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街头少年到哲学教授，存在主义真的能改变人生？

关于“存在主义”，我们也许谈得太多了。如今只要和存在主义挂钩的著作似乎都能排到畅销书的行列，这也有些让人疑虑，存在主义是否有被曲解误读的危险？

 

不过，戈登·马里诺这本题目看起来鸡汤满满的著作《存在主义救了我》读起来却多少有些与众不同。它或许会令哲学爱好者有些失望，也并不能真正带来什么人们所渴求的哲学“干货”，但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作者将自己的生命体验融入其中，通过自己运用存在主义自救的案例，为部分读者提供了一个进入哲学的入口。

 

今日之社会，时代的车轮碾压而过，脆弱的个体几无抗衡之力，几乎每个人都或多或少陷入抑郁、焦虑、绝望等不安的情绪之中。如何克服这些情绪？在戈登·马里诺看来，存在主义哲学家既不会手把手地教我们如何处理挫败感、列出我们需要规避的行为清单，也不会为我们提供缓解抑郁的具体策略。

 

不过，他们会指导我们如何在情绪低落时保持道德上和精神上的承受能力。从克尔凯郭尔到加缪，存在主义思想家们都相当明白，并非所有事都有好的结果，生活也是如此。但这些人坚信，自省有助于个人进步，这种个人进步可以超越机能改良与兴趣激励。

 

戈登·马里诺在书的开始讲述了存在主义如何影响他一生的经历。通过学习哲学，他从迷茫的街头少年成长为一位拳击教练、哲学教授、图书馆馆长。他继而通过引用克尔凯郭尔、尼采、萨特、加缪等人的论述，阐述了存在主义的哲学特征和当代价值，以及存在主义如何克服影响人类行为的负面情绪。本文即是节选了书中关于马里诺个人经历的部分，这些见解或许偏颇，但它们的最大价值在于“真诚”。

 

《存在主义救了我》，作者：（美）戈登·马里诺，译者：王喆、柯露洁，版本：未读|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2019年7月。

 

撰文 | 戈登·马里诺

 

正如本书所要讨论的，真实是一个通用主题。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表象似乎比真相更重要——某种程度上，这要归咎于无孔不入的社交媒体和大众对社交媒体的极端依赖。如今，人们不再重视真实。

 

比如，朋友向我发了一份邮件通知我，他生病了，不得不取消和我的午餐。邮件页面的底端显示了三个自动回复选项：“不会吧！早点好起来”“感谢告知，我理解”“祝您早日康复”。我犹豫再三，最后向下滑动鼠标，点击了第一个选项。然而，这样冰冷虚伪的回复令我备感窘迫。

 

克尔凯郭尔几乎不曾使用“真实”

（authenticity）

这个术语，尼采也从不认为真实是种美德。但是，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真实”和“存在主义”开始成为两个密切相关的术语。这也并不奇怪，毕竟，当时各领域的存在主义者都力求真诚待己，言出必行，活出真我。

 

当时的美国人深感被一种隐蔽却强大的力量监控着，这力量要求他们循规蹈矩，《麦田里的守望者》《穿灰色法兰绒套装的男人》《推销员之死》等小说无不体现了这一点。面对社会所宣称的“个体主义”，人们一直心怀忧虑，担心自己变得虚伪，为了追名逐利而出卖灵魂。

 

1946年，关于这一主题，流传最广的文章便是《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这篇文章的作者萨特认为，对人类而言，“存在先于本质”。萨特是这样解释的：人工制品是带有目的性的创造，其目的即是其本质。萨特拿剪刀举例：剪刀的用途就是裁剪，这就是它的本质。但人类的本质则截然相反。萨特坚信人类并不是由上帝计划周详地、目的明确地创造出来的。

 

对于萨特来说，“我”的本质是由我自己选择的。我们用选择界定自己，而这些选择连同自由一起，构成了存在主义哲学家共同探究的另一个主题。其他哲学家谴责存在主义哲学家，认为他们只是在搞心理学而已。从某种程度来说，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与美国哲学协会的大多数哲学家相比，存在主义哲学家更重视人的情绪和情感。前苏格拉底时代的一位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有句名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说明了万事万物处在运动之中。西方哲学中的智慧沉淀大都在着力寻找心灵的罗盘，探寻在内心和外界的不断变化下，人们该如何保持沉着稳健。

 

苏格拉底、巴鲁赫·斯宾诺莎、伊曼努尔·康德等哲学家的心灵罗盘是理性，感性则是可能扰乱心灵罗盘的指针——快乐、抑郁、焦虑等情绪会破坏我们内心的平衡稳定。但是，还有一群哲学家支持感性。在中世纪晚期被奉为“哲学家”代名词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想要成为一个品德端正的人，就必须在适宜的时机下，适度地流露出恰当的情感。头脑敏锐的休谟则认为，促使我们成为更善良的人的是同情心而非理性。

 

存在主义哲学家不仅了解人的感知，而且还研究人的情感。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萨特都认为，焦虑之类的情绪体现了人的自我认知。克尔凯郭尔更是认为抑郁可以指引孤立无援的我们全心全意地信仰上帝。存在主义哲学家没有否认人的焦虑、抑郁、嫉妒、负罪感，而是直击这些令人不安的情绪。萨特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不安情绪会造成生命形态的扭曲，存在主义哲学家在研究这些情绪上用力颇深，因此招致批评家的指责，认为存在主义过分悲观消极。

 

当然，如果人生一帆风顺的话，我们就不会有什么恶念，可惜人生并非如此。曾经，我和一名年轻的运动员聊天，当时她十分沮丧，因为她被诊断出风湿性关节炎。这名运动员曾为了练出六块腹肌而刻苦训练，这本是她运动员身份赖以为继、焦虑情绪得以排解的方式。无法一如既往地拼尽全力训练谈不上是什么世界末日，但是如今，她没法再把体能训练当作宣泄愤怒、失望、焦虑的出口，只能靠自己努力维持良好的心态。

 

圣保罗

（Saint Paul）

曾提及“存在的呻吟”。而存在主义哲学家认识到，如何承受生命中不可避免的打击，于我们的生命而言，至关重要。

 

这里，我再强调一次，支撑我活下去的存在主义是从第一人称思考问题的。所以，我似乎需要简单介绍一下我的个人经历，或者说，那段克尔凯郭尔等人陪伴我走过的人生之路。

 

戈登·马里诺（Gordon Marino），美国哲学教授兼拳击教练，明尼苏达圣奥拉夫学院（St. Olaf College）克尔凯郭尔哲学图书馆馆长。他曾在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获博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弗吉尼亚军事学院任教，自1995年起任职于圣奥拉夫学院，曾获“理查德·J. 戴维斯”伦理学奖。马里诺曾是一名职业拳击手，1995年起担任美国拳击国家队教练，曾任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拳击队主教练。

 

自小我的家里就不太平，父母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吵完便借酒浇愁。某天晚上，父亲喝得醉醺醺的，当母亲正要拿刀刺向他的胸口时，哥哥拦住了她。世界上还有许多人经历了比这更糟糕的事。至于我的那对冤家父母，他们无疑是爱我们的，也必然会愿意为我们牺牲，然而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硝烟四起的家庭，对我是绝对没什么好处的。

 

我在学校经常惹是生非，有时还会进警察局。20世纪70年代初，我正值年少，当时，由于我皮制的球类运动都玩得不错，被博灵格林州立大学录取，进了甲级橄榄球队。能让我那位郁郁寡欢的父亲开心的事不多，我在棒球场和橄榄球场上的突出表现算得上一件。只要是我做投手完封，或者抱球达阵，都会让我感觉得到了父亲的认可。毋庸置疑，生活中若没有认可，就如同没有阳光，是很难成长的。

 

瑟奇·卡普勒

（Serge Kappler）

是一位似乎有魔力的教授。大一的时候，托他的福，我迷上了哲学，尤其喜欢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最著名的当属他的名言：未经思考的人生不值得一过。但除此之外，苏格拉底在《申辩篇》中似乎还认为检验每个人和每件事都是当务之急。于当时的我而言，苏格拉底在质问、提问、回答、再提问这一系列环节中运用的辩证手段就像是一个新奇的玩具。

 

当时的我很幼稚，无论去哪儿都要带上这本书，哪怕去训练也会把书带到场边。某个周二的下午，我们比赛输了，新生教练打算痛骂我们一顿，他怒斥道：“我是想要你们上场教训对方。”他是个好人，因此我现在知道了他仅仅是想让我们上场去“撞人”。但当时我有些较真，于是，我想象自己是戴着橄榄球头盔的苏格拉底，问道：“教练，你为什么要我们去教训人？”教练翻了个白眼，敲了敲腿上的笔记板，转身走了。

 

第二学期，卡普勒教授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他觉得我不仅天资聪颖，而且有创造力和哲学天赋，但是在锻炼头脑方面，得要拿出训练时的那股认真劲儿才行。刚获得博士学位的卡普勒教授当时约25岁，他发现我正在偏离正道。在哲学课堂上，我表现得像个在酒吧里的小混混，和校园警察起冲突也成了家常便饭。很多教授在我面前都十分小心谨慎，故意冷落我，认为我是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蠢货。

 

相反，瑟奇（他让我这样称呼他）是个例外：他大老远跑到行政楼，调查我高中的在校记录和学习成绩；他经常邀请我去他家；虽然当时我只是个大一学生，但他还是让我参加关于柏拉图的研究生研讨会。虽然颇费了一番周折，不过瑟奇最终成功帮我转学进了哥伦比亚大学。

 

我曾是个易怒、自卑、恶习缠身的泽西海岸少年，压根儿没在纽约待过。当时我19岁，一个稚嫩而失衡的年龄。我在城市里飞扬跋扈，沉溺于酒精、药物甚至暴力。我几年前在新泽西学过拳击，到哥伦比亚大学后也没有把握机会好好锻炼心智，而且常春藤名校的学霸们让我备感压力。最终，我退缩了，一头钻进了痛苦与汗水交织的纽约拳击馆。

 

拳击馆老板让我和曾获得纽约拳击比赛金腰带的拳王试着较量了几个回合，见我并没有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便跟我签了职业拳手的合同。那时正值四月，当天晚上，我感觉自己无所不能，在百老汇大街上横着走，就像约翰·特拉沃尔塔

（John Travolta）

在电影《周末夜狂热》

（Saturday Night Fever）

里那样。

约翰·特拉沃尔塔在电影《周末夜狂热》中的剧照。

 

这时，一个女大学生迎面朝我走来，一头红褐色长发，步履轻盈，摇曳生姿，眼神似乎能将我刺穿。借用一句蓝调歌词形容：“她走路的样子，仿佛后院井里冒石油。”我像卡通片里那样接连看了她两眼，只见她转身进了一家芭斯罗缤冰激凌店，我紧随其后。在她等餐的时候，我悄悄靠上去，学着詹姆斯·迪恩

（James Dean）

，无比深沉地说道：“我要娶你。”我不记得她当时是怎么回答的，但意思大概是“滚你×的”。

 

上面的故事就像一篇悲情童话，但正如你们所料，数年后我俩结婚了。我当时的精神状态很不稳定，妮基

（Nikki）

心里则有一群小恶魔到处搞破坏。妮基可以肆无忌惮地糟蹋自己，她会用刀割伤自己。这还没完，某天晚上，她恰巧听到了前女友打给我的电话，暴跳如雷，尽管她只有不到45千克，但她却在数秒内喝光了一大杯波旁威士忌。过了没多久，妮基又和一群瘾君子厮混在一起。我决心让她远离那群狐朋狗友。

 

有时凌晨三四点，她醉倒在不知哪家的地下室，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躺在那儿，她就会大声喊我：“吉姆·丹迪

（Jim Dandy）

，救救我。”不管可能会惹上什么麻烦，我都会去接她回来，其中一次，我撞的是当地一个混混的门，要不是他以为我是便衣警察，我敢肯定我英雄救美的大戏就要在此画上句号了。

 

还有一个晚上，妮基和一群亡命之徒去泡吧，他们坐在一张大玻璃桌旁。其中一人口不择言，当时我怒火中烧，把桌子往他们身上一掀，砸碎玻璃直接干架，要不是酒保掏出一把点45口径的手枪对着我，我才不会善罢甘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情景就和《兔子洞》

（Rabbit Hole）

中的某个情节如出一辙：漆黑光亮的枪管顶着我的脑袋，我只好悻悻收手。

 

平时，除了几门自主学习课外，我基本不去哥大上课。即便去上课也心不在焉。尽管我在学习上一窍不通，但至少当时我身材不错，我幼稚地对这唯一的优点沾沾自喜。我会穿着无袖T恤，脖子上挂着花哨的银链子出现在研讨会上。有时，哪怕因为和重量级或轻重量级选手过招而被打成熊猫眼，我也毫不避讳地带伤上课。虽然这些瘀青从某种程度上让我颇有优越感，但也只不过是一个怪咖的闹剧。

 

在研讨会上，只要我的发言多少有点知识含量，同学们便会吃惊不已。课间休息，毕业生们闲聊的话题要么是选择去哈佛大学还是普林斯顿大学读研，要么就是以后读哪所法学院。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我如同身处荒原般迷失了。我不知道以后要做什么，也不清楚我想要做什么。我和妮基混迹于灯红酒绿之间。当时，我沾上了致幻剂，脑子里各种声音嗡嗡作响。为了让这些声音平息，我尝遍了各种办法，比较常见的办法就是嗑处方药，这些处方药大都是我从心理诊所偷来的。

 

五年过去了，我即将大学毕业。按照存在主义的说法，当时的我迷失在汪洋大海中，不知所措。我像梦游一样，稀里糊涂地申请研究生学校。结果，没有一所学校联系我，我只好手写申请书，申请哲学专业的一级博士项目，最后，我只收到了寥寥几封拒绝信。

 

当时，我的生活支离破碎，若要把这些零碎的记忆拼凑成连贯的故事实在是太费劲了。我的谋生之路举步维艰，我做过各种奇葩工作，比如搬运工、助理牧师、保镖等。其中，最值得炫耀的一份工作就是我代替杰克·拉莫塔

（Jake LaMotta）

出席时代广场某黑道酒吧的活动。拉莫塔当时正好去好莱坞帮助罗伯特·德尼罗

（Robert De Niro）

，指导他如何在电影《愤怒的公牛》

（Raging Bull）

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电影《愤怒的公牛》剧照。

我不明白自己对哲学到底是真心热爱还只是熟门熟路，很可能二者兼而有之，我又一次申请了读博，最终进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当时，我的生活充满了欣喜和希望。妮基也在康复机构戒断成功，还拿到了教育学硕士学位。我们制订了人生规划。按计划，妮基将在纽约完成学业，而我则在宾夕法尼亚州攻读博士，每周末，我们都会相聚。这一切似乎都意味着美好生活正向我们招手，我们的未来也将前程似锦，生活似乎终于要步入正轨了。

 

我们贷款租下了一间坐落在西费城林荫道旁的舒适公寓，屋内有壁炉和白色蕾丝窗帘。妮基已过世的祖父是著名的心脏科医生，他那张玻璃面的大桃木桌（和我在酒吧打碎的那张玻璃桌样式差不多）被妮基的祖母拿来当作礼物送给我们了，被安置在我们那个有壁炉的房间里。和大桃木桌放在一起的还有一把供我看书用的蓝色软椅，这把椅子是我亲爱的意大利奶奶传给我的。我就只差一个烟斗和一双拖鞋了。然而，事业起步多艰难，我惹上麻烦了。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博的第一天，我像个幼儿园小朋友一样紧张不安。上课那天，我的脖子上没有戴那条招摇过市的银项链，也没有穿T恤，而是换上了牛津衬衫和卡其裤。我还在衬衫的口袋上别了一支钢笔。第一堂课主要讲知识论—关于知识的理论。班上，新入学的同学似乎都踌躇满志。

 

为时十五分钟的讨论开始了，同学们一个个引经据典、高谈阔论。时间之神拨动着钟表上的指针，我逐渐意识到自己一无所能，和研究生院格格不入。长达两个小时的研讨会结束后，头晕目眩的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在校园游荡，恍惚间，我头脑一热，跑到学籍登记处要求退学。当时，我向自己保证，等有一天我准备充分了，就立刻回来念书。后来，我确实这样做了。

 

我打电话给妮基，告诉她我退学的事。我打开公寓大门，听到开门“嘎吱”声的妮基立刻神经紧张了起来。我用哀求的口吻对她说道：“妮基，好了，没事了，一切都搞定了。”她坐在那儿纹丝不动。我抓着她的手，试图向她解释。可她目光呆滞，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突然，她猛地站起来，就像一个在酒吧撒泼、体重100千克的闹事者那样，一把掀翻了餐桌，桌上的古董花瓶碎了。

 

一个小时后，她摔门而去。临走前，她向我摊牌，说再也不会和我多说一句话，也不会和我复合了。她有时很温柔，有时又那么铁石心肠。她的确说到做到，再也没和我联系过。而我只能在内心里与自己这次所失去的东西讨价还价。

 

整整两年，我过着行尸走肉般的生活，我已经因为酗酒和戒断问题进出好几回医院了。我不知道应该吃哪些药，于是抓起一把药片就往嘴里塞。如果周围有人，我有时会伺机炫耀一番，把蓝色的每片10毫克的安定药片一片片向上抛起，然后像海狮一样用嘴接住。就算碰到某天晚上药店不开门，手头的药也吃完了，我也无所谓。

 

克尔凯郭尔认为，从世俗意义上说，绝望表面上是针对某事，如丧偶、理想落空等，但这只是表象而已。克尔凯郭尔告诉我们，绝望从来都是针对自己的，比如，我不想做自己，或者我不想做现在的自己。妮基消失后，我觉得被一个讨厌的自己缠上了，就像在公交车上碰到酒鬼，烂醉如泥，在我肩上趴了一路，怎么甩都甩不开。在曼哈顿的圣路加医院，我接受了抑郁症治疗。

 

出院那天，医生给我开了单胺氧化酶抑制剂，并郑重叮嘱我：“吃药时不能喝红酒。”朋友到上西区接我，车子驶向另一个街区前，我坚持要朋友在酒吧停车，在那儿，我买了一瓶红酒，一股脑儿把药灌了下去。我在潜意识里对自己怀藏着恶意。

 

那时，我的身体越来越差，于是我回到新泽西和父母生活了一段时间，没过多久，又去缅因州和哥哥一起生活。在缅因州的那段时间，我经常开车去一个地方，那里到处张贴着悬梁和其他预示着自毁的图片，我常常对着这些图片发呆，就那样过好几小时。某个冬日的下午，天色阴沉，寒风呼啸，我坐在哥哥家地下室的地板上，差点儿就自我了断了。温柔善良的哥哥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流着泪问我，如果我自杀了，他该如何处理我的遗物。几天后，我像一具悲伤的僵尸，住回了父母家。

 

一天早晨，父亲开车载我去纽约和心理治疗医生比阿特丽斯·毕比

（Dr. Beatrice Beebe）

见面，过去五年，我一直在接受毕比医生的心理治疗。要不是这个菩萨般的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师，我很可能就不在了，之后也不会去教书。毕比医生除了自身带着深邃的思想之光外，还教会了我人际关系中无与伦比的治愈力，这种力量在药物至上的年代很容易被人遗忘。

 

那天，父亲和我提前到了纽约，我在一家咖啡馆下了车。这家咖啡馆同时也是家旧书店。我麻木地扫了一眼书架，仿佛想起了当年的读书时光，想起当年我也曾人模人样地活过。我瞥见一本蓝灰色封皮的书，上面沾满了灰尘，那是克尔凯郭尔的《爱的作为》。我翻开书，读了起来：

 

若有人觉得自己无比精明，因从不受骗而自豪，坚称唯有肉眼所见的才可信，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不再相信爱。如果我们因为害怕被骗而不再相信爱，就不会被骗吗？无疑，我们还是会被各种各样的事所欺骗。我们可能因为相信虚假而受骗，自然，我们也会因为不相信真实而受骗。

 

《爱的作为》，克尔凯郭尔 著，京不特 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不知为什么，这句话让我豁然开朗。我很自然地把书藏进外套，走出咖啡馆，接受心理治疗去了。深夜，我打开这本偷来的哲学著作，读了下去。

 

《爱的作为》论述鞭辟入里，读起来让人如沐春风，使我深深地痴迷其中。书中的主人公戴恩

（Dane）

焦虑不安，悲伤抑郁。通过对这一人物的刻画，克尔凯郭尔表达了对内心痛苦的看法，即：内心的痛苦不是一种被动忍受的疾病，而是可以自我调节的行为。从克尔凯郭尔或者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家维克多·弗兰克的著作中，可以提炼出一句福音般的话语：痛苦能搞垮一个人，让他变得铁石心肠，但同时也能激起他的精神动力。

 

丹麦存在主义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

在圣路加医院住院期间，我结识了一位女性。她多次割腕，尽管万分痛苦，每天早晨她还是会带一杯咖啡给我，和我说些鼓励、安慰的话。她能够超越痛苦，或许这就是我在克尔凯郭尔的书中找到的：祈求超越苦痛、焦虑，祈求超越无端的悲伤，而非去寻求麻痹和无所谓的捷径。

 

写这本书的时候，有一次我乘飞机从加利福尼亚州回来。起飞前，因为座位问题引发了点小纠纷。一个面容和善的平头男子，年纪在30岁左右，堵在过道上不肯让开，除非某位乘客愿意和他换他妻子旁边的座位。登机的乘客在过道里堵成一排，不能往前挪动，手上还拎着行李，而他则站在过道中间，露出令人厌恶的笑容，对我们说：“总有解决办法的。”这时，我低头看了一眼手机，屏幕上是一张飓风“哈维”侵袭下的休斯敦及其周边地区被洪水淹没的图片。当时已有五人死亡，但暴雨丝毫未减。不，朋友，解决办法并非每次都有。

 

存在主义哲学家们认为，并非所有事都有好的结果，生活也是如此。20世纪60-70年代，厄内斯特·贝克尔

（Ernest Becker）

、罗洛·梅

（Rollo May）

、埃里克·埃里克森

（Erik Erikson）

、保罗·田立克

（Paul Tillich）

等作家都是克尔凯郭尔的粉丝，他们坚信自省有助于个人进步。

 

现在，人们则对此嗤之以鼻，认为他们太天真了。这些曾经著名的哲学家兼心理学家深信一种个人进步，这种个人进步可以超越机能改良与兴趣激励。然而，随着如今的冥想课、瑜伽课越来越多，我们却更加怀疑这种个人进步。于是，我们把抑郁、焦虑、悲痛等不安情绪归作心理疾病，以为只要吃上几片药，调整一下生活方式，就能彻底治好这些疾病。

 

存在主义哲学家既不会手把手地教我们如何处理挫败感，或列出我们需要规避的行为清单，也不会提供缓解抑郁的具体策略。不过，他们会指导我们如何在情绪低落时保持道德上和精神上的承受能力。

 

整理丨风小杨

编辑 | 李永博

校对 | 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