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60年的考古成果！这些文物展示最早的中国
今天是2020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华夏文明五千年，这包括了公元前2000年左右建立的夏朝。但是关于夏代的情况，更多依据的是历史文献记载，缺乏像殷墟那样的考古实证。在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考古工作者经过长达几十年的努力，发掘出很多遗迹遗存，正是这些文物为夏商分界提供了重要参照依据。
60年的考古成果！这些文物展示最早的中国
国家“十三五”重大文化工程项目，二里头遗址博物馆藏品的类型众多，涵盖了青铜器、陶器、玉器、绿松石器、骨角牙器等，系统地展示了二里头遗址的考古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说：“二里头是在中原腹地河南偃师发现的一处大型古代都邑遗址，决定年代现在大体上可以定在距今3800年到3500年之间。也就是夏商更替，夏商革命的关键时期，所以二里头遗址就成了探索夏商文化及其分界的关键性遗址。”
在二里头遗址博物馆里，很多展品都是第一次亮相，也大多是人们没有见过的新奇特文物：
牙璋是二里头文化典型的玉礼器之一；七孔玉刀是目前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最大一件玉器；造型精美的鸭形鼎；网格纹青铜鼎；陶埙是研究我国早期乐器发展史的重要资料；绿松石铜牌饰是一件镶嵌铜器，这些珍贵文物博物馆里就摆了2000多件。
青铜器是二里头遗址的重要发现，到目前已出土了青铜鼎、青铜爵、青铜斝、青铜盉、青铜钺等20多件青铜器。在博物馆里，最值得一提的是青铜爵，它是二里头遗址上出土的第一件青铜容器，堪称为镇馆之宝，造型独特，极富美感。它的出现，把我国青铜器的历史从殷商时期提前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比大家熟知的商代晚期的“后母戊”青铜方鼎和四羊青铜方尊，还要早300年左右。学界认为应该是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青铜礼器之一，可誉为“华夏第一爵”。
二里头遗址是1959年，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古史学家徐旭生先生，根据文献记载寻找“夏墟”时发现的，之后考古工作者就进驻到这个遗址，但农民依然可以在耕地上耕种，这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第一件青铜容器青铜爵，就是一位农民农作时发现的。
提到当年的细节，河南洛阳偃师市圪垱村村民郭振亚记忆犹新：“当时栽红薯需要打沟，用锨挖土往上面拢，翻一下就出来了。一看是三足的，上面又是撇口的，时间长发绿色。当时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但是心中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一定是一件古董。”
意识到是个重要的物件，郭振亚就把它上缴到了中国社科院当时在二里头的考古队。
郭振亚说：“挖到了以后，当天晚上就交给了时任第一任队长赵芝荃先生。赵芝荃先生当时就在我们村住，看到这个东西喜出望外，说这是二里头遗址上发现的第一件青铜礼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副队长赵海涛说：“夏商周时代叫青铜时代，青铜器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首先它是为王室贵族制造的奢侈用品，可以体现王室贵族的等级身份地位；另外原料难以获得，技术水平比较高，它们的出现代表着当时生产发展技术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阶段，是中国从石器时代进入到青铜时代的一个标志。”
实际上，这“华夏第一爵”只是二里头遗址文物的一种类型，就在博物馆外一公里处的遗址原址，考古学家还有更多重要发现。车的发明是文明进程的重要创造，是人类认识和利用自然的重大成就，也是城市文明的象征。比如双轮车的车辙痕迹的出现，引起了考古学者的注意，因为它的出现，把见于商代晚期安阳殷墟遗址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双轮车的历史提前了500年左右。因此这个车辙印也就成为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双轮车的使用痕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说：“二里头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双轮车车辙痕迹，只有一米宽。在实用功能上根本没有必要建这么宽的路，但是为什么建？是不是彰显王权？”
许宏所说的这些路是指二里头遗址的主干道，被称为“井字形大道”。
道路代表着城市的文明进程，中国现在确认的最早城市道路网，发现于安阳殷墟，属于商代晚期。而二里头遗址井字形大道的发现比殷墟道路网早了500年左右。这也就把承载着城市布局规划、功能分区等功能的道路网历史，向前提了500年，也象征着城市文明史的提前。
“井字形大道”具体指二里头都城中心区发现的两条南北向、两条东西向的道路，纵横交错呈方正、规整的“井”字形，构成了中心区主干道路网。四条道路的现存长度，在200米到700米之间，路宽10到20米。
在这个总面积10.8万平方米的宫城里面，考古人员已发掘出了十多处大型宫殿遗址，宫殿与宫殿之间是中轴对称，形制规整、布局严谨，形成了有规模的宫室建筑群。现在大多数人知道的，具有明确中轴线布局的宫室建筑群是魏晋时期的洛阳城以及隋唐长安城。而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带有明确中轴线布局的宫室建筑群是在公元前1700年前后。
如果说，宫城宫殿都是所谓不动产遗迹的话，那么发掘中还有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器物。造型独特、色彩绚丽的绿松石龙形器，龙身长约65厘米，全器由2000多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到 0.9厘米，厚度仅0.1厘米左右。它的出现，让人们对龙形象的历史以及龙文化的迁变有了新的认识。
龙一直被视为一种神圣、吉祥的动物，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我们有着“龙的传人”、“龙图腾”等说法，龙形象也为人们所关注。如果追根溯源的话，从明清的龙形象向前可以追溯到商周时代的龙纹，多刻于青铜器上的主题纹样，也被称为“饕餮纹”或者“兽面纹”。
也就是说，二里头遗址龙形象的发现可以把有着同一纹饰脉络的龙形象从商周向前推200年左右。因为在二里头文化之前的大家知道的最早是红山文化的玉龙、仰韶文化的蚌壳龙、陶寺文化的彩绘龙盘等等千差万别，龙形象的纹饰造型没有核心和主线，比较散。因此专家认为，二里头遗址龙形象的出现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是一种制度化的整合。
绿松石龙形器是考古人员在一个贵族墓葬里发现的，它的出土过程颇费周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志鹏说：“在找那个坑边的时候，发现坑壁上是绿色的。当时我就小心地清理出来，原来是一个铜铃，铜铃也是在二里头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器物。在铜铃的下部发现了绿松石龙形器，就几乎挨着它放，在清理的过程中拿很细的竹签把表土清理干净之后，用照相机的吹筒把表面的土清掉。”
考古人员在清理中，当时只知道这是绿松石的相关器物，并不知道是龙形器。看到的绿松石大多数排列的比较有规律，但也有一些散落了，在这个时候他们意识到，这些绿松石片所组成的形态绝对不能被破坏，因此赶紧叫停。
经过两三个月的清理，一件绿松石龙形器全貌出现在了大家面前。到目前，经考古勘探，二里头遗址的现存范围是300万平方米。60年来考古队共有七十多次发掘，发掘总面积只达到4万多平方米，仅占遗址现存面积的1.4%左右。虽说发掘不算多，但收获却不少。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朱凤瀚说：“二里头遗址发掘揭示了一个早于商的青铜时代文化，公元前十八到十六世纪东亚最大都城遗址，一些遗存证明了这是一个在当时来讲相对高度发达的文明，对于中国文明早期的形态、起源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里头文化及其以前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陶寺文化和石峁文化等都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源头。正是这些灿若群星的远古遗址，创造了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中华文明和中国人的精气神。中华文明也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五千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我们没有理由不为此而自豪。习近平总书记说过：“经历了5000多年的艰难困苦，中国依旧在这儿！面向未来，中国将永远在这儿！”而这就是我们的文化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