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河边村：一个“结构性贫困”的瑶族山村该如何自救？
一个结构性贫困的村子，只有57户人家的瑶族山村，通过让农民成为产业的主人，实现了致富脱贫
核心提示：
什么是“结构性贫困”？云南勐腊县河边村，一个只有57户人家的瑶族山村，曾经可作为典型，人均收入4000元、人均负债5000元，村民们不怕辛苦，却无力挣脱贫困。中国农业的最高学府为此由教授团队驻村四年，调研、规划、实施脱贫路径，目前该村村民收入倍增，很多农户的收入达到了6到7万元。
自然条件优越、原居民不离村；剥离有风险农作物种植、培育长效经济作物；发展民宿当主人而非员工；授予现代生活理念、既扶智又扶志……这样的脱贫路径或可复制。
9月5日，河边村40多户客房经营者，收到了新一月的客房费，村里合作社的经理周志学和财务李进会为每家计算收入，确认后发到他们手里。
34岁的盘萨涅，家里的一间小客房，自入夏以来，每个月都有2000多元的收入。开餐厅的、养蜂的村民，也有了他们各自的收获。5家餐厅收入稳定，5户养蜂人的蜂蜜，则是客人们青睐的商品。
2019年的9月，云南勐腊县河边村的村民们，用他们的方式，感受着这个丰收的季节。不了解这个村子的人们，很难想象，仅仅5年前，这里还是一个深度贫困的村子，村民们困守深山，住着破烂的茅草屋、用腌菜就饭，人均负债比收入还高。
今日的河边村。受访者供图
“连一个富人都没有的村子”
一个村子，要处在怎样的境地，才算深度贫困？
2015年前的云南勐腊县河边村的情景，或许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这个57户的瑶族小村庄里，多数人家都住在低矮的茅草屋里，没有窗户，阳光透过木板之间的缝隙时，屋子里才会有一点儿微弱的光。
全村没有一家人有像样的房子。
村里没有厕所，想上厕所，外面找个草深点儿的地方就解决了。
也没有厨房，肉和蔬菜很少，多数时候都吃米饭加腌菜。
过去村民家中没有厨房。受访者供图
在村里完成博士论文的高明博士在论文里写了村里的情况。村民人均收入4000元左右，可人均负债却达5000元。疾病是他们最大的敌人，而山区落后的医疗条件又加剧了他们的困境。
很多人没有受过教育，初中毕业就算是“高学历”，而长期使用瑶族语言的他们，又不会说普通话，很难外出打工。
2015年，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在勐腊县注册了“小云助贫中心”，在当地招聘了张萍、发新和衡瑞霞三个员工，在加上他的助手和学生们组成了团队。而当他们到达河边村时，见到的是异常凋敝的场景，“连一个富人都没有的村子”，这是李小云常说的话。
深陷“贫困陷阱”的河边村
2016年，聋哑人盘萨涅的丈夫和儿子先后去世了，留下她和小女儿。博士研究生吴一凡经常和她一起哑语聊天，最了解她的困境。
她们面对的，不仅是失去亲人的痛苦，更是一个家庭失去劳动力之后的困境——橡胶没人割，地也种不动，盘萨涅一个人种点儿玉米，养两三头猪，玉米是猪的饲料，猪是她们的经济来源。
“河边村的贫困，是结构性贫困”，李小云说。
不是因为这里的人比别处懒，也不是因为自然条件更差，甚至也不是因为年轻人的出走而导致空心化。恰恰相反，因为教育水平、语言交流等问题，村里出去打工的年轻人很少，村民几乎全都留在村里。
村里普遍教育水平很低，会说普通话的很少，外出打工的也就少。
甘蔗是村里的主要经济作物，但甘蔗地都在自然保护区内，每年甘蔗成熟时，保护区里的亚洲野象就来“猎获”。
“亚洲野象爱吃甘蔗，它们记性很好，每到成熟的时候，就回来‘巡视’，它们吃掉的、踩踏的，超过三分之二”，跟着李小云长期在河边村扶贫的博士生陈邦炼说。
刚刚进驻河边村的时候，李小云和他的学生们曾经做过一次贫困诊断，“一个扁平的村子，大家收入差不多，负债也差不多”，李小云他们认为，河边村是一个正在“贫困陷阱”里挣扎的村子，“必须给它一个足以带来大规模收入的产业，否则他们很难从贫困陷阱里出来”，李小云说。
山里不只有诗意，还有贫穷
自然生态保护区、野生动物、橡胶园、甘蔗地、中药材、野菜、散养的禽畜……
对城市生活的人们来说，这些词汇中的每一个，都足以引起他们诗意的情怀，但对河边村的村民们来说，只有诗意远远不够。
在2015年之前，贫困是他们的生活常态，而疾病则加剧贫困，更是他们的主要债务源之一。
宋海燕老师是带着儿子长期住村的，她和村民接触时间长了，逐渐明白了其中的问题，“村民们不敢去大医院，觉得贵，生病时去私人诊所，但小诊所往往夸大病情，又不会教她们如何去改善卫生习惯，导致恶性循环，钱花出去了，病没治好”。
收入难以提升，负债居高不下，教育水平的低下，又让河边村的下一代们，继续陷入贫困。
“整个村子，57户人家，不可能全都通过政府救济来保障生活质量，给他们一个足够提升收入的产业是关键”，这是李小云调研之后的想法。
河边村位于西双版纳自然资源圈中，既是山区，又处在热带雨林中，冬暖夏凉，风光优美，同时还是易地搬迁扶贫政策的落地点。
把村民的茅草屋改造成瑶族特色的民居，在民居中嵌入客房，既能改善村民的居住条件，也能接待客人增加收入。在完成了村道硬化之后，李小云和团队有了第一个项目——“瑶族妈妈客房”。
李小云做的手绘草图。受访者供图
头一批毛巾全洗坏了
几十年来住在低矮阴暗茅草屋里的村民们，想象不出高大、明媚的瑶族式建筑是什么样的，甚至李小云自己设计出效果图，在投影仪上放给村民看时，村民们也不相信。
一直到第一批瑶族房屋建成并开始经营后，才有更多的村民愿意加入进来。
客人来了，问题也来了。
没有经历过现代化生活的村民，很难为客人提供基本服务。从洗毛巾、叠毛巾、选择菜品、做饭，全都需要李小云和他的团队们手把手地教。
“有时候真的会抓狂”，陈邦炼说，“比如洗毛巾，新装的自来水管道，水龙头打开后，先流出的是黄水，要等一会儿才会变成清水，但他们不觉得黄水有什么问题，就用那个水洗毛巾，结果第一批白色的毛巾，全都洗成黄的了”。
学生们觉得不可想象，但村民却觉得城里来的学生们太挑剔，因为即便洗黄的毛巾，也比他们以前用的要干净。
新婚之后的博士生袁军军快一年没有离开村子，他一边写论文一边帮着整理房间、打扫卫生、接待客人……几乎所有的事务，都需要团队们一点点教会村民，对于一直远离现代生活的村名们来说，学会这些并不容易。
村民和大学生：“我们不一样”
云南多美食，但并不在这个偏远的山村里。过去的山民们，生活方式更接近刀耕火种原始状态，在能打猎的时候，打回来猎物，只有烧烤一种方法，调料也只有盐和辣椒。后来不能打猎了，村民们会养点儿猪、鸡等，种少量蔬菜，补充维生素和植物蛋白的，主要是野菜。
民居改造之后，有了客房，也有了餐厅，做什么菜就成了问题。村民们仍旧保持着原来的习惯，从集市上买回肉来，放辣椒和盐炒成一盘，如果有蔬菜或野菜，就另炒一盘，荤素分明。
每次来客人，助贫团队中的宋海燕老师，就会为他们写了菜谱，团队还定期请外面的老师教他们做菜，做一道，自己先试吃，这样的工作持续了近一年，十几道菜品才逐渐成熟，“不会今天太咸、明天又太淡了”。
“那段时间，村里的年轻人学会一首歌叫‘我们不一样’，总唱给我们，他们觉得，城里人太挑剔，和他们的生活态度完全不同”，陈邦炼说。
不过，村民们也有让学生们惊奇的本领，“一进山，就发现他们真的厉害，随身只带一把刀、一小袋辣椒和盐，就能在山里过得很好，他们在河里捞鱼，采点儿野菜、野果，就是一顿饭，而我们完全帮不上忙”。
城里回来的年轻人，开始学电脑办公
河边村很少有外出打工的，但也并非完全没有，周志学就是其中一位。
2016年12月，在深圳打工的周志学听说村里要进行改造，于是回村帮家里盖房子，这一回来，就再没走，而是选择加入了村里的合作社。
合作社是董强副教授和宋海燕老师每天跑县里和乡里帮助村民成立的，这样他们可以统一经营，统一管理。李小云教授说：“你不要觉得这个合作社好建，注册时没法注册成旅游合作社，而且涉及特殊行业许可，要不是县里的‘扶贫书记’崔书记还真搞不成，他来村里的次数太多了，解决了很多的具体问题。”
合作社管理要用电脑，一开始，这很难做到，因为即便最简单的办公软件，也没人会。
周志学初中毕业，在村里算“高学历”，在城里打工时，去网吧玩过游戏。但对电脑的认识也仅限于此，不会用任何办公软件，甚至打字都费劲。
王安然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毕业的志愿者，他和其他学生开始教他们用电脑，从最简单的Word、Excel等常用软件教起。
哪怕是简单的东西，他们学起来也很困难，如调整字体之类的基础操作，今天教了明后天就忘，“我们有时候会觉得不可思议，那个标志就那儿，一点就可以了，但就是记不住”，王安然说。
最终，年轻人们还是学会了电脑，周志学还成了合作社的经理，另外一位高中毕业的李进也回到村里，作为村里最高学历的人，他被安排做财务工作，李小云的学生们教会他怎么开发票、怎么做账目。
失去丈夫和儿子的盘萨涅，是学习最认真的那个，小女儿上学，家里时常只有她一个人，生活都极其简单，她仍旧买了冰箱、电视，不是自己用，而是给客房里的客人用。盘萨涅的客房是小间，但收拾得很干净，助贫团队和合作社制定的客房的标准，她最先照做，要添什么东西，从来不吝惜投入。
这是一个活着的村庄
从每一栋瑶族建筑的草图，到客房装修，再到客房经营，事无巨细，都需要李小云和他的团队操心，他们自己画图，自己从市场上买建材，自己网购装饰品……
“这个村子，几乎就是雕花一样雕出来的”，李小云说。张萍和宋海燕负责客房，李发新负责工程，董强负责资金，在村里各负其责，所有事情都是手把手教村民。
2015年，村民在老房子前合影。受访者供图
从2015年到2017年，3年中，李小云和他的团队每年有八九个月在村里，2018年，村里的客房稳定运营之后，才有所减少，但也超过半年。
“我们不是去指导他们脱贫的，而是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一起居住、一起劳动，一起想办法脱贫”，他说。
和许多乡村发展旅游业不同，李小云他们并没有引进任何外部的经营者，尽管有不少企业对河边村感兴趣，希望参与开发，也有更好的管理和服务模式，但李小云和他的团队都拒绝了。
“那种把农民迁到一边，在村里开发产业方式，不是我们希望的，这个村子，是村民们的故土，是他们的家，虽然我们干预了很多，帮助了很多，但是我们不能去破坏他原本的自然生活环境，以及下一代、下几代人，都要生活在这里的”，宋海燕说。
李小云把他在河边村的扶贫总结为一句话，“政府主导、农民为中心、社会和大学参与”。
农民是助贫的中心，让农民成为产业的主人，正是李小云他们建立合作社的初衷，不管是村里建成的会议中心，还是村民的餐厅、客房，真正的主人都是农民，管理者也是农民。而李小云他们做的，是培养他们现代的观念，教会他们如何经营和管理自己的产业。
国际会议在河边村举办。受访者供图
李小云还为河边村的旅游业做了经营模式的规划，“可以接待国际会议的会议中心、专家公寓归集体，客房收入90%归村民，10%是合作社的管理费用”。
“河边村不是一个空心村，人都基本上留在村里，我们想做的，是一个农民自己有致富能力，可以把收益留在自己手里的产业模式”，李小云说，“我们尽可能保持它原有的状态，但进了房间，生活又是现代化的。所以这是一个真正鲜活的村庄，老人、成年人、孩子都在这里，也有猪、有鸡，在村里能听到鸡鸣声，可以感受到生活的气息”。
包容且多元，是理想中的新业态
从2017年4月开始运营，盘萨涅家的客房，每年可以为她带来1万多元的收入，同时她还种点儿玉米，养点儿猪和鸡，房前屋后，也会种点儿水果蔬菜。
这也是李小云希望看到的，客房是河边村产业中最重要的一环，但他不希望成为唯一的一环，“如果没客人怎么办？”
李小云理想中的产业模式，是一个包容性的、多元的、可以互相支撑的新业态，“比如种植热带作物、中药材、养猪、养鸡、养蜂等，这些产业的产品本身就可以给村里的餐厅、客房提供更丰富的商品，对村民来说，收入是可以叠加的，同时也能增强他们抵抗风险的能力”。
董强副教授开始引入中药材和养蜂，2019年又开始种植花椒。
在新的业态逐渐形成时，传统作物的比重则逐渐减少，比如甘蔗，在野象的侵袭下很难带来盈利，而生态补偿只有700元每亩，所以逐渐被放弃了。“甘蔗是需要大规模种植的，一般都是村里统一种，只有一两家种的话，收购商嫌少不来，销售就是大问题，而且野象侵扰的问题也很难解决，所以村里几乎没人种了”，陈邦炼说。
蔬菜、热带水果、中药材成为了新的选择，河边村原本种植砂仁，这种药材几乎不需要怎么管理，种下去，很多年都能连续采收。村民黄志成今年则改种了黄精，长势不错，目前价格还不错，唯一担心的是，今年雨多，可能影响收成。
村民们“毕业”了，真能自己立足吗？
从2018年开始，李小云和他的团队，就开始逐渐减少对河边村产业的参与，他希望村里人真正能主导起自己的产业。
“虽然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但是这背后的英雄太多了，村子不是我们建的，是村民自己”，李小云说。
2019年1月，李小云召集了一次村民大会，决定把客房产业正式移交给村民。他觉得，在经过4年的产业建立和运营之后，村民们也可以“毕业”了。
比村民更早毕业的，是李小云的学生。在河边村，已经毕业了好几个博士和硕士，今年还要毕业3个博士，他们都是李小云的学生，跟着李小云长期驻扎在河边村，在这里学习，也在这里和村民们一起成长。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采访李小云时，他刚从湖北恩施回京，宋海燕老师也跟着，毕了业的高明也跟着。恩施有一个新的助贫项目，按照河边村的模式，在当地扶助村民脱贫。
“河边村的模式，不一定可复制，毕竟河边村本身具有良好的自然条件，有发展旅游业的天然基础，而且人员也不缺乏，绝大多数都在村里，没有出去打工”，但是这一模式在很多类似的地方可以参考。实际上，就在昆明，已经有六个村开始进行类似的规划，李小云依然会参与其中。
“这些年，我建房子的水平算是登堂入室了”，李小云给记者展示了一张他手绘的恩施项目的会议室草图，在河边村，他也这样，并全程跟进建造，除了具体施工，没有李小云不做的。客房的经营也是如此，每一个环节，他都参与了设计和运营。
几年中，河边村完成了村容整治、厕所革命，一座座干栏式的木楼坐落在河边村，全村村民收入倍增，很多农户的收入达到了6到7万元。宋海燕给记者提供的一份河边村收入数据显示，2019年1-7月，河边村已建成47家客房，客房收入户均达到9000元，已建成5家餐厅，餐厅平均每户毛收入达到3.2万元。截止到2019年8月，河边村已经接待国内国际高端会议7场（不含小型参观接待活动、冬夏令营等活动）。合作社自2019年年初成立以来，总收入已经达到80万。
现在，村民们“毕业”了，以后就要依靠他们自己了。他们的未来会不会变得更好？李小云觉得这需要时间来验证，“他们学会经营可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那时候再回头去看，或许会有更多的感悟”。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吴兴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