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观见】疫情当前，流言为什么跑得比病毒快？
摘要：可怕的不是流言，而是我们不能正确地对待流言。
新型冠状病毒的发生，也让流言成为公众的聚焦点。“武汉卫健委副主任感染后逃去上海豪宅”“北京协和医院感染者逃跑”“喝板蓝根和熏醋能预防新型肺炎”“钟南山院士建议盐水漱口防病毒”等等，让辟谣者忙不胜忙。
笔者写稿之时，还出现了“医务人员因手机而传染”的传言，可以断言，只要疫情不减，各种流言（谣言）必定会以形形色色的方式继续传播。
这就带来一个如何正确对待流言的问题，或者更现实一点说，如何把握好时、度、效，更好地“对付”流言的问题。
“流言”，还是“谣言”？
我一直建议用更中性化的“流言”一词来代替谣言，而将谣言视为流言中最剧烈而特殊的一种。如果我们认定其为有害的话，就是一种超级病毒。
但大多数流言，在传播阶段其实不辨真伪，主要特征只是“未经证实”，并不涉及动机、真伪、官民和正反效果等。如果在流言传播阶段就贸然出击重拳，甚至将传播者“绳之以法”，未必不可能在事后遭遇“自打耳光”的尴尬。
流言研究先驱G·奥尔波特根据流言的产生和传播，归纳出不安、恐惧、好奇、愿望、憎恨等动机类型。流言的传播，有出于对重大而暧昧的事件的恐惧和不安，有试图对环境状况的意义作出再解释，有出于对真相的探究和追寻，也有只是希望成为意见领袖或出于好奇甚至无聊，在互联网时代还有吸引眼球，赢取传播地位的企图。
在所有的流言传播者中，掌握了至少一部分事实，出于良知和社会责任感，为避免巨大社会危机，希望引起社会和政府进一步重视的揭露者，是值得致敬的。对一般的流言传播者，其实不必过度拔高，不必动辄“绳之以法”，也不必动辄“感动致敬”。
互联网时代，几乎同时是一个“互联网+流言”时代。快速传播、大规模传播，环热点传播、深度传播、视频传播……后浪推前浪式的切换转化，使流言的产生和传播构成一个波涛汹涌的舆论场。与大众传播时代相比，移动互联网的深刻普及，使这一社会心理现象的现实效能几何级增加。流言的拆解和研究，也就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紧迫性、复杂性和必要性。
回顾一下2003年非典流行期间的流言传播就会明白，想在接下来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根本消除流言，无异于梦呓。
当年，从最早广东地区的疫情流言冒头引发药品抢购，到“打个照面就死人”“医务人员死亡”“食盐杀毒可以预防疾病”“海水受污染不能制盐”，再到“某市八城区要从某日起封城防疫”“影射非典是某国生化武器”“为躲避世卫组织检查非典病人要卡车转移，市民不要上街”“某城到某市火车要停开”等等，由于政府相关部门应对不力，流言未有止息，真真假假，甚至荒诞不经。
如今，只要疫情土壤还在，围绕新型冠状病毒这一社会公共危机的流言肯定也不会止息，甚至可能出现因为某些流言的播散进一步放大恐慌情绪的可能。所以在下一阶段，如何应对伴随着生物病毒的流言，也会是一项棘手的工作。
正和博弈，还是负和博弈？
社会参与网络分两类：一类是横向的，一类是纵向的。横向的社会参与网络，为民间的人际信息传播和沟通交流提供平台。纵向的社会参与网络，则是连接政府与民众的对话渠道。
如果出现社会参与网络失效或者低效的情况， 或者“横向联系，纵向阻隔”，或者纵向网络参与相对不足的状况，精于成本和收益考量的民众，便会抛弃制度化的纵向社会参与网络，选择成本较低的社会参与网络渠道。他们会借助新兴媒体工具，营造出旺盛的声势和氛围，演变成与政府权威相对的一种畸形舆论形态，即流言场域。
任何流言都包括两部分信息：事实信息和意见信息。流言传播过程中，传播者在事实信息描述过程中，夹杂着传播者个人的主观理解成分，导致传播过程中，意见信息逐步增多。流言传播的过程，也是政府对之进行治理的过程。
政府常常想要“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流言泛滥却使“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如流言研究者塔莫茨·西布塔尼所说：当人们的消息需求大于体制性渠道的消息供给，或对适应环境必不可少的信息无法及时到手，也就是人们的消息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时，流言就容易发生，一旦消息供求恢复平衡，流言自然就销声匿迹了。
现在看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出现初期，因为纵向渠道信息不多，真相不明，流言泛起，民众情绪明显不稳定。1月20日开始，政府态度积极，主流媒体报道充分，疫情情况及时全面公布，关于疫情的前期流言内容逐步消失。
但这并不意味着流言会就此中止，而只是说，流言和真相会进入有意识的竞争赛跑，就看谁能跑过谁。当然，这已基本处于一种正常的互动状态，保持均衡态势。
在此期间，政府治理和民众参与，会在流言传播的各阶段呈现博弈。从流言的传播状况和结果来看，一种是正和博弈——博弈双方的利益都有所增加，至少是不减损；一种则是负和博弈，甚至两败俱伤。
技术，还是艺术？
我们当然希望出现正和博弈。围绕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流言，不妨做这样的努力——
第一，正确认识和辩证看待流言的社会作用。
流言是社会的折射，是社会的一面镜子或是社会被掩盖的那一面。从流言研究先驱奥尔波特与波斯特曼开始，心理学家便认为：流言之所以能流传，是因为流言能对事物作出某些解释，就此消除心理不稳定所造成的紧张感。
塔莫茨·西布塔尼分析道：流言由认识活动和交流活动两部份组成，是一种集体性的交际行为，当处在一种模糊的情境中的人们，试图调动他们所有的聪明才智对这一情况作出有意义的解释时，流言便会传播开来，因此，流言是解决集团性问题的一种手段，是人们对新环境的集团性再适应过程的重要部分――“被一道卷入暧昧状况的人们，试图对那个环境状况的意义作出再解释”。
流言不仅是非病态的，还是社会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使人们能够应付人生中的不稳定状况。荣格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流言是一种防卫机制，它通过减轻因过分不安而造成的不快心理压力而自慰，具体说，就是通过投射过程，人们把存在于体内的无法克制的欲望及感情归咎于外部力量，以减少不安引起的威胁。
否定流言并不足以平息流言，大众传媒也无法消除流言。因为在许多时候，事物是因为我们相信他们才显得真实。社会既建立在证据基础上，也建立在信仰基础上，流言表达的是一种公众意见。
流言也会有正面的作用，除了那些别有用心的造谣者和恶意谣言外，绝大部分流言都是自然形成和扩散的。非典事件中的流言事实上也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它所制造的民间压力，有利于整个事态朝着开放、公开、科学的方向发展，有助于真正切合实际的解决问题。在疫情如火、人命关天的时刻，流言起到了警示和预警作用，成为社会危机的红绿灯，并给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制造了空前的压力，间接有助于政府迅速果断地采取措施。
即便使用寒蝉效应，也要考虑流言有“编传听信”四个环节，有造谣者和传播者之分，作为传播者也有一级传播二级传播、客观传播和主观传播等分别，不能一概而论。对于治理者来说，决不能简单粗暴地采取一禁了之，甚至将普通的流言传播者随意入刑。
第二，充分认识到，辟谣是一门棘手的艺术。
人们总是在按照自己的社会价值观和心理动机理解和解释流言，对付流言不仅有保持沉默、集中力量区域解决，掌握事实针锋相对加以反击、请出权威、利用大众传媒辟谣、取消流言打击目标、采取法律手段集中打击危害性大的谣言，而让一些无害甚至有益流言有一定空间等方式，更重要的是在流言的传播过程中，注意通过符合社会科学的有效信息披露方式，改变流言的内容、形象，使之朝着有助于事态解决的方向发展。
如何辟谣，手段也不少。比如，充分利用好已经走上轨道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保持主流媒体充分报道的良好态势，决不能重蹈非典时期的覆辙，因为一些不必要的顾虑而刻意隐瞒，并因为隐瞒最终丧失权威部门的公信力。
不妨按照诚意透明度及迅速三原则，确保信息公开的权威性、真实性和技巧性，完善传统的制度化渠道，利用新兴的网络渠道，借助专家和民间意见领袖增强政府的权威性，发挥社会组织的社会参与渠道作用，保障政府治理流言的网络渠道畅通。
当然，也要防止民众因对政府信息的误读误解而产生“次生流言”。在此期间，尤其要加强相关政府官员队伍的道德作风建设，以确保政府威信 。
第三，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
应对疫情，国际合作是重要的。这不仅包括在医学研究、疾病治疗、疫情控制方面的合作，也包括充分借鉴国际社会在出现大规模因自然和生物问题引发社会危机时的经验和教训。
英国公关专家杰斯特在危机管理中提出的3T原则，即：Tell you own tale（以我为主提出情况），强调政府牢牢掌握信息发布主动权；Tell it fast（尽快提供情况），强调危机处理时政府应该尽快不断地发布信息；Tell it all（提供全部情况），强调信息发布全面真实和及时性。这三条，很值得我们借鉴。
第四，把流言看做此次疫情自然的一部分。
刻意认真研究分析各种已经发生的流言，进行细致的分类和分级，从中研判民众的情绪和社会心理走向，调整应对措施，建立科学的防范和控制机制，通过科学认识流言达到将流言尤其是谣言控制在一定的社会良性阈阀之内，起到“兴观群怨”的采风作用。当然，必要时，仍应对恶意制造谣言并酿成严重负面社会后果的引用寒蝉效应绳之以法。
第五，从法律层面及时补位。
今天互联网的发展，同17年前的“非典”时期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传谣者、辟谣者，都与移动互联网深刻捆绑，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而在网络环境中出现的新情况面前，法律政策却未能及时涵盖和适应社会形势变化，仍有立法滞后、监管难、监管滞后、监管力量不到位等问题。
应对流言，需要加强制度供给，完善治理流言的法治基础，建立适应社会发展变化基础的法律，及时填补法治漏洞，承载起对这些社会流言问题进行规范调节的法律使命。坚持依法应对流言，划清罪与非罪的关系，这才是以法治国的真义。
疫情当前，网络盛行，流言暴走。今天，我们对流言的重视程度应该说已大大提高。当下已有许多辟谣平台和工具，但如果认识一直停留在现象层面，甚至将一些不是谣言的内容也简单归入谣言范畴，而不对其传播机制进行科学深入的研究，并将这种科学研究的学术成果有效转化为现实运用，那我们就很可能一直停留在粗放的执法和管理层级，难以真正让谣言止于智者。
这里再强调一句，社会科学也是科学，在面临重大社会危机的时候，社会科学在挽回社会资源损失甚至经济损失方面所起的作用与自然科学一样是巨大的。
可怕的不是流言，而是我们不能正确地对待流言。最后，衷心祈望这一波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和流言一并早日消失。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