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对话“清洁快闪”行动发起人：我爱香港，站出来是值得的
高伟杰拎着水桶，带着抹布、清洁液、小手铲等工具与十多名伙伴们出发。
9月21日上午8点半，香港青年高伟杰、欧阳凤盈早早来到港铁何文田站口，和十多名伙伴集合。
他们拎着水桶、垃圾袋，带着抹布、清洁液、小手铲等工具，准备清理何文田站外天桥上密密麻麻的标语、海报和涂鸦。
近3个月来，香港各项集会示威活动不断，一些激进示威者在多处公共空间留下侮辱性标语和垃圾，给普通市民的生活和香港的公共环境造成影响。
平时就热衷公益活动的高伟杰和欧阳凤盈决定站出来，他们组织了“清洁快闪”行动，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自发清洁周边的环境，希望为恢复这座城市的原貌、弥合这座城市的裂痕做出自己微小的努力。
何文田站的清理现场是他们的第五次行动。从出站口到天桥的尽头，超过200米的距离，大家默契地分散开，拿出工具开始清洁。先喷水，再用手铲刮，有些粘胶较厚的地方则需要使用清洁剂。
一位中年男子的手铲坏了，他从钱包里翻出一张硬质的会员卡代替。他告诉新京报记者，自己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参加这次活动是出于“对香港的爱和信仰”。他表示，自己身边很多人都是很主动、有爱心的人，现在香港遇到困难，他们不想只是冷眼旁观，参加清洁活动虽然只是“小行动”，但却是“正确的事，好的事”。
清洁完何文田站，他们又步行至红磡，在一处被污损的天桥上继续清洁。上午11时许，持续约两个小时的清洁工作完成，恢复原貌的通道显得干净清爽。多位路过的市民向他们伸出大拇指，称赞“做得好”。
高伟杰告诉新京报记者，现在，越来越多的香港市民加入了他们的队伍，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活动信息后，还有内地居民表示，希望以后有机会来香港时，加入他们一起进行清洁工作。
他们像一点小小的火星，正在激发更多的火苗。
清洁快闪第一站：清理何文田站外天桥上密密麻麻的标语、海报和涂鸦。
新京报记者与高伟杰、欧阳凤盈进行了对话：
新京报：为什么要发起清洁快闪行动？
欧阳凤盈：从6月份起，香港开始出现一些游行，之后开始出现暴力行为，游行过后，墙面和地面很不干净，隧道里堆着垃圾，蛮臭的。我们作为普通市民，就想站出来做些有意义的事情，改善现在的情况，为社区做点贡献。
新京报：第一次清洁活动的现场是什么样？
欧阳凤盈：第一次是8月17日，在深水埗，那里头一天有游行，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环境很不干净，墙上很多涂鸦和标语，就决定第二天过去清洁。
第一次人不多，只有四五个人，我们没有叫太多人，想先试一试。那天下着很大的雨，我们几个人穿着雨衣，但很快身上就湿透了。不过也多亏了下雨，我们一边清理，墙上的东西一边也被冲刷脱落，那次大约一个小时就清洁完了。
新京报：为什么下着大雨还要去？
欧阳凤盈：我们答应过要去，就一定要去，是一颗心吧。
部分路过的行人驻足为他们点赞。
新京报：一共做了几次，中间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欧阳凤盈：一共5次。我记得湾仔那次当天本来应该有个嘉年华，很多小朋友和老人很期待的，但就是因为有游行，嘉年华取消了，让很多家庭觉得很遗憾。所以我们过去清洁，也希望能够稍微弥补一下这种遗憾。
高伟杰：有一次在旺角做清洁，一位婆婆已经90多岁了，还专门过来和我们致谢。她说自己年纪太大了，只能靠我们这些年轻人替她做这些清洁工作。她这样讲让我们很感动。
新京报：成员都是什么人？
欧阳凤盈：从20多岁到40多岁的都有，来自不同行业，做教育、金融、文字工作、公关的都有。最开始都是我和伟杰的朋友，后来人越来越多。他们说，不敢一个人站出来，看到我们站出来，就会跟我们说，让我们加入你们一起去清洁吧。
新京报：清洁过程困难吗？
欧阳凤盈：需要清洁的有标语、海报，还有喷的涂鸦和字，我们用多一点水，需要很用力的擦。我们现在有了经验，用一些清洁剂去喷，就会比较快的清理掉。
新京报：除了清洁标语，9月17日你们还连夜去清洁了乌蛟腾抗日烈士纪念碑。
高伟杰：是的。17号那天烈士纪念碑被人喷上了“反送中”等字样。我非常愤怒，这是对烈士的不敬。我决定一定要在918之前把纪念碑恢复原样，一定不能留到918那天。
我当晚电话给朋友，有人说太晚了，很远很危险，不要去了。不过最后还是去了7个人，我们当晚就把纪念碑清理干净了。
清洁队伍在红磡地铁站外天桥清理标语、海报和涂鸦。
新京报：其他人对你们的行为是什么看法？
欧阳凤盈：第一次清洁的时候有位中年的街坊在旁边看，他过来告诉我，你们做得对。有些朋友平时不常联络，但是因为我站出来做这个活动，他们会打电话、发消息给我，说我很勇敢，提醒我注意安全。还会有人主动捐给我们一些清洁工具。
我的家人也很支持我，他们看到视频片段，看到我们很努力的在清洁，就觉得好安慰，自己的女儿愿意花时间去做义工。他们也想过跟我一起做，不过我会很保护他们，在精神上支持我就够了。
高伟杰：我很早开通了微博，很多人在微博上替我加油打气，我的脸书页面开了一个星期，就已经有1000多粉丝了，每天都有人跟我说想加入我们。还有内地的网友说，以后到香港来，想加入我们的行动。
我本来只是想自己做清洁活动，比较低调，但发现越做人越多，所以我们现在想把自己做成一个样板，激发更多的人去做这个事情。不一定是加入我们，而是可以在自己住的社区，自发的去做类似的事情，这样才会清洁的更快更广泛。
新京报：有遇到过阻力吗？
高伟杰：会被起底。有反对者把我的个人信息都发到了网上，包括名字、电话、住址等非常详细的内容。我接到过骚扰电话，还有人用我的电话号码去订餐、订酒店，我每天都要忙着取消这些预定。所有在网上可以办理的东西都给我办理了，甚至还有人用我的信息去捐精。
我身边朋友也有遇到这种事情，他打算在哪天结婚都被人发在了网上，号召反对者当天过去骚扰。这些人给我们这些爱国爱港人士每人一个编号，在一个群里只要输入编号，就会得到很详细的资料。
一位市民的手铲坏了，他从钱包里翻出一张硬质的会员卡代替。
新京报：会觉得委屈？
高伟杰：最初的时候有一点委屈，但是如果我不站出来，更多的人不敢站出来。香港是个很文明的地方，我的家人、朋友都在香港生活，我非常爱这个城市，爱这个城市的人，我站出来是值得的。现在是特殊时期，但香港不是他们可以为所欲为的地方。
新京报：对于有些激进的年轻人认为他们的做法也是爱香港，你怎么看？
高伟杰：他们没有读过中国历史，对我们的国家不了解，甚至有些老师也会把自己一些思想灌输给学生，让他们的思想变得盲目和偏激。他们的诉求究竟要达到什么样子，我有朋友去做过调研，他们很多人答不出来。
只有了解了中国历史，知道香港之前是怎么成为殖民地，如何被瓜分和欺负的，才能更好地了解现在。我小时候，妈妈经常同我讲外婆的事情，讲香港沦陷的时候他们一家人要如何避开日本人，所以我对这段历史有个认知。我1997年中学毕业就出来工作，当时听到很多关于回归的负面消息，说回归之后资产都要充公。我当时半信半疑，但香港回归之后这么多年，并没有出现这些情况，反而越来越好。
现在很多家庭和学校对于历史的教育是很缺失的，所以这些学生的认知是片面的。
欧阳凤盈：我小时候父母带我经常去香港历史博物馆，我对历史的了解比较多。我6岁就和父母去了北京，看了万里长城、故宫和天安门，真的很伟大。我中学的时候选修了中国文学和世界历史，而且我经历过回归，我很多同学1997年之前就移民了，但我留下来了。我爸爸跟我说，我们是中国人，一定要留在香港，我的家庭是爱国的。
高伟杰带头清理粘贴在墙壁高处的海报。
新京报：你的微信名是小小人物做小事，有什么内涵？
高伟杰：现在有些年轻人做事想一步登天，没毕业就想买房，一工作就想当经理当CEO，刚出来工作的时候期望过大，眼光过高，导致落差很大，就有很多怨气。我用这个名字是想表达，要谦卑，每一个地位很高的人，都是从一件一件小事做起的。
新京报：有什么想对激进的年轻人说的话吗？
高伟杰：暴力是不是可以解决问题？如果暴力可以解决问题，那整个世界就会充满暴力。怎么样去争取自由呢？只有很安全的时候，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才是自由，暴力是争取不到真正的自由的。你们做的事情是很矛盾的。
新京报：有什么想对内地同胞说什么？
高伟杰：在清洁活动中，我们有人在身上贴了标语，“香港照常营业”。我们想告诉内地的朋友，我们是很友善很热情的，香港是很文明的，内地的同胞还是可以放心的过来玩儿。
新京报特派香港报道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