方。

1929年，颜福庆完成建设医院计划书。同年，颜福庆赴檀香山出席泛太平洋外科会议，作《中国之医学教育》的报告，发放中山医院募捐宣传册。1931年，颜福庆正式向社会发出创建“上海医事中心”（即中山医院）的倡议，四处游说，募集资金筹建医事中心。

中山医院发起人签名（复旦大学档案馆提供）

1931年1月17日，中山医院发起人会议在上海银行公会召开，颜福庆为总干事，27位社会名流联合签署《筹建中山医院缘起》。

《筹建中山医院缘起》中写道：

“而以上海一隅，五方杂处，为世界第六之大都，人口有二百七十五万以上，疾疠丛生，不堪设想。当供不应求之际，殊乏规模较大之医院，可以收容病人，分科疗治，以救危急”；“至民众一般，更为可悯，因乏设备较善之医院，常感就诊无门之痛苦，坐以待毙，比比皆然”；“爰有创设中山医院之议”。

孙中山之子孙科为中山医院募捐的题词（中山医院档案室提供）

建设医院的筹款过程非常艰辛。颜福庆天天找好目标，挨家挨户进行“乞讨”筹款。低下身躯，放下姿态，挨家挨户上门“乞讨”，每一元钱，都来之不易。

那段日子里，经常有人看到，一名瘦削的中年人，不管刮风下雨，出门带一把伞，手夹一本募捐册，坚持坐三等车厢，到了目的地就开始劝人捐钱，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

直到对方实在不好推辞，在募捐册上写下自己的大名。

然后他再换一个地方，再重复原来的程序。

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宋子文、孔祥熙……都是他的捐款人，全上海都知道他为了医院“有钱必钻”。

民国外交耆宿唐绍仪为颜福庆创建中山医院的赠诗（中山医院档案室提供）

上海特别市市长吴铁城到东北，他就请吴市长做张学良的工作，最终张学良捐了1万元。

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去世了，全国各界送了巨额丧仪，他就上门恳请宋蔼龄捐出这笔丧仪：

“丧仪用于办医院，这是替老太太造福”。

这笔巨额丧仪就这样，最后转到了中山医院的账上。

宋太夫人倪桂珍丧仪移助中山医院基金的几笔记录（原件藏复旦大学档案馆）

历经千辛万苦，颜福庆筹得100万银元，建起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医事中心：涵盖了上海医学院、药学院、护士学校、公共卫生学院和中山医学院等教学医院。

英文《大陆报》更以权威的口吻评价道：

这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医学院，与欧美同类医学院是站在同一水平线上，是亚洲地区最重要的医学中心之一，它将成为中国的新骄傲。

1937年4月1日下午中山医院开幕式后，颜福庆陪同来宾参观中山医院。前排右起第二人颜福庆，左起第一人孔祥熙、第二人宋霭龄

1937年4月1日，中山医院落成开幕。在开幕报告中，颜福庆说：

“我们认定做医师的人，须有牺牲个人、服务社会的精神，服务医界，不存在升官发财的心理。如在学院或医院服务的同人，皆有此决心，则医事事业，定有相当进步。所以医学人才的服务精神，比较物质上的需要，其关系更为重大。”

1937年8月，战事紧张，颜福庆抱病担任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市救护委员会主任，总负责上海战时救护工作。

其间，他撰文指出：“各医学院校，在战时至少有两种不可或缺之工作。一方面对于前后方所需要医事人员，须从事造就，而不得避免责任。同时一方面须多方设法，保留原有之教授人才学生及设备以期于战时终止后，藉以恢复固有之基础。上述两种工作，相关至切，宜有详细之考虑严密之注意。如顾此失彼，即不能贯彻其应负之使命”。

1937年11月9日，上海松江沦陷，已临时改为第六救护医院的中山医院组织紧急撤离。颜福庆亲自带领应元岳和王霖生指挥撤离工作。

1938年5月，颜福庆将上海医学院事务移交给代理院长朱恒璧之后，就任国民政府内政部卫生署署长。

期间，颜福庆在大后方组织开展卫生建设，同时，他根据战时情况，提出统筹大后方医学教育。

1940年，颜福庆辞去卫生署长。5月因胃溃疡赴美就医。6月18日在纽黑文医院，由曾经是耶鲁同班同学的外科医师实施胃大部切除手术。

1940年，颜福庆抵达香港。

1940—1941年颜福庆全家在香港合影。左起颜福庆、颜湘清、颜雅清、颜雅清之子陈国伟、颜我清、曹秀英、颜瑞清，曹秀英前小女孩为颜雅清之女陈国凤

1942年，回到上海，担任红十字会第一医院教授。汪伪政府曾多次利诱颜福庆出任医务职务，都遭到他的拒绝。

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政府曾拟将中山医院由部队接收后转为军队医院。颜福庆让学生入住中山，并进行斡旋，保住中山医院。

1949年8月，上海解放后，上海医学院被接管，颜福庆把董事会的全部财产移交给了政府。不仅没有退休，还支持新上任领导的工作。67岁的颜福庆担任上海医学院临时管委会副主任，并继续参加教学工作。

1952年，颜福庆担任上海医学院副院长。这个时期，颜福庆为上海医学院争取了更大面积的发展空间。

已经70岁高龄的颜福庆仍旧在医学的第一线奋斗，他说：“我愿意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医学，为医学事业燃烧自己。”

抗美援朝期间，颜福庆积极参加上海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的组织领导工作。上海医学院各附属医院先后组织了三批志愿手术医疗队和一个防疫检验队。颜福庆还参加了慰问团亲赴东北慰问志愿军。

1952年6月，颜福庆率上海医务界慰问团赴东北，慰问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成员

1955年，颜福庆担任上海第一医学院重庆医学院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时逢国家提出“大三线”建设，要求上海医学院支持重庆医学院建设。颜福庆与陈同生全力运作，既强力支持了重庆医学院的创建，又避免了上医全部迁往重庆。

颜福庆与陈同生

1956年2月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期间，颜福庆受到毛泽东宴请。据说毛泽东感谢当年颜福庆在湘雅医院免费接受杨开慧入院产子，但颜福庆却已回忆不起来。

1956年，颜福庆加入九三学社。同年，被评为一级教授。

1959年颜福庆在英文杂志《中国建设》上发表《今日之医学教育》，向国际友人介绍新中国的医学教育成就

1960年，78岁的颜福庆嘱咐亲属，去世后将遗体捐给上海医学院供解剖教学。

建国后，颜福庆先后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兼上海分社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名誉副会长和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委员。

1966年，“文革”爆发，颜福庆已经是84岁的老人了。

凭着多年的经验，老人预感到，一场无法抗拒的灾难性政治运动，就要降临了。颜福庆不幸言中了。“文革”爆发，他首当其冲，成了“靶子”，遭受了无数次批斗，被整得死去活来。

一张张大字报，给老人扣上了一顶又一顶吓人的帽子：“汉奸”“卖国贼”“医务界的反动祖师爷”“美国特务”“现行反革命”“洋武训”……

至于“洋武训”一条罪名，连“武训”是何许人也，老人也不明白。志渊告诉他，武训是为办学而不惜四处奔走募捐的山东老夫子。老人明白了，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是，我是洋武训。”在所有罪名中，老人惟独对“洋武训”表示认可。

八月酷暑天，老人被戴上高帽子游街，汗水吧嗒吧嗒地流下来，84岁的老人成了大花脸，模样惨不忍睹。

不过颜福庆却十分平和，他安慰儿孙：

“不必把这些事放在心上。我从前在湖南时看到过痞子造反也是这样乱搞的。”

有一次，一名工宣队员厉声问道：“老家伙，你为什么不自杀？”

老人平静地回答：“我为什么要自杀？我问心无愧。我不会自杀的。”

老人这番话，被斥为顽固不化，又挨了一顿狠斗猛批。

老人经不起折腾，健康每况愈下。有一次，老人肺气肿发作，呼吸困难。家人把老人抬到离家不远的中山医院急诊室。

挂号后，医生们看到“颜福庆”三个字，不是马上给老人吸氧气，而是叫老人和家属们等着，先去向工宣队请示该如何处理这位特殊的病人。

最后，医生们只是给了些药，打发了事。住院更不用提了。家属要求借个氧气瓶，到家里给老人吸氧，也遭到拒绝。

老人吃力地伸出手，示意家人：

“我们回家吧。”

1969年秋，儿媳黄振信给卧病在床的颜福庆修剪指甲。这是颜福庆生前最后一张照片。颜志渊摄

以后，老人拒绝再到医院去。他对自己一手创建的中山医院绝望了。

1970年11月29日，早晨。

初冬时节，寒气逼人。上海的气温降到了5摄氏度。天阴沉沉的。

老人的住处和上医仅一墙之隔。上午，围墙的一部分突然坍塌了。这是不祥的预兆。孩子们很好奇，一个个都出去看热闹。

老保姆过来告诉家属，说老人在床上大便失禁了。老人卧床以来，这是第一次大便失禁。

问老人有什么不舒服？

老人摇摇头，没说话。

又问老人，要不要到医院去看看？

也摇摇头。

慢慢地，慢慢地，老人好像睡着了，再叫他也没有反应。

老人的脉搏已经停止了。

家人向颜福庆遗体告别。颜志渊提供

1970年11月29日上午11时。老人卸下一生的“重担”，平静地辞世。终年88岁。

一代中国医学泰斗、医界巨星、中国医疗事业奠基人陨落了。

老人生前立下的捐献遗体供医学研究的遗愿，在当时恶劣的政治气候下，也没能实现。

1978年，颜福庆获得平反。如今上海医学院和湘雅医学院都建有颜福庆塑像。

上海医学院和湘雅医学院校园内的颜福庆塑像

颜福庆邀请好友知名教育家黄炎培为上海医学院写的校歌：

人生意义何在乎？为人群服务。服务价值何在乎？为人群灭除病苦。

可喜！可喜！病日新兮医亦日进。可惧！可惧！医日新兮病亦日进。

噫！其何以完我医家责任？歇浦兮汤汤，古塔兮朝阳，院之旗兮飘扬，院之宇兮辉煌。

勖哉诸君！利何有？功何有？其有此亚东几千万人托命之场！

“学医的目的，有许多人以为能多赚钱，我想他跑错路了。因为做一个真实的医生，是赚不动许多钱的；除非用不正当的方法，当然例外。要赚钱，还是学别的，比较可以多赚些钱。若然有人因为喜欢科学而学医，那我想也不是最好的目的：因为科学不是全能福人的，而医生是福人的职业；也许一个人懂了医道，做许多害人的事。若然有人拿服务人类，为公众利益 为目的去学医，这才是最好的。取这种目的的人，才是人类的服务者。”

——颜福庆

“世事纷纭甚，惟君建树忙。”

颜福庆老先生孜孜于将医学造福大众的信念，必然已经传递给了钟南山院士、张文宏教授在内的医务工作者们，正是有他们的坚守，才有我们的健康生活、安定心情。

这一点，在2020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彰显出更为特殊的意义。

颜福庆的成就，与其独特的家境、受学名校、宗教背景、热衷于推行其科学文化的救世心理、可供资助之庚款、朝野各界崇尚科学的风尚都有密切关系。这些特定条件，已随历史一去不返了，今人无法再遇。

然而，一个半世纪来古老中国力图现代化的时代主题仍未变。先行者的经历，依旧是最亲近的参照资源。颜福庆等先贤已成功地让西医在中华生根，尤其为中国的劳工防治开辟了科学大道。

地球上人数最多的老大中华，想真正实现科学民主，必须有颜福庆那代人的大志、学识、合作精神和献身精神，才能有切实成效。

颜福庆给中国医务界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深刻反思。真想行科学于中国者，必能从他奋斗不息的一生中，汲取极其珍贵的启示与巨大勇气。

古人曾把仁政爱民、天下和谐的所有大道理，落实为使“民寿”二字。（《说苑·政理》：“政在使民寿且富。”）为政与为民、中医与西医、传统道德与现代科学，无非使中国大众身心舒畅、健康寿终而已。

这也正是和谐社会的精义所在。所以在近百年无数理论纷争中，颜福庆孜孜于将医学造福中国大众，并不感到什么古今中美的矛盾对立，只有做不完的事。

中国文化愈来愈多扯淡家，其结果即如《庄子》所云“学术将为天下裂”，制造思想对立而已。

颜氏“建树忙”，显得特别可贵，使我们懂得什么是杰出的真正科学家，足以使现代文化论客相形失色。

今年，先生离开五十周年了。

见贤思齐，乃不负先贤。

来源：复旦大学出版社官方人民号  编辑陈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