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李六乙版《二月》为困境中的女人发出了那声呐喊
1月22日，由国家大剧院全新制作，李六乙导演，王之一作曲，王玮、卢芳、黄薇、区宁、黄澄澄与国家大剧院演员队等演员出演，根据中国近代作家柔石同名中篇小说改编的话剧《二月》完成了最后一场演出。
《二月》剧照。
幽深的围井、黯淡的天光、革命者、知识分子、麻木的围观群众、生与死、新与旧……这些元素与命题都在大剧院的舞台上有所涉及，但它们似乎更像是一部曲式中的副歌，为围绕烘托主线而存在。
剧中，萧涧秋所代表的知识分子，李先生所象征的革命义士，都在为寻找一个答案而孜孜不倦地付出着某种代价，而至于这个答案本身，这部剧的创作者给了我们一个并不明显的讯息——革命的终极意味或许就是女性的启蒙与解放，她们创造出了生命，却也长久以来被创造出的生命而践踏。
事实上，李六乙的这版《二月》，并不仅仅依托于柔石的同名原著小说文本，它甚至隐隐还带有柔石另一部作品《为奴隶的母亲》的影子，在替那些隐匿在正史抑或野史以外——正史中从未有女人的名字，而野史里最多是关于红颜祸水与奸妃误国的讲述——生活在江南小镇上那些平凡又面目模糊、却担负了中国千百年父权背景下、压抑苦难的女人发出一声悲鸣的呐喊。
《二月》剧照。
电影版《早春二月》的中心人物是孙道临饰演的知识分子萧涧秋，他的人正如他的名字一样，斯文、孱弱，带有一丝古中国秋风凋零般哀婉的诗意。
在萧涧秋的身上，我们能看到柔石本人甚至他的朋友、同学与伙伴的影子，他几乎囊括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典型元素：长衫、围巾、诗集、钢琴……满身都是改良维新与壮志未酬的气息，放大来说，“不彻底”的革命性与现代性都集中在他那里，虽然萧涧秋们对于各种主义的谈论已然厌倦，对于中国未来道路的走向却依旧迷惘。
不同于电影以男主人公为中心的表达方式，李六乙执导的大剧院版《二月》是属于女人的——它的绝对核心是女主角陶岚，一个通透、聪慧，在低气压的氛围里，仍有着滔滔不绝表达欲望的女人，她不屑于取悦男性，也不肯困囿于床笫与灶台之间——就像千百年来她的祖先与同辈姐妹们一样。
与萧涧秋的相遇，更像是一个触发点，让陶岚迸发出了更多关于未来或者革命的思索，而当剧情在他们大段大段意识流般层层叠加烘托出情绪的台词叠加中，陶岚与萧涧秋建立在共同理想与见识上的同盟土崩瓦解，文嫂的力量开始显现。
戏的下半场，文嫂的孩子死了。
一个孩子无声无息地死了。而同时，一个陌生农妇在舞台上开始挣扎着分娩，她剧烈地喘息，紧握着拳头，而文嫂在一旁哀悼她死去的孩子，一生一死都在沉默的暴烈中进行着。
《二月》剧照。
此刻你不禁要问，那个死去生命的到来是不是也这样经历过他母亲如此暴烈的挣扎？而经历过这一切的母亲与孩子，在这世上等待她们的又是什么呢？是寒冷，是饥饿，是人们关于孤儿寡妇的调侃，还是那看似关怀背后的冷漠？
随后，文嫂自杀，一场大雪纷纷而下，陶岚给死去的文嫂披上大衣，艳红色的斗篷在一片苍黑的背景中显得突兀又夺目。毋庸置疑，这一幕是整出戏的高潮。
而在此之前的舞台时空，是一个被刻意压低了的环境，荒芜的彩色、荒芜的雨水与雪花，漫漫飘落在荒芜的人间，它们都像是一直在期待着、酝酿着，就为在此刻凝结成一股巨大的情绪，从舞台深处一直弥漫到四面八方。
陶岚与文嫂，企图传达给我们一种不同阶层女人之间惺惺相惜的理解力量，陶岚作为一名出身富裕乡绅家庭并且受到过高等教育的新女性，从一开始对文嫂淡漠的怜悯转化为深刻的同情；而文嫂，则从最初只会用鬼魅般的语气喃喃着“我的丈夫死了”的苍白女人，到最终以死亡来完成自己无可奈何的抗争。两个女人，一个一袭白袍，一个一身红衣，共同扭结而成了一个悲壮的、关于女性命运共同体的同盟。
李六乙一直是一个非常执著于向中国文艺传统诗化表达致敬的创作者，他的戏剧作品常常带有戏曲般无限延伸的时空与灵活放大或缩小的情绪表达，而在这部《二月》里，经常也有着看似不经意般淡墨的闲笔，却也在有意味的台词渲染中，点染出一点“别有幽愁暗恨生”的意味来。比如闲闲一笔带过的萧涧秋堂姐，一个比起文嫂，面目更加模糊的女人，我们只知道她是萧的赞助人，而就在他即将毕业报恩的时候，死去了。——即便是对女性心存着无比善意与尊重的萧溅秋，他的前程都是在无意识中踏在沉默女人的肩膀上奔赴来的，更何况那些啃噬着女人血肉而不自知的大多数？
距离“二月”的时代，岁月已经翻过了90年，陶岚、萧涧秋或者柔石们曾经拼命畅想过的每一次变革是否真正改变了些什么？在荒烟白雾中踽踽独行的知识分子以及那些被压抑的女人们最终是否辨清了方向？在2020年年初的舞台上，前者似乎依旧在彷徨，而后者终于发出了那一声类似悲鸣的呐喊。
□温天一（评论人）
新京报编辑 吴龙珍 校对 李世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