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耿飚诞辰110周年，专访长女耿莹：他从不考虑个人得失
耿莹接受新京报专访时说，“父亲最大的特点就是敢讲真话，从不考虑个人得失，虽然身居高位，但在生活上从不搞特殊，对我们要求十分严格。”她表示，“父亲的光环和荣誉是他的，不是我的，跟我没有关系。我只有学习的责任，更有传承先辈革命精神的意志。”
8月26日，是国务院原副总理耿飚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日。
当天，纪念耿飚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在耿飚的家乡湖南省醴陵市举行，耿飚长女、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会长耿莹等家属参加。
耿飚出生于1909年8月26日，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是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十二大、十三大上当选中顾委常委，于2000年去世。
耿莹父亲耿飚（受访者供图）
耿莹是耿飚的长女，出生于1939年。她从小在马背上长大，跟着父亲出生入死；中年后自学医术，还拜师学画成著名画家；年过花甲再度创业，创建了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
近日，耿莹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说，“父亲最大的特点就是敢讲真话，从不考虑个人得失，虽然身居高位，但在生活上从不搞特殊，对我们要求十分严格。”她表示，“父亲的光环和荣誉是他的，不是我的，跟我没有关系。我只有学习的责任，更有传承先辈革命精神的意志。”
耿莹（新京报记者 何强 摄）
耿莹虽已80岁高龄，但精神矍铄、思路清晰、声音洪亮。在近三个小时的采访中，她有问必答，回忆父亲往昔时会动情哽咽。
谈童年
“是共和国第一批‘留守儿童’，父亲总能满足我的好奇心”
新京报：此次耿飚110周年诞辰，为什么选择在家乡醴陵举办纪念活动？
耿莹：110周年对于我们来说，是纪念父亲的一个重要日子。我们原本打算在北京举办纪念活动，后来收到了老家政府的信件，湖南省委省政府领导也特别希望我们回湖南老家纪念父亲。
父亲1909年8月26日出生在醴陵县北乡严家冲的贫苦农民家庭，13岁到银矿局当童工，从小受尽地主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在党组织的教育和引导下，开始走向革命道路。我想借此机会回去，代表我们这一辈人向父老乡亲们汇报父亲的坚贞一生，告慰他老人家。我已经80岁了，前段时间醴陵遭遇特大暴雨，家乡人受了灾，我也很挂念，很想回去看看，跟乡亲们见见面、说说话。
新京报：小时候您对他的印象是怎样的？
耿莹：我们这一代，用现在的话说，是共和国第一批“留守儿童”，在我两岁到八岁的这段时间，有约一年半的时间与父亲形影不离，这也是我童年最幸福的时光。
我小时候问题总是很多，遇到不懂的总爱问父亲“为什么”，他也称我为“问号少女”。但父亲总能满足我的好奇心，不管什么怪问题他都能回答。从小学、中心乃至到现在，父亲对于我来说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我对他非常崇敬，他说的每件事我都坚信不疑。
新京报：那时候您是不是经常跟着他在战火中行走？
耿莹：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父亲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副旅长兼参谋长，率部驻守陇东，保卫陕甘宁边区。1944年秋，他陪同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成员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随后任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兼联络处处长。1945年8月，他与晋察冀军区其他首长果断指挥部队向盘踞在张家口的日伪军发起进攻，一举收复这座被日军占领多年的塞外重镇。
那几年，我跟着父亲一路走，一路上小学一年级，上了无数个一年级。有人总是问我，你是不是留级了？其实不是，父亲有任务我就得跟着部队走。我上的时间最短的一所小学是在南京，在教室只待了两个小时，警卫员就把我领走了，说部队要出发，我连老师姓什么都不知道。时间最长的是太原解放时，我上了太原育英学校，读了一个月零两天，但我因为迟到被罚站了半个月。
那时我们吃集体饭，吃的是高粱米，很硬不好嚼，总是嚼不烂，食堂的红军小叔叔给我打饭盛得很满，上课铃响了我还没吃完又不能浪费，等我吃完去教室课已经上了20分钟，我被罚只好在外边站着。后来和红军叔叔商量给我少打点饭，我赶快吃完赶去上课。
到北京后，我又从小学一年级开始读起。总的来说，我的童年虽动荡不安，但与父亲在一起，很幸福也很快乐。
谈管束
“父亲像修剪树木一样不停地‘砍枝’，让我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
新京报：他小时候对您管得严吗？
耿莹：父亲很严厉，总是让我们多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几件小事我记得特别清楚。小学三年级他让我读《今古奇观》。五十年代父亲已在外交部工作，我们总是搬家，家里有一架钢琴我想学但不敢说。后来父亲到瑞典当大使，我就在学校抽业余时间偷偷地学。有一次父亲回京述职，我两年没见了，就很高兴和他说我给你弹一段钢琴吧。第二天起来钢琴就没了，爸爸说我给卖了，买回来了一把琵琶。他说要学就学琵琶，这是中国的。
我看到很多人学习油画，就攒了一年爸爸给的零花钱，买了油画箱、颜料、画笔，自己学习。他回国后我又显摆，画了一幅风景画。父亲问我为何不画国画，并把我屋里的油画箱给踩了。在我生气的时候，他拿来宣纸、笔墨，画了一只小绒绒鸡，说这是国画，逼着我照着画。
耿莹与父亲耿飚（受访者供图）
我上中学，有一次在美术老师家里，看到房间里都是老师画的小写意花鸟，我震惊了，一下子就爱上了。这时候才感觉到，爸爸让我画国画是对的。
小时候父亲像修剪树木一样不停地给我“砍枝”，我长出一个他砍一个，让我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长大后我问为什么，父亲说，小时候给你讲你听不懂反而会扰乱你的思考。作为一个中国人首先要懂得自己的文化和艺术，有了文化底蕴，长大到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能够辨别真伪、去粗取精。
谈经商
“父亲从来不过问，我俩之间有一种默契”
新京报：您中年之后自学医术，还拜师学画，后来创办公司，他最开始知道吗？
耿莹：80年代我在中国画研究院（现在的国家画院）工作，受身边人影响我先后去广州、深圳、珠海看了看。珠海环境挺好，用现在的话说我就“裸辞”，去珠海注册了一家公司。回京后给爸爸汇报说：您什么都见过但肯定没见过营业执照。父亲看后眼睛都瞪直了说“你十块钱都数不清楚还去做法人代表开公司？”但后来他还是同意我试试，我干的还不错。
但到了1986年，中央下发文件要求高干子弟一律不准经商，公司就停掉了。我就此去了美国，走之前给爸爸写了一封信转交朋友，等我到了洛杉矶再发出。此后三年我和父亲都没有见过面。
耿莹与父亲耿飚（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到美国您不会说英语，为何能闯荡出自己的路？
耿莹：我到美国时年纪已比较大，一个英文单词也不会说。有一次在洛杉矶，香港商业界的几位朋友给我接风，一位大姐好意地提醒我说，你一句英语都不会说，别说是做生意，就是生活都困难，我不服气，说你们给我三年时间，虽然我不会说英语，但我会在美国横着走。
当时，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布朗先生访问中国，我父亲是中国国防部长，父亲要我画幅画作为国礼送给布朗，我就画了一幅《文成公主入藏图》，布朗很喜欢。布朗回美国后，我通过写信与他认识。在他的俱乐部，我通过画画赚到了在美国的第一桶金，此后不到三年的时间，我拥有了一英亩土地和54棵果树，实现了自己刚到美国时的承诺。
新京报：您经商过程中他有具体过问过吗？
耿莹：他从来没有。我记得我在珠海时，他说很想去珠海看看，我说我事业刚起步，你别来了，他就明白了。后来我做生意，父亲从来没说要去看看我，也从来不过问，我俩之间有一种默契。
谈父亲的光环和荣誉
“那是他的，不是我的，跟我没有关系”
新京报：1976年10月6日晚上临危受命，华国锋点将、叶剑英同意，耿飚接管被“四人帮”长期控制的电视台广播电台。当时在行动时他有告诉家里人吗？
耿莹：没有。接管后，父亲就在办公室搭了行军床，吃住都在那里。为了不让家人担心，后来父亲只给我们写了一张便条，让家里人放心，一个多星期后他才回家。
新京报：毛泽东曾评价耿飚“敢说真话” 、华国锋曾说他“耿直坚毅”。他的这种性格对您有影响吗？
耿莹：我父亲最大的特点就是敢讲真话，从不考虑个人得失，虽然身居高位，但在生活上从不搞特殊，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父亲的一生有光环和荣誉，但那是他的，不是我的，跟我没有关系。作为女儿，我有学习的责任，更有传承先辈革命精神的意志。
晚年耿飚（受访者供图）
他经常对我讲，做事情做错了就要勇于承认，做对了就继续好好干，说任何话都要实事求是。就这样，这也成了我的做事风格，很多复杂问题简单化，解决问题直奔主题，也节约大家的时间。我的人生哲学里，是以诚相待。
新京报：近几年 “耿飚之问”再次被谈起。可以介绍下吗？
耿莹：1991年，父亲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岗位上退了下来后，去了半个世纪前战斗过的陕甘宁陇东某县。晚饭后，他住的招待所外来了一群“告状”的老百姓，诉说他们对一些县乡干部的不满，怎么劝说也不肯离开。父亲随后召集省地县的干部作了一次谈话。他不批评、不责备，却讲了一件往事。
父亲任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副旅长时曾驻扎过这里。当时，一个战士损害了当地群众的利益，旅部决定按纪律枪毙他。老百姓知道后，也是黑压压来了一大群人，为这个违纪的战士求情。父亲说，纪律是必须坚决执行的。于是老百姓都跪下了，哭着说共产党都是好人，就饶了这个战士，让他戴罪立功，父亲反复说明八路军的军纪，可老百姓一个也不起来。最后，他只得流泪接受了群众的要求。
当时父亲讲到这里说：“现在，我要问问在座的你们这些人，不管哪一个，如果犯了事，老百姓还会替你们求情吗？”全场顿时鸦雀无声。
其实，在任何时候，共产党员都需要自省、自问，“你的鱼水情在哪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没有后勤部队，所有的后勤都是老乡们做，军民鱼水一家亲，现在我们也不能忘了老百姓，也就是习主席教导我们不忘初心的初衷。
谈文化遗产保护
“我这个老太太也就是一堆柴火，尽心尽职完成我们的力所能及而已”
新京报：您创办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是出于怎样的缘由？
耿莹：我记得解放宁夏前夕，父亲在前线，我跟在他身边。在一个破庙里，我发现父亲手里头有张地图，上面用红蓝铅笔作了标记，我问蓝颜色的是什么？父亲说这是我们的炮口啊，我说那为什么不打？爸爸指着地图上标记的寺说：“你看看这都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古物，有文化在里边。”当时还没有“遗产”这一说法，但他们一边打仗，一边想着给后代留下什么。
耿莹（新京报记者 何强 摄）
1997年回国，我跟老姐妹们见面，有李特特（国务院原副总理李富春之女）、陶斯亮（国务院原副总理陶铸之女）、刘爱琴（刘少奇之女）等，都是各家的长女。她们说你现在回来了，你还能跑，我们能为国家做点什么事情呢？当时看到中国文物损失很大，被破坏严重，就一起商定为保护文化遗产做点工作。
我开始行动起来，但是光注册基金会就花了4年时间。2007年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成立，这也是国内首家具备在海内外募集资金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
相比文化遗产保护这个宏大的课题，基金会的作用微弱，只能宣传、唤醒中国公民对文化遗产、人文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增强公民保护中国文化遗产的责任感。我这个老太太也就是一堆柴火，尽心尽职完成我们的力所能及而已。
新京报：基金会成立后，因为筹不到钱您也被称为“丐帮帮主”？
耿莹：我当了五年的“丐帮帮主”，到处筹钱，没办法，再难这是工作，而这个工作是我的选择，这个选择对我而言，是责任、是使命。当“丐帮帮主”也不是为了我个人，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文化遗产被破坏而寻求保护。后来基金会了有了名气，我就选择真心愿意为文化遗产保护尽一份责任的人，和我共同奋斗。
新京报：您已经80高龄了，为何还一直坚持做这件事？
耿莹：这是我的文化苦旅，更是一种使命，我苦中作乐。80岁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活的原则：要活得有尊严，要活得干净，要活得有味道。我每天还坚持用宣纸写日记，从未间断。日记上有读书所得，有自己对社会问题的感悟分析，也会穿插作画等。
新京报记者 何强
附：耿飚同志生平
耿彪因病于2000年6月23日1时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2000年6月29日新华社发布“耿飚同志生平”，以下为全文：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中央军委原常委、秘书长，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耿飚同志，因病于2000年6月23日1时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耿飚同志1909年8月26日生于湖南省醴陵县北乡严家冲一户贫苦农民家庭，7岁时随父母逃荒到湘南常宁县水口山。他13岁到铅锌矿当童工，从小受尽地主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在水口山党组织的教育和引导下，他开始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立志救国救民，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他积极参加工人的罢工斗争，并于1925年5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6年，湖南革命形势进入高潮。耿飚同志按照党的指示，同其他同志一道，从敌人的兵工厂秘密运出一批枪支，武装水口山工人赤卫队，开展革命武装斗争。不久受党派遣回醴陵，组建并率领农民赤卫队参加醴陵暴动和十万农军攻长沙。在党的组织和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损失后，他几经辗转，于1928年4月回到浏阳，找到党的组织，并担任浏（阳）、醴（陵）游击队队长，积极开展游击斗争，配合主力红军作战。1928年8月，他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0年9月，耿飚同志奉党的指示，率领游击队参加红军，历任红1军团第3军9师参谋、师干部教导队队长、作战教育科科长。1933年春，任红1军团第2师4团团长。先后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漳州战役等重大作战。他机智果敢，英勇善战，率领部队打了许多硬仗、恶仗。红军长征中，他率部担任第2师前卫，攻克古陂，激战九峰山，夜渡潇水河，奔袭道州城，血战湘江边，沿途斩关夺隘，屡破强敌，有力地掩护了中央纵队和主力红军突破敌四道封锁线。红军进入贵州境内后，他率部在江界渡口强渡乌江，首夺天险娄山关，为中央纵队和大部队开辟前进通道。毛泽东同志曾就此事写信表扬耿飚同志。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耿飚同志任红1军团第1师参谋长，率部参加四渡赤水、再克遵义、南渡乌江，从云南境内巧渡金沙江等重要战役战斗，为中央红军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赢得战略转移的主动权作出了贡献。继又率部通过彝族地区，抢渡大渡河，配合兄弟部队夺占泸定桥，使中央红军再次摆脱险境。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他率部参加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在攻打甘泉时颈部负重伤，仍坚持指挥战斗。他于1936年6月入抗日红军大学学习，同年12月任红四方面军第4军参谋长。他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努力消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影响，为加强红军内部团结做了大量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耿飚同志任八路军第129师385旅参谋长、副旅长兼副政治委员，率部驻守陇东，保卫陕甘宁边区。他于1941年7月入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4年9月任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兼联络部部长。1945年8月，他指挥部队向盘踞在张家口的日伪军发起进攻，一举收复被日军占领多年的这座塞外重镇。抗战胜利后，他于1946年1月至8月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副参谋长兼交通处处长，在叶剑英同志领导下，同国民党破坏和平、挑起内战的阴谋进行了坚决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耿飚同志回到晋察冀军区，任晋察冀野战军参谋长。他先后参与组织了正太战役、青沧战役、保北战役。在战略进攻阶段，他参与指挥了著名的清风店战役、石家庄战役。1948年5月任华北军区第2兵团（后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即著名的杨罗耿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率部参加平津战役、太原战役、宁夏战役，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0年初，党中央决定调耿飚同志到外交部工作，开始了他长达20多年的外交生涯。至1971年，他先后担任中国驻瑞典王国大使兼驻丹麦、芬兰公使，驻巴基斯坦大使，外交部党委委员、副部长，驻缅甸、阿尔巴尼亚大使等职。他在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直接领导下，认真贯彻中央的外交方针和政策，为开创和发展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树立了我国老一辈外交家的崇高风范。他具有很高的理论和政策水平，十分重视形势调研，力求掌握实际情况，并根据形势发展变化适时提出政策建议，为中央外交决策提供可靠依据。他作为我国派驻西方国家的第一位大使，积极开展对外交往，促进我国同驻在国的友好关系，努力宣传我国的内外政策和建设成就，扩大新中国的影响。他与瑞典、丹麦、芬兰三国的经贸部门及经贸界人士积极交往，创造了我国同西方国家开展贸易和经济合作的契机。在任驻巴基斯坦、缅甸大使期间，耿飚同志积极推动中巴、中缅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以及经贸、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为中巴、中缅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作出了不懈努力。巴基斯坦政府曾经专门向耿飚同志颁发勋章，以表彰他对增进中巴友谊的功绩。缅甸政府领导人也多次赞扬耿飚同志为发展中缅友好合作关系所作的贡献。
耿飚同志在外交斗争中，善于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统一起来，针对不断发展变化的形势提出自己的独到看法和创造性见解，表现出很高的政策水平和斗争艺术，积累了丰富的外交工作经验。他担任外交部副部长期间，协助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处理了大量涉外案件，参与或主持起草了一批重要的外交文件。在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期间，他向中央提出了关于改进外交和外援工作的意见。毛主席看了报告后说：“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他以身作则，忘我工作，勤于钻研，善于思考，深得外交部干部、职工的好评。在使馆工作期间，他把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丰富经验与使馆工作特点紧密结合起来，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使外交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不断得到提高。他关心下属，重视培养年轻干部，经常告诫他们要学外交、学技术，全面锻炼自己。
“文化大革命”中，耿飚同志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面对林彪、“四人帮”对中央外交路线的严重干扰和破坏，他坚持原则，顶住压力，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央制定的外交政策，遭受残酷迫害。他在逆境中仍然坚贞不屈，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无私无畏的气概。
1971年1月起，耿飚同志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他顶住压力，坚决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把一大批干部解放出来，从“五七干校”调回部里恢复工作，并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中去。他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坚决纠正“四人帮”在对外交往工作中“左”的错误做法，积极恢复和扩大我党对外交往工作。他向中央提出恢复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其他一些共产党的关系，并同各国社会党、民族民主政党建立联系和交往的建议。他十分重视对国际问题的研究，强调将研究工作与党的对外工作相结合，并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党际关系的一些重要原则。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耿飚同志当晚奉党中央之命，到中央广播事业局掌握了被“四人帮”长期控制的广播电台、电视台。他在担任中央宣传口负责人期间，为消除“四人帮”在宣传舆论战线的破坏和影响做了大量工作。他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呼吁尽快让邓小平、陈云等一大批老同志重新出来工作。
1978年3月，耿飚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负责处理外交事务，并分管民航总局、旅游总局和军工部门的工作。1979年1月，他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秘书长，协助军委主席、副主席处理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81年3月任国防部长。1982年5月任国务委员。他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策、指示，为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为新时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980年7月，他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军队要“消肿”和改革体制的指示精神，主持制定了《中央军委关于精简整编的方案》。
1983年6月，耿飚同志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并兼任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在全国人大工作期间，他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围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积极开展工作。他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主持起草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加入各国议会联盟的报告，并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出席在日内瓦举行的“各国议会联盟”第71届大会。在他兼任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期间，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根据我国的对外方针、政策，利用多种渠道，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积极开展同各国议会的交往和联系，坚持了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及对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的原则立场，促进了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
耿飚同志离开领导岗位后，仍然关心党和国家大事，多次给党中央、中央军委写信，提出有关经济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建议。他十分关心人民疾苦，多次为贫困地区和灾区群众捐款捐物。他热心老龄事业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他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衷心拥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
耿飚同志是中共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党的第十二次、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他是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特邀代表。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耿飚同志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坚强的党性原则，对党对人民赤胆忠心。他十分珍视在红军时期的一张党证，虽然经历了无数次枪林弹雨的洗礼，这张党证仍完好地保存至今。他具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不怕困难，不畏艰险，坚韧不拔，能够在各种艰难复杂的环境中开拓新的局面。他光明磊落，坦诚正直，刚直不阿，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他待人宽厚，作风民主，善纳群言，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能够团结同志一道工作。他勤于学习，注重调查研究，工作严谨细致，一丝不苟，反对弄虚作假和敷衍塞责的不良风气。他密切联系群众，注意体察民情，想方设法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他严于律己，大公无私，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地位，在生活上从不搞特殊，对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十分严格，始终保持了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
耿飚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他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逝世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重大损失。他的光辉业绩将永载史册！他的崇高品质和革命精神，将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
耿飚同志永垂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