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一种"美妙的奇遇":倾听莫言和勒·克莱齐奥高峰对谈
一种“美妙的奇遇”
——倾听诺奖得主莫言和勒·克莱齐奥高峰对谈
倾听诺奖得主莫言和勒·克莱齐奥高峰对谈 王焕文/摄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莫言文学馆供图)
10月10日晚,诺贝尔文学奖“双黄蛋”最终被波兰女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和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包揽,平息了之前诸多猜测。诺奖之于大众的意义是让更多人能收获阅读的契机。莫言,20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该奖的中国籍作家。7年间时光飞逝,有关这位中国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神话”,仍在这片土地上流转。
10月9日,也就是在这次诺奖揭晓的前一天里,《莫言作品典藏大系》(1981—2019)出版,在北京鼓楼西剧场,莫言与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展开了一场围绕“历史、民间与未来”主题的高峰对谈。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勒·克莱齐奥有法国“在世最伟大的作家”之称,“他是新起点、诗歌冒险和感官迷幻类文学的作家,是在现代文明之外对于人性的探索者”。他与莫言的相遇,用勒·克莱齐奥的话说,“有一种必然性,更有着重要的象征力和号召力”。在场聆听者无不屏息凝神,想从二人的睿智交锋中窥得诺奖、或是说文学之堂奥。
事实上,这已不是他们第一次同时出现,早在2014年的时候,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就曾聚首西安大唐西市,进行过一场“长安与丝路”的对话。他们表示,两个人相遇是先通过阅读对方作品开始的。勒·克莱齐奥说,自己在读莫言作品的时候,“感到自己仿佛被莫言邀请进了他的家门,了解了农民的生活,并与莫言发生共鸣”。
西安对话四个月后,他们又同聚山东大学,继续以“文学与人生”为主题进行对谈。在那次对话中,莫言坦陈,自己在阅读勒·克莱齐奥作品时,想到了自己童年,他把这种阅读体验当成是一种“美妙的奇遇”。
这样的交流最终促成了2014年冬勒·克莱齐奥的高密之行。这才有了这次活动现场莫言所说“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的典故。当时陪同勒·克莱齐奥到高密的南京大学教授许钧清晰地记得,当身形高大的勒·克莱齐奥低下头,走进莫言居住多年的小土屋,看到泥地土墙,感受到那里的冰冷时,他的神情一下凝固,有泪从眼眶涌出。
一个高密民间摄影爱好者捕捉到了这个法国作家低头进土屋的镜头,深受感动的莫言则诠释为“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他在那么严寒的冬天来到我的故乡,眼里含着泪水,还去看望了我的父亲,我父亲至今还经常怀念起这个法国人,问我‘他怎么样了啊’”,莫言说。
勒·克莱齐奥在2016年北师大演讲中解释过自己当时的情绪,“陋室还是30年前莫言夫妇离开时的样子,这让我得以想见那个年代这家人经历的苦难,那时莫言往返于军队和老屋,在此写下了他的早期作品。小屋以土为地,窄窄的砖墙裸着,没有墙漆,它给人极度贫困的感觉,却同时让人感觉充满希望,因为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才能看出夫妇二人如何凭意志创造出全新的生活、激发出文学才情。莫言小说中的每一个字因此而变得更加真实、有力,因为无论《红高粱家族》还是《檀香刑》,都在这片景象中生根,都扎根于这座逼仄的老屋中”。
开放的故乡
“故乡”是二人对谈中的高频词汇。故乡之于作家,是绕不开的永恒主题,它是故事的发源地,也是孕育文思的本源。勒·克莱齐奥遗憾自己没能拥有像高密那样的故乡。由于个人的出身和经历,他一直觉得自己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出生于法国尼斯,接受的教育都是在法国完成,但另一个世界却与父亲有关。他的父亲是英国籍,生活在非洲,因此勒·克莱齐奥拥有两个国籍,最早是法国籍和英国籍,后来毛里求斯独立后,英国籍变成了毛里求斯籍。“我一直在两个世界中游走”,勒·克莱齐奥说。他的自传体小说《非洲人》就是以一个孩童的视角去还原关于非洲、关于父亲的记忆的。
尽管勒·克莱齐奥认为自己同故乡的联系没有那么紧密,存在着偶然性。但莫言却在《非洲人》等小说中,读到了故乡的意味。“我能感受到他在与当地人交往时并不以为自己是外来者,他把非洲的邻居小朋友都当作自己童年的伙伴,所以他看似写别的地方,实际上是在写故乡”。莫言同时提到他读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写的《看不见的城市》,道理相似,“马可·波罗给元太祖忽必烈讲了许许多多的城市。忽必烈问马可·波罗,你讲了这么多的城市,为什么没有讲你自己出生的城市?马可·波罗回答说,我讲的就是我出生的城市”。勒·克莱齐奥对此十分认同,“我读莫言先生的书后,感受到高密无处不在。我一再读他的作品,就是喜欢高密。通过读他的作品,高密也成了组成我故乡的一部分。而且我希望大家都记住,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农民的后代”。
莫言感谢勒·克莱齐奥关于故乡,关于高密的评价,“实际上作家所谓的故乡从来就不是一个封闭的固定的概念,故乡实际上是一个开放的概念。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可能真的会写自己的个人经历,家庭里面的故事,但是这样的资源很快就会用完。用完了以后,只好向外部去索取,通过阅读、旅游以及别人的讲述,你会进一步开阔你的眼界,激活你原有的一些故事资源。总之,我想一个作家的故乡是开放的,所以刚才勒·克莱齐奥先生说高密也是他的故乡,我是完全认同的。当然,我也可以说法国、非洲也都可以变成我的故事来源”。
文学的核心是人
对于民间的了解,勒·克莱齐奥的认识窗口是尼斯的一个叫港口区的地方。不仅如此,毛里求斯英辖时期,他有几个姑妈在那里居住,生活很困难。所以他认为,自己对处于辉煌地位的法兰西文化的认同也一直有些困难,“我的身上,有一部分是属于在经济上处于落后地位的世界”。所以他才能将多元文化及复杂人性融入到自己的作品当中。
这种经验明显助推了他对莫言作品的理解。他特别欣赏莫言作品中的喜剧化能力,认为“他的幽默能够把比较沉重的悲剧的东西转化成一种非常喜剧化的寓言式的东西”。
他谈到在法国,有人把莫言比喻为拉伯雷。“我认为这样的比喻有一定道理。拉伯雷是法国文学里‘石柱’一样的人物,我们可以看到拉伯雷作品中对民间元素的大量运用。我读莫言作品,比如说《丰乳肥臀》,就能看出贫穷的生活中,也一样有着生命的力量和欢乐”。莫言回应,滑稽、荒诞和幽默本就存在于民间生活之中,他只不过是在写作中将这些元素特别强调了一下。他认为,无论小说家还是诗人,演员还是教师,实际上大家都是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而故事里就会有历史、有民间、有未来,这些元素互相印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文学的核心关键就是写人的历史。
“历史有大历史和小历史之分,作家写的历史肯定是从个性出发的,从个人,从家庭,从局部,但是我想大的历史也无非是诸多的小的历史的集合。我们的历史教材是从一个宏观的居高临下的角度来讲事件,但文学不承担这样一个责任,文学就是从人的情感出发,甚至从人的身体出发来具体的描述那段历史时期内人类的生活状态,这使得作家和历史学家各自的任务非常明确”。
勒·克莱齐奥认为,莫言作品常以农民、女人和孩子的角度去看历史,这些故事很好地体现了人性,达到了普世的程度。比如《蛙》中,姑姑一开始帮人接生孩子,后来她又做计划生育的工作,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她不得不改变生活方式,她被历史所左右,她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同时她又适应了这种生活。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这种小故事读者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可以说是很好的文学隐喻和历史隐喻。
了解一个作家最好的方式就是读他的书。26卷本《莫言作品典藏大系》的出版,让勒·克莱齐奥笑言自己再也不用在法国一个个书店去买莫言的书了,他们通过阅读拉近了彼此,就像作家余华在《文学或者音乐》中所说,“文学的影响就像植物沐浴着阳光一样,植物需要阳光的照耀并不是希望自己能够成为阳光,而是始终要以植物的方式去茁壮成长”。
至于文学的未来,莫言认为中国文学的发展谁也不可预料,肯定形形色色,各种东西都有,但科幻在未来的文学写作当中会占据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而勒·克莱齐奥则对大众之于真正文化的距离存疑,“在文学、文化都面临越来越高程度的专业化挑战之下,幻想所有人都能够接触到文化,不管是通过戏剧、电影等等,但事实证明并不太可能。对于大众来说,离真正的文化还有点遥远,而如何处理这之间的关系,这正是我们面临的新的问题”。而对中国读者来说,阅读莫言的作品或可作为一个很好的窗口,用汉学家陈安娜的话来说,“记得《红高粱家族》中奶奶要去结婚的时候,不愿意关上轿帘遮挡雨水,是因为她要通过轿门看到我们这个纷乱不安的宏大世界,而莫言作品就正好像这个轿门,或是一个窗口,通过这个窗口,读者能看到这纷乱不安却美丽富饶的宏大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