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方方：记录非常时期的人和事难道不是作家应该做的吗？
“我根本不是一个关注公共事务的人
但我会关注民生和世道，关注个人的生活”
（资料图片）方方。图/视觉中国
作家方方：我关注民生和世道
本刊记者/隗延章
武汉封城第三天，方方开始接受《收获》主编程永新的建议，在微博上写下“封城记”的文字，很意外的是，她发现她的微博恢复了。
方方因此广为人知，但大多数人只是知道她是一位作家，写下了“封城记”，但对于她的往事并不了解。事实上，方方作为当年“新写实主义”作家群中的干将，一直是作家中的实力派，而她近些年又以斗士的姿态向文坛上诸多暗面说不。从这个角度来看，此次她在疫情中的表现顺理成章，就如她对《中国新闻周刊》所说，“把非常时期的人和事记录下来，难道不是我们当作家的人应该做的吗？”
“新作和她的知识分子批判精神一脉相承”
微博上，方方对现实问题勇敢发声。书斋里，她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在疫情发生之前，她刚刚发表了最新的一部长篇小说《是无等等》。小说的灵感来源于她听闻的一桩真实事件。小说中，方方将一桩凶杀案和一桩诈骗案交缠在一起，串联起四个小人物、两个大人物、两个警察的命运。小人物意外撞入大人物的生活，陷入一段冤狱，警察介入后小人物被释放，大人物却早已利用体制漏洞，诈骗一大笔钱财，远逃海外。
方方为这部小说取过几个名字，比如《马后桃花》和《深不可测》，前者取自诗歌“马后桃花门前雪，出门争得不回头”。有一次，方方去麦积山游玩，在一座石窟前，见到匾上写着“是无等等”，当即决定将其作为小说名字。“是无等等”出自《心经》，“是”指“正确的事”，“无”意为“错的事情”，等等是指“不过如此”。连起来，则是：对错，得失，都不过如此。
这四字也启发了方方对小说结构的构想。她将小说分为“是”、“无”、“等等”三部分，从三个视角讲述故事。
“是”的部分是最没用的人马一鸣的视角，他为陷入冤案的朋友陈亚非奔波，最终自杀。“无”讲述了地产商人张照酉和朋友林松坡等人，合谋编织一起诈骗案，怕事情败露，将妻子杀害，将凶杀案栽赃陈亚非，后逍遥法外。“等等”则是从警察苏卫和杨高的角度讲述破案过程，苏卫起初急于立功，刑讯逼供陈亚非，险些将案件办成错案，后在杨高介入之后，找到真正的凶手。
方方写作最多的题材，是关于底层生活和知识分子。这类涉及警察、犯罪的题材，在方方的小说中占比不多，但她也并非没有积累。90年代，方方受电视剧《命案十三宗》导演高群书邀请，去石家庄的监狱采访13个杀人犯。她也写作过《过程》《埋伏》等涉及罪案的小说。
季亚娅是小说《是无等等》的责编，在她看来，《是无等等》与去年被媒体广泛报道的“劳荣枝案”和“操场埋尸案”构成某种文化社会学意义上的互文性，“我想这部作品的气质其实和她的知识分子批判精神一脉相承。这一次，方方对准的是90年代开始到世纪之交蓬勃生长的新自由主义资本市场之恶，很多当下问题的讨论起点，都必须回到那个年代。”季亚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作家与搬运工
身处疫情中心，方方的痛苦、愤怒、悲伤是具象的。她对于这座城市太熟悉了。最早爆出疫情的华南海鲜市场，她的三哥就住在附近的一个小区，如今那个小区感染人数武汉第一。而疫情中还在举办百家宴的“百步亭”，方方曾经在那当过4年的搬运工。
如今，方方已经在武汉生活了63年。她自己、家人、朋友、她小说里的人物，分布在这个城市的不同角落。以往，还能出门的日子，方方走在武汉街头，脑海里会闪过自己小说中的人物，“走到汉正街时，我会找李宝莉。过彩虹桥时，会想到何汉晴”。前者是《万箭穿心》中的人物，后者是《出门寻思》里的角色。《万箭穿心》在2012年时被改编成电影，备受赞誉，至今豆瓣评分高达8.6。
虽然方方被当做武汉作家的代表之一，但她并非武汉生人，而是出生于南京。两岁那年，在水利部下游局做工程师的父亲，为了响应国家建设三峡大坝的决策，带全家溯江而上，从南京迁至武汉。三轮车将他们拉到一个叫刘家庙的宿舍，那里刚建起十六栋红色的楼房。
在这十六栋楼房的院子里，方方完成了最初的文学启蒙和人格教育。她父亲学工科，却热爱文学，常给她讲《唐人小说》。家中，最大的家规是“不准说谎”。5岁那年，方方撕了哥哥的作业本叠飞机，母亲找到她，她撒谎说不是自己做的，被母亲严厉惩罚，“从此对说谎有了心理障碍”。
方方读小学时，“文革”来临。父亲这期间过世，两个哥哥被下放到农村，家庭的重担压在她身上。为了养活母亲，方方在19岁时去了百步亭的一家运输合作社当搬运工，每月工资42元。更轻松的工作也有，是去工厂做学徒，但月工资只有18元，难以养活家庭。当时，她体重只有80多斤，却要扛起100多斤的大包。多年之后她回忆，那时领导说的最多的却是，“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最难捱时，她对同事说，“如果30岁，我还在这个地方，我就自杀”。
在百步亭当搬运工的日子，方方见识的世界，与她童年生活的院子里，那些知识分子们的生活完全不同。一次，一位同事跟她说，“今天早上，我老娘在我跟前啰嗦，我烦不过，一脚把她踹到墙角，她半天都爬不起来。”一边说，一边比划。
另一次，方方去一个同事家，见到房间只有五六平方米，房间里有一个上下铺，同事和父亲各睡一个。一个纸盒，铺一块塑料布，就是饭桌，揭开又是衣箱。方方日后形容见到这一情景，有“惊吓感”。那时她与同事聊，同事却态度达观，常挂在嘴边上的是“怎么办呢？只能这个样子呀”。
1978年，方方等来恢复高考的消息，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彼时，新的世界已经开启，旧世界的痕迹却尚未褪去。方方记得，那时她参加了一个名为“红枫叶”的文学社，社团里讨论最多的几个话题是：小说能不能写爱情、能不能写悲剧、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暴露阴暗面，以及，文学是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方方开始了自己的写作。她的一篇小说，因为“调子阴暗”被毙掉了。大四那年，发表了处女作《大篷车上》，之后成为一名稿约不断的作家。她曾经的百步亭4年的搬运工生涯，成为她写作时常汲取的养料。她完成于上世纪80年代中旬的作品《风景》，被评论界称之为“拉开了新写实主义序幕”，小说中一对夫妻和9个孩子生活在只有13平方米的板棚屋里，困厄地挣扎与彼此殴斗，呆板、机械地打发着生活。这一切，像极了方方4年搬运工所见所闻的生活。
知识分子
熟悉方方的人都知道，其实“封城记”并不是这位作家第一次用文字记录灾难。1998年洪灾，方方曾去湖北嘉鱼县的堤坝等地采访。有一次，她到堤坝那一刻，水已高过堤面，全靠堤上垒起的半米沙包挡着江水。灾难之后，方方写作了一篇名为《把这一切都记住》的文章，文中除了表达对解放军的赞美，着重提到对灾难背后人祸的反思，在结尾她写道，“请无论如何也要记住，这场洪水是大自然给我们人类的一个愤怒的大巴掌”。
只不过，那时，中国还没有互联网，方方对洪灾的记录与反思，并未引起广泛的关注。在大多数人心中，那时她并非一个关注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更多还是一个书斋中的作家，依靠虚构和想象工作。
90年代的作家方方，相比80年代，写作已经有所转变，她写作大量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在她的笔下，知识分子的命运大多沉重、悲哀。在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祖父在父亲心中》里，毕业于京师大学堂的祖父，一生“书生一样活着，勇士一样死去”。而到了父亲这一代，曾经“好穿白色西装”“勇敢反抗旧式婚姻”，“通晓五国语言”的父亲，最终在一场场政治运动中变得战战兢兢，懦弱无力。
方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对祖父的了解太少，他去世时，我父亲自己也才刚刚大学毕业。但我父亲则有一堆日记留了下来。他从1942年开始到他死的日记，都保留着。其实像中国很多知识分子一样，他爱国，有正义感，希望生活安静平和，爱家庭，对政治运动充满苦恼，为自己所学无处可用感到悲观。尽管如此，他还是在努力地学习，希望有一天能有用处。‘文革’中，我父亲在家，除了读书就是读书。他们真是悲哀的两代人。祖父是遇到战争，社会动荡，导致被日寇杀害，而父亲更多的是在政治运动中不得安宁。”
由于家庭关系以及自己的见证，方方对于知识分子的观察充满真切的细节。对于这个群体，她悲悯、同情又本能地审视。那些与方方同辈的知识分子们，在她笔下依然处境尴尬，在物欲逼迫下节节败退：《沧浪之水》中，曾经心怀士大夫理想的池大为，最终选择向权力投降；《无处遁逃》中，科研工作者严航，收入低微、老婆出轨，想要出国改变命运，却被美大使馆拒之门外。
作品之外，方方本人，却没有她笔下的知识分子身上那股或窝囊或世故的气质。她个性直率、行事洒脱。某种程度上，她继承了祖辈和父辈老派知识分子原初的正直，也从当年搬运工的工友那里习得了一些朴素直接的处事之风。她没有知识分子的酸腐和瞻前顾后，更多的像是不谙世故的爽直。
方方上大学时，一场诗会上，方方是唯一在场的大学生。一位老诗人让她发言，她说“很多老诗人已经写不出诗来了，可他们还在使劲写，这是很悲哀的事。更悲哀的是，他们不知道他们的诗已经没人读了（大意）”。日后，像这样的直言不讳，已经成为方方的标签。毕业之后，方方在湖北电视台工作。一到开会，领导就跟她说：“现在我们开会了，你就回家吧”。“他们担心一让我发言，我就会说他们不想听的话”。方方日后回忆。
方方对公共事务发声最初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要从2014年说起。那年5月，彼时身为湖北省作协主席的方方，发微博公开质疑诗人柳忠秧“跑奖”。一年之后，方方又在微博公开质疑某诗人“跑职称”，矛头直指湖北省人社厅违规操作，让不符合晋职规定的“T诗人”顺利晋升到文科最高级别职称正高二级。曾经外界闻所未闻的文坛黑幕，被方方次第揭开，一时间引发轩然大波。
文学编辑季亚娅第一次见到方方，是在《十月》杂志35周年纪念会上。方方给她的第一印象是：短发，很精神，嗓门大，“好像是五四青年或者是延安青年穿越到了当代”。她欣赏方方对公共事务的发言，“她是不会为长者讳为尊者讳为同路人讳这一套的，就事论事实事求是，很难说她有哪种固定不变的圈子或者派别立场”。
质疑“跑奖”“跑职称”，和这次写作“封城记”，让方方在人们印象中，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越发鲜明。但在接受采访时，方方却有意无意的，将自己与“知识分子”和“关心公共事务”的标签拉开距离。她更愿意将自己发声的原因，归因于朴素的良知和正义感，“我根本不是一个关注公共事务的人。但我会关注民生和世道，关注个人的生活。”方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