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我和我的北工大｜全国优秀教师华有年：来北工大是我人生中关键的一步
六十载春秋，工写历史
一甲子岁月，尽藏辉煌
为迎接北工大建校六十周年
即日起工小V推出
“我和我的北工大”专栏
为你讲述60年里60人的故事
在这里，工小V将带你
走近一代代艰苦创业的北工大人
重忆一段段激情燃烧的芳华岁月
感受一位位师生校友
对母校的深情与依恋
今天的第八期
就让我们一起走近
全国优秀教师 华有年
在教育与科研领域坚守几十载
始终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他求实自律 勇于探索
获评全国科学大会先进工作者
今天，让我们致敬华有年老师
让我们在岁月的轮回里
一起聆听他和北工大之间的那些故事
人物简介
全国优秀教师华有年
华有年，1939年8月生于江苏无锡，1961年9月毕业于清华大学，1961年9月入职北京工业大学物理系，1998年1月退休。当年，年轻的华老师在北工大这个年轻的学校勇挑重担，干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也正是在这样的氛围里，一批有志青年像华老师一样与北工大共成长，他们有激情、有干劲，即便在文革期间，也没有停止科研。一分耕耘一分收获，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我校有22个科研项目获奖，排在全国高校的前列，华老师因科研成绩显著，作为个人先进代表参会。
走对了关键两步
有一位名人说过，人生的道路很长，要走很多路，但是关键性的没几步，我觉得很对。能够在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学习，这是我比较关键的一步。第二个关键的一步，就是到北京工业大学工作。
李晨校长做报告
我刚到北工大的时候，连公交车也没有，后来在化工路西口才有了23路，走过去大概有二三公里，一棵树都没有，太阳暴晒，旁边是南磨房菜地。学校只有一栋教学楼，四栋宿舍楼，一个大饭厅。以前我们都在食堂顶上开会。我特别喜欢听李晨校长做报告。李校长平易近人，走出来跟我们一起谈话，非常朴素，作风非常好。在1961年、1962年的时候，浮夸风还没有完全消失，他就提出北工大的办学思想是踮着脚、够得着，意思是要实事求是，不能胡来，踮起脚要努力，办学思想就按照这个，在当时是要冒一定风险的。
北工大锻炼了我两种重要的能力
北工大是年轻的学校，1960年刚成立。我的一个特殊印象是，北工大不像清华有很多老教师、老教授。郭亨嘉先生以及指导我们的姚煜球先生，我们都觉得很老了，也就40来岁。北工大都是年轻的教师，缺点是缺少人指导，好处就是重担都放在我们身上。我去的时候当时还没有系，只有新成立的物理组，领导是蔡少甫同志，后来的校长。蔡少甫同志把我们这些年轻人分配到物理实验室，我觉得分配得很对。我很快发现，北工大和清华都有共同的办学思想，就是理论联系实际。一个人的素质有很多方面的要求，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是理论联系实际，二是独立工作能力。在普通物理实验室，我从基础开始，理论联系实际。所有的物理实验，我全做了。和学生一样，一个一个地逐个做实验，写实验报告，误差分析，正正规规地装订成册，交给实验室主任王治同志。
老师们自己制作教具
独立工作能力也非常重要。新学校有新学校的好处，没有太多人指导你，你要独立工作。实验室让我筹备伽马射线的铅的半吸收厚度实验，要用钴60放射源做一套设计，很麻烦。那时的仪器质量也不过关，十几台北京综合仪器厂的定标器全是坏的。我学过电子技术就不怕，全部把它修好。这个就是独立工作能力。这两条让我受益匪浅。所以对学生，一定要强调，一是理论联系实际，二是要有独立工作能力，否则达不到工作要求。北工大和清华都非常提倡独立工作能力，放手让年轻人干。蔡少甫同志让我筹备实验、搞科研，给予极大的关心和支持。清华一进校就面临着10%的淘汰率，所以学校非常重视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和理论联系实际能力。北工大和清华都有这个办学思想，我感到很幸运。现在想起来，我非常感谢北工大，对我帮助非常大。
科研要理论联系实际
我在北工大先是上课，后来做科研，始终没有脱离实际，科研也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科研。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时候，我还在研制锑化铟单晶，用于红外测量，结果没弄成，后来就只能参加运动，但后期我就完全不介入。1967年，革委会开介绍信让我去工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安排我到郎家园的北京综合仪器厂劳动。工人对我们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不怎么有偏见，根本没要求我们跟班劳动，希望我们解决问题。当时伐木都是手工用斧子砍，一个壮劳力砍一天才能砍一颗比较大的树。假如用摩托锯，可以贴近地面并且很平，十分钟可以砍一棵树。摩托锯是加拿大进口，链条很容易坏，链条的寿命是整个摩托锯的三分之一。链条里最容易坏的是轴承，轴承表面很硬，要求不能磨损，里面要有弹性不然要裂，一般的淬火就是高频淬火。从苏联进口的高频淬火设备坏了，当时也没法进口大功率高频电子管，我在废料堆里找到了大功率高频电子管，发现电子管外面的水冷铜套瘪了，但玻璃里面黑的消气剂没有变白，真空没有破坏。我和华保盈同志一起把它弄好，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让我感到比较有成就感、真正起到作用的事情。
教师开展下厂实习
还有一件我觉得比较实在的事情，就是在天津塘沽边上的大港油田。油的含水量很高，水颗粒和油颗粒混成乳浊液，根本分离不了，冬天水结冰，不能往油管里输，比较好的办法就是静电脱水，用6000伏高压直流电把水油分离开来。说起来简单，做起来有一定难度。因为含水量和油流量是变化的，需要自动控制。我和黄骝同志一起用可控硅自动控制把机器都弄好，但保护可控硅的是快速保险，很快就熔断，一晚上熔断十几次，机器没法用。一开始我们认为它超负荷，但反而是负荷轻了保险会掉，这就考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高压变压器绝缘层很厚，漏感很大。漏感是使电流落后电压，可控硅是电压取样，触发脉冲之后维持电流不够，可控硅马上就关掉。假如波形不对称就有直流分量，把保险顶掉。
工厂不是实验室，条件很简陋。要在工作环境中把电流电压的样品取出来，难度很大。我想一个脉冲不行再来第二个、第三个，做个脉冲列，一直到打开为止，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脉冲宽度需要多宽，间距需要多少，这完全要从实验中得来。所以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就是要有决心，要坚持善始善终，要克服困难。工作中的困难、压力和紧张，可以增强能力，也可以使人退缩，决定权在自己。
我带的研究生的课题就是高频S参数测量及用于高频电路，取得了理论与实验的高度符合。当时S参数是最先进的，可以建构CAT，计算机自动设计。可是国内没有S参数测量的仪器。实验室有一台HP的矢量电压表可以知道相位，还需要一套外围的装备。整套手动的S参数测量系统是我自己筹建出来的。这次成功后，我的机遇就来了。我申请了国家第一批自然科学基金——S参数的测量和应用，第一次申请就批准了。基于这个我又有了第二个机遇。学校争取到了一批世界银行的贷款。我知道HP公司有很好的自动网络分析仪，因此从写标书、招标、合同，我全程参加，1987年最终引进了这个设备。这是HP公司刚生产的新产品，亚洲第一台就给了我们实验室。有了这个基础，我的第三个机遇又来了。我们在会议中间跟台湾华龄公司合作。华龄公司专门做高频部件，他们正在搞QPSK。台湾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紧跟国际，已经在做数字卫星电视。硅谷的奥迪美公司跟华龄公司关系密切，是美国顶尖的芯片公司，它们生产的QPSK的芯片单片机，用处很大。当时想得很好，让奥迪美公司负责芯片，华龄公司负责技术和生产，我校做开发研究。按理说当时可以成功，去美国的护照签证全都下来了，但我的眼睛却突然大出血。我本来想挺过去，但过了没多久一只眼睛突然什么也看不见了，现在我完全靠另一只眼睛。最糟糕的是不能上计算机，不能操作。电子技术电路全是非常细的线，非常密集的符号，眼睛是搞电子电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我挣扎了两年，实在不能干了，就在61岁那年退休了。
北工大重视年轻人的培养
我在清华读的工程物理系，当时是四机部包下来，因为我有海外关系，被分配到北工大。我觉得很幸运，要是在清华，我没准还达不到现在的程度，因为能力强的人太多。我清华的一个同班同学，学习和出身都很好，毕业时留在清华工作。当时我极其羡慕他，也为自己的分配非常郁闷。后来我才知道文革中，他和很多清华老师都被下放到汇西鲤鱼洲五七干校，得了血吸虫病，后来动了大手术，从此不能正常生活和工作。这也使清华元气大伤。工大教职员工是下放到茶淀农场，自然条件很好，很健康，虽然耽误了一些时间，但实力未损，这也是后来能取得不少成果的原因之一。我真的很幸运，北工大领导是宁可自己挨整也不整别人。
北工大领导对年轻人的培养非常重视，基本上是“走出去，请进来”。“走出去”是指安排老师到清华、北大等大学去听课、取经。我去清华采访了王文鉴老师，为实验的事情取经。“请进来”是请资历很深的老教师来学校讲课，我们和学生一起听。当时请了北大的老教授蔡陛星讲物理，对我们起了很大的作用。北工大对年轻教师的训练方法就是压重担，信任年轻教师会把事情做好。有的教师上课时因为紧张脸发白出汗，也会坚持让年轻教师上课堂，这点做得很好。我来北工大上班的第二年就上讲台教物理。那时候课程很重，一上午四节课，讲到腿都发软，手都抬不起来，肚子还饿着。
虽然学校成立不久，系主任蔡少甫通知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前提下，积极开展科研，为科研探路。1964年市科委组织了一个红外线电视传送系统的项目，我系承担了红外接收必需的锑化铟单晶的研制工作，包括我在内的一批青年教师投入科研工作。在物质条件极为艰难的时期，蔡少甫解决了无尘室，为研制工作创建基本条件。整个研制工作是在他的关心和参与下进行的。锑化铟单晶制成了，但文革爆发了，科研、教学全部中断。在极左思潮泛滥时，系领导和校领导能顶住政治压力，为年轻教师创造工作条件和成长条件，是很难能可贵的。
记得文革前夕，尹凤翔同志对我说：“没有干劲，就没有半点马列主义！”现在回想，他是在鼓励我们干实事。文革后期，尹书记恢复工作，我和黄骝同志在大港油田取得成果，他和学校领导到大港油田开现场会，充分肯定我们的工作。后来秦川同志担任党委书记，同样大力支持我们。我们趁着邓小平同志复出的有利时机，干了许多实事。但不久刮起了“反资产阶级右倾翻案风”的极左思潮，邓小平同志又被打倒。当时是风云突变，我们很彷徨痛苦。我在公交车上偶遇秦川同志，他突然对我说：“你看，草已发青出芽了，树叶很快会绿的。”我听懂他的意思，感受到温暖和安全感，坚定了继续实干的决心。
在文革的十年中，北工大在科研方面没有完全停止，很多老师都在默默做贡献，有时在学校，有时在外头。当时更多在外面做科研，学校没什么条件。学校毕竟年轻，大家充满干劲，精力旺盛，不愿意自暴自弃。我们学校这点做得很好，文革之前就对我们严格要求，再加上给我们压担子，对我们比较重视，所以都没有浪费时间。给年轻人压担子，让年轻人尽快成长起来，这就是北工大的校风，确实很不容易。
全国科技大会让我至今难忘
1978年，华有年获评全国科学大会先进工作者
1978年，作为学校的先进个人，我和曹德和同志一起参加全国科技大会，这让我印象很深。当时我们住在白石桥的西颐宾馆，每天去人民大会堂开会。上午听报告，下午座谈，主要讨论国家科技发展纲要。组织者是华国锋同志，邓小平抓主要工作。华国锋出席了开幕式、闭幕式。邓小平讲话干脆利落，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已经站在无产阶级这一边，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他们本来就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是比较优秀的那一部分。他的话让我感觉一股暖流在胸中流动，我听了差点要流泪，因为长期以来，从来都不承认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认为我们属于小资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第一次真正有人提出来我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然后谈到建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对所有的人，都是毕生重要的事业。邓小平说得太好了，我们每次挺过来都不容易，他的话让我感到了信任。
1978年，北京工业大学22项科技成果
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的表彰奖励
下午座谈会都是有名的教授和专家。我很幸运跟王竹溪、周培源等人一同参会。他们的态度都很好，我那时39岁，比较年轻，让我记录。有位老先生看了我的记录之后，说我知识量还可以，对我鼓励很大。这次会开了10天，中央委员全部出席，把科技工作的地位给放正了。当时咱们学校一共是两个先进，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樊校长和别的领导也都去了。北工大获得了22项获奖项目，成绩仅次于清华，这很不容易，尤其是在那个动荡的年代。
我的其他研究方向
我在激光打印机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80年代中期前后，学校和富拉尔基的工厂合作开发激光打印机。还有一些计算机、软件方面的内容，是东北大学负责。配合单位都是富拉尔基专门搞大型设备的厂，都获得了奖项。
厚膜开关电源误差放大器荣获三等奖证书
后来我主要做高频。高频技术与彩电的联系源于牡丹电视机厂。当时牡丹电视机厂使用日本技术，开关电源没有任何保护装置。正常电压220V问题不大，电压低了就会烧坏。我们国家电力不足，农村的电压常常到不了220V，电视经常烧坏。日本人认为电视机制造前定的标准是220V，达不到标准不属于他们的负责范畴，流水线弄好了，也不允许大动改换零件。电视用的电路是厚膜电路，我做了很多实验和研究，发现在厚膜电路里增加两个晶体管可以起到保护作用，解决了这个问题，获得一个国家发明三等奖，铜牌。另外我和华龄公司都在高频电路里做了很多工作。
全国首创声光偏振器
光学是徐介平同志负责的，他需要高频电子技术，我们是电学组，有交融。研究方向是用声光器件，用超声波形成光栅，它能够使光偏转，好几个频率就偏到好几个点，一遍就可以扫描出来好几个符号，用处很大。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在声光器体上和我们是比较权威的两家。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为我们提供晶体，我们利用晶体做声光偏转工作。徐介平写了一本专门讲色光偏转技术的书，非常不错，被翻译成好几国文字。后来姚煜球教授又发展出独立专业，叫做超短脉冲激光，用主动锁模被动锁模，很窄的一个脉冲，用处很大，作用时间很短。黄骝同志从美国回来后，姚先生病了，他便接续开始工作。当时姚先生有个博士点，徐建平老师也有个博士点，我的电学不是主攻方向，属于是硕士点。一共有三个博士或硕士点，还有激光加工专业，但没有成为硕士点，就是激光打孔。跟校工厂合作，卖出去好几台激光打孔器。例如手表上红宝石的孔就是激光打孔打出来的。最开始激光打孔器是配合着校工厂加工出来的，当时的激光加工发展到今天的激光研究院，后来激光在信息处理、声光偏转方面用处很大，可以用在光导纤维里面。徐介平教授后来又专注于光学计算机方面，是新生的领域。
教学科研是完全连在一起的
在大学，教师光搞教学不搞科研是不行的。教学与科研的联系非常紧密，不经过科研，光是从书本上获得知识，不能做到深度了解。比如我搞高频电路，书是有很多，教材都是现成的，光是凭教材也能讲,但是假如不去工厂，光凭教材做不到透彻理解，接触不到新鲜的内容。我看Science杂志看了十年，几乎每一篇文章我都看过，不搞科研就不会去看那些杂志，只会局限于教材。所以作为一个教师，只教学不搞科研是不完善的，必须要从事科学研究。
华有年获评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教学和科研是完全连在一起的。所有新的发现都是从科研里来，教材中讲的都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现在是知识爆炸的时代，要想做到深入了解所有知识是不大可能的。我经常跟学生说，在学术上学会拍皮球，在某一点上下功夫，把它吃透了，工作就好开展了。如果面面俱到，学到老都不能做好工作。能力是从科研中来的，仅从教学中有很多工作能力培养不出来。比如画图，我和教学老师就有分歧。我要求研究生画电路尽量不用尺，用手就能画直，因为工作中没有那么多时间画电路。但是教学的老师就要求用尺画。还有很多细小的部分，这个接触实际和不接触实际是看得出来，从言行举止中就能看出来，所以不做科研真的不行。
做科研非常辛苦。理论联系实际不是一句空话，谁都知道很重要，但是要下定决心，好多工作要自己做，要自己找资料、联系设备、去采购，什么都要自己来干。但正因为很辛苦、繁琐，才更能锻炼自己。敲敲打打的地方也需要自己来完成，还会提升自己的加工技术。你不可能什么都依靠别人。动手能力很重要，一敲打一个小时，看起来好像是在浪费时间，但这个是必须的。晚上少睡会儿，时间就补回来了。我暑假寒假都在学校。当时学校假期组织去黄山活动，我拒绝了。暑假寒假是做科研最好的时间，精力高度集中，不开会，没有干扰，是黄金时期。我在台湾交大和清华讲学交流时，公司安排我去观光，我拒绝了，舍不得占用时间。声光器件的电路匹配，就是我用了一个暑假把问题解决的，后来写了篇文章，现在很多搞声光器件的人都在看。还有人看到这篇文章后专门来找我交流的。
现在到北工大去，好多地方都不认得，引进国外教授等，那会儿想都不敢想。我觉得学校办得很好，取得了很多成绩。我参加过世界银行贷款，当时好多学校竞争，北工大编号是401。我们去了十来个人，招标的还有国家其他贸易公司，基本上只能抄抄写写。都是我们在干活，资料全部都是英语。连服务员都说，怎么老看到你们在那里忙。因为如果标书要价超过标准的15%，就要废掉。最终我们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在网络分析仪，还有其他评估仪器方面，最后总价全部平衡起来，只差100多美元。
从这个就能看出北工大的优秀。在学校里看不出来，要出去才知道学校的实力。世界银行和HP总公司的代表都跟我们说，在这之前一标在清华、一标在北大，但你们比清华做得好多了。当时的文件全部都是英语，都是我们手写的清清楚楚，一个字母都不差。但是拿出去打印回来就坏了，错得一塌糊涂。我们也不客气，拿红笔全部勾掉重新写，一片红字。打印回来还错，又改，直到一个字母都不差，总共改了三次。代表们都说算了不改了，就拿手写的东西上去了。这是受到了学校校风的影响，还有学校对我们压重担子的培养。年轻人要多压重担子，晃晃悠悠的话，反而害了他。我到老了就感到年轻是财富。年轻的时间如果浪费了，就是在浪费财富，非常可惜，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知道。
华有年获评全国优秀教师
我碰到了好领导，感觉自身受益匪浅。蔡少甫校长信任我，把担子放在我身上，按照我的特点安排工作，指导我，关心我，这样的领导真是很不错！所以我非常幸运，我人生中关键的两步，一个是到清华大学，一个到北工大，这两步我全走对了。
（本文根据2016年4月14日“口述历史”访谈编辑而成，采访人：赵明，讲述人：华有年，编辑：冯浩 等，图片整理：冯葛豪）
排版：张依然
封面：罗钦文
审核：刘欣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