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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旭华曾“消失”荒岛30年 离休后给自己这样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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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女儿揭秘黄旭华“消失”的荒岛30年,原来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身边有“翻译家”妻子

“我的父亲黄旭华,是1949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造船工程系的老校友,他是中国船舶集团公司719研究所从事核潜艇研制的科技工作者,中国第一代攻击型核潜艇和战略导弹核潜艇研制创始人之一,是第一代核潜艇工程的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的首批院士。”

15日,黄旭华院士之女黄峻走进上海交大闵行校区,登上“励志讲坛”,参加“奋斗的我 最美的国”新时代先进人物进校园系列活动,向师生揭秘她父亲“消失”的那荒岛30年。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了解到,日前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2019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这位武汉广播电视台外语频道外宣栏目女编导,陪同95岁的老父亲接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表彰。此前国庆之际老院士被授予共和国勋章,这一次“习总书记亲自为父亲颁奖,他亲切地握着父亲的手说,很高兴我们再次为你颁奖,并且提醒父亲要好好保重身体。”

[从上海到北京的城里小姑娘,却都自称葫芦岛人]

黄旭华90多岁的人生可以大致分为三个30年。“第一个三十年就是接受成长教育的三十年,”黄峻说,第二个三十年,就是1958年核潜艇研制启动,到1988年完成极限深度深潜实验和弹道导弹潜射成功,是他全身心奉献于核潜艇事业的30年,也是我国核潜艇发展史中最重要的30年。”

然而,这30年,对于黄旭华个人而言,几乎是从人间蒸发的30年。“我的大姐1957年出生在上海,可能因为大海情节,她被取名为海燕。”长女出生的第二年,黄旭华在自己都不知情的情况下,什么行李都没有带,就以出差的名义,被秘密选到了北京参加核潜艇的研制工作,一去就再也没有回家。”父亲出差的时候,母亲都不知道他出了一个长差,因为只背了一个小包裹;到了一个星期以后,母亲才打了一个真正的行李箱,让他的同事带到北京去。

黄峻的父母其实是同事,说起自己母亲:“她在解放前是上海法租界里出生长大的人,会多国外语,高级舰船情报资料翻译、专业杂志一审和专业字典的编纂者。”到黄峻大姐五岁时,母亲也调入了核潜艇技术研究室,大姐随母亲从上海一直迁到北京与父亲团聚。父亲高兴地说,女儿现在是北京的妮子,于是就把她的名字从“海燕”改为了“燕妮”。

但做“城里的孩子”时间并不长,还没到10岁,大姐跟全家来到了葫芦岛,就成了地地道道的荒岛人民。她为母亲搬煤提水,还很会养鸡。她冬天上学,要爬过一座山,下学时候就成了雪山,曾经惊险地被埋入雪里,差点丢了性命。“父亲因为工作很忙就没有来看她,到后来她快好的时候才见到她,当时我父亲首先表扬她能够坚持下来的精神,然后就告诉她说,以后做事情一定要谨慎。”黄峻说,大姐到现在身体都比较弱,前两天刚刚出院,“所以今天到这来做报告的是我,其实她对葫芦岛那段生活可能比我更加了解。”

黄峻同样出生在上海,但在很小的时候,葫芦岛一位父亲同事的亲属愿意帮忙照顾,“所以我在小宝宝的时候就来到了这个荒岛,跟着那位阿姨学会了在海边挖蟹,据说跟他们经常到家里拔起大葱就往嘴里吃,成了地道的北方人,咱们上海人不知道吃大葱,到那都学会了,现在我妈妈也是,大葱非常爱。”

当年的葫芦岛荒芜凄凉,人迹罕至,黄旭华说那里四季都刮风,一年两次风,一次刮半年。同事们每天吃的都是土豆炒白菜和白菜炒土豆,有家的人起床后就要到两三里以外的煤厂去买煤运煤,然后自己用推车推回来,再搬到楼上,下午还要劈柴……“我家里住三楼,水都上不去,只有到晚上的时候,一楼有的龙头才会出水,所以排队洗衣服,这样一天就忙过了。”

1975年营口海城地震,波及到了葫芦岛,当感觉到地震的时候,“母亲光着脚,套上了皮靴,抱起了不到两岁的我就冲到了楼下,我大姐手里提的包裹里全是我的婴儿用品,三个人在雪地里互相依偎着等待地震过去。”黄峻说,那个时候父亲依旧因为工作没法回家。

黄旭华全家一直到1976年才随719所一起迁到了武汉,就一直居住到今天。“在刚到武汉的那些年,当别人问起我是哪里人的时候,我一直骄傲地回答,我是葫芦岛人。”

[母亲旧军装成了传家宝,老院士给年轻一代当啦啦队]

除了母女相伴,父亲30年没有回南方老家看望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黄峻告诉师生,“少小离家老大回”的父亲乡音虽然未改,但他已经不能熟练地说出家乡话,仅仅只能听懂一小部分。

“甚至1961年底,我爷爷去世的时候,父亲没能送上最后一程。”30年没有回家,兄弟姐妹们难免会有些想法,直到1987年第一代核潜艇的保密程度稍微有所降低……幸亏,在奶奶102岁弥留之际,她戴上了眼睛,好好看了看风尘仆仆赶到的父亲。她微笑着对父亲说:你长肥了,然后几个小时以后她就安详地离去了。

黄峻透露,她有一个传家宝,是母亲一件旧军装。这件旧军装是她母亲当年在辽宁葫芦岛潜艇建造基地工作的时候穿过的,在十几年前这件衣服被她从葫芦岛带到武汉,又保存了很多年,有一次帮她整理家务时候发现的。

“母亲年轻的时候在北京和上海从事苏联专家组翻译,用现在的话来说,当年是一个十分潮的人。”黄峻说,可是这件旧军装,领口、袖口、胳膊肘上都仔仔细细地缀满了补丁,与大家想象中的形象反差太大。“于是我们就向她讨过了这件衣服,想作为传家宝传下去。”她说,上面附着着父亲母亲为核潜艇事业投入火热青春的记忆。“为了让我的孩子学习老一辈们的朴实,要他知道我国的国之重器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创造出来的,什么叫做伟大事业,什么叫做艰苦奋斗。”

如今,黄旭华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享受着一些国家待遇,但他的生活也依旧非常简朴,保持着年轻时候很多的习惯。女儿说他平时在家就穿着老旧的工作服,“如果你突然去敲门,他也许穿着就是件工作服;如果是约好的话他才是正装上身。”父亲外出吃饭也不挑剔,小吃摊和大排挡他都无所谓,“所以我们非常喜欢带他一起出去吃饭,一起出去旅游,因为他为人非常随和,不挑剔,很好带。”

前些年黄旭华还出差,到将近九十岁的时候都是这样,出差就一个挎包、一个小行李箱,也不要人陪同。“直到最近几年上了年纪,才按照规定带上我的母亲。”年轻时候,黄旭华一直嫌外面理发耽误时间,因此妻子就给丈夫理了一辈子头,直到今天……

事实上,在1988年之后的这三十年,黄旭华理应可以离休在家里好好颐养天年,可是他每天都忙忙碌碌,一直到去年才办理离休手续,但是“离休离休,离而不休”——如果身体允许的话,他还每天到办公室去上班半天……

那他这三十年又在忙些什么?他女儿表示,其实黄旭华一天都没有离开核潜艇事业,在第二代核潜艇总师任命之前,他继续为第二代的发展做好了前期论证与预先研究。早年的学习习惯和多年的科研习惯,使他养成了细致记笔记和认真留资料的行为。“现在他还忙于整理手上这些年积攒下来的我国核潜艇研制与发展史的资料,想将来留给后人或留给需要这些资料的地方。”

黄峻坦陈,父亲还给自己定了个位: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培养新的人才,他要给年轻一代当好啦啦队,“要给他们鼓励,给他们加油,给他们撑腰,必要的时候给他们当场外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