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上观直击香港]笼屋、棺材房、马桶灶台在一起，香港为何有这样不人道的地方？
没有一扇可以通风透气的窗，没有一张可以平放双脚的床，没有一块可以堆放用品的地，有的只是一个小铺位，以及四周用铁丝网或木板围成的狭窄空间。一间200多呎（约20多平方米）的单元内，塞进去上下12个床位。尽管看了这么多年的劏房，但社工施丽珊每次走入依然很不习惯，“香港怎么会有这样不人道的地方？”
香港教育图书公司2017年版的通识教材《今日香港》中是这么定义“劏房”的：一个住宅单位分割出若干个细小的独立单位，多见于唐楼（上世纪60、70年代建旧式房屋）与工业大厦，整体生活设备较差，估计全港劏房居民约为19万人。
“繁华背后的他们不该被遗忘。”与外人眼中高楼林立的现代香港不同，作为香港社区组织协会的干事，施丽珊看到了逼仄的劏房和挣扎其中的民众，“我们努力帮他们有尊严地生活，但这更需要全社会的努力。”
劏房
施丽珊告诉记者，“劏房”是一个大概念，如果要再细分的话，至少还有笼屋、板建房、套房等。笼屋就是用铁丝网把一个15呎（约1.5平方米）不到的床铺围住。人生活在笼中，四周挂上的布块守护那仅剩的隐私。出门要把笼门锁上，否则回来就可能少了东西。
这些年来，随着港府规范劏房市场，笼屋少了，用木板围起来的板建房多了。它有另一个称呼“棺材房”，“我人未死，却已围四块木板”。一个不足400呎（约40平方米）的空间中，可以容纳近20个上下格密封的床位。既然租不起能站起来的房屋，那么只好屈膝在床上过生活。
相对而言，套房的条件较好，没有上下铺，有独立的马桶与灶台。只是，这两套功能迥异的设施靠得太近了。有人是这么形容的，“厕板摇身一变成为暂放食物的小枱，食物的味道来自饭菜还是厕所无从稽考，也顾不了卫生问题。环境迫人，百般滋味在心头。”
“餐厅的服务生、酒店的清洁工、大厦门口的保安、马路上的大巴司机、街边无业的老人，这些你身边的人下班后就有可能住劏房。”施丽珊很无奈地说，还有5万多18岁以下孩童住在其中。从分布来看，全港各地都有劏房，位于九龙的油麻地最多，其次是深水埗，私人楼、酒楼、仓库、工厂大厦甚至养猪场，都能因地制宜改造成不同样式的劏房。
低廉的租金或许是低收入者选择的唯一原因。根据面积大小与地段区分，一个床铺的月租金可以从1500元到5000元港币不等。如果你想使用无线网络或者在夏天用冷气，那么还要另外交费。由于业主把空间利用最大化，据说香港单位面积产出最高的房屋，不是港岛上的豪宅，而是这种劏房。
恶劣的居住环境会带来无穷隐患。居住在其中的市民要和虱子、蟑螂共处一室，要忍受潮湿肮脏的环境，要承担阻力墙（承重墙）、逃生门拆除的风险，“在那里，私隐（内地称隐私）是奢侈品，安睡是奢望，最唾手可及的是源源不断的木虱、无比的租金压力以及被业主迫迁的噩梦。”
公屋
城市的璀璨似乎没有照进底层民众的家中。实现“居者有其屋”只有两条路，一是买私人公寓，二是排队等公屋。
第一条路显然是走不通的。新房子就不要去想了，一套已有40多年房龄的300呎（约合30平方米）二居室，也要400万港币。施丽珊算了一笔账，底层打工者每月收入1万多，四口之家除去日常开销、孩子花费、租房花费，能存下来的钱也就几千块。“银行不给旧楼9成按揭，首付需要3成，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香港社会贫富差距悬殊，至少有6万个千万富翁，也有137万市民挣扎在贫困线下。
至于政府提供的公屋，那就做好等的准备了。以单身人士公屋为例，每年政府只能提供2000个单位，但排队的有12万人，就为了这套170呎（约17平方米）的“蜗居”。此外，普通4口之家，如果选新界的房子大概要等6年，选港岛与九龙的市区房子，可能要等上8年到10年，甚至更长。特区政府对申请公屋家庭有严格要求，收入只要超标就会排除在外，一人户的标准前几年是月收入低于1.097万元。“问题是，收入就算多一点，但他们家也买不起房子呀！”施丽珊有点激动。
房屋供应偏少的重要原因是能建房子的土地少，这使香港房价长期维持在畸高的水平。翻阅2016年香港土地利用情况，其中绿色用地（林地、灌丛、草地、湿地）占66.6%，住宅用地只有6.9%。1976年，港英政府制定了《郊野公园条例》，把大量土地划为郊野公园，任何人不得擅自改变其土地性质。目前，全香港共有24个郊野公园和22个特别地区，总面积达到443平方公里，占香港约4成的土地面积。
“是不是每一块地都不能动？是不是每一片海都不能填？”施丽珊有些抱怨：“一说起土地开发，有些人就会说‘环保’，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其实，即便政府此时拿到地到真正建屋入住，可能也需要10年时间，“这10年里，这些人依然住得很惨，租金也会越来越贵。”
“不要再被那些好听的‘道德高地’所困，而牺牲几十万人的希望和前景。让这些基层家庭能够像我们一样有个‘家’，能有尊严地过日子。”已有港人在媒体上公开呼吁。
未来
“你所在的香港社区组织协会能做些什么？”听着施丽珊讲香港“如何居之不易”，记者忍不住问她。
她说，一方面，社区组织协会积极支持政府开发土地，也呼吁应尽快恢复租金管制条例与租客保障条例，前者于1998年、后者于2004年先后被废止，“业主可以任意涨房租，可以提前一个月通知租户走人，租户的话事权一点也没有。”
另一方面，社区组织协会也从业主、地产商处租借一些房屋，再以较低的价格租给有实际需求的市民。目前协会大概有100个房间左右，“如果这样的房屋足够多的话，市场上的业主话事权就小了，房价或许能低一点。”
不过她也承认，靠一个组织的力量根本难以撬动香港的房市。他们做得更多的是提高居住在劏房内的民众生活水平。比如，经常走进劏房人家，为他们提供房屋、就业方面咨询及支援服务。比如，协会每年得到热心人士捐款200万港币，借此成立了扶贫基金，为极度贫困人家提供米饭及基本食物。再比如，居住在劏房中的孩子缺乏活动空间与交际网络，协会就在深水埗设立学习中心，让孩子在里面学习、玩闹、交友，感受屋外的世界。
有一点让施丽珊很感动，“即便困在小小的盒子中，他们还是对未来抱有希望，以坚忍的意志咬紧牙关把日子过下去，尽量过得快乐一点。”
她说：“大部分底层居民的住房要求并不高，只要一张没有木虱咬的床，一个有独立卫生间的家。”是的，他们不该在城市艳丽色彩之下，被遗忘于繁华世界之中。
（图片摄影：benny lam，由香港社区组织协会提供，特此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