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图语 古蜀文明到底有没有文字？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成都出土了一批青铜器，这些青铜器上带有神秘的图形符号。这些形制古朴的青铜器，长期被误认为是夏代的中原文物，一直到一九四一年，著名考古学家卫聚贤才首次将它们确认为巴蜀文物，文物上的神秘符号，被他推断为巴蜀文字，并据此第一次提出了“巴蜀文化”的概念。

这些青铜器上神秘的符号是否为文字的争论，也由此拉开了帷幕，并延续至今。

有学者把这些图形符号和后来发现的在铜戈、印章上的类似符号统称为“巴蜀图语”。“巴蜀图语”是窥视古蜀文明的窗口，是走进古蜀人心灵的路径。每一个图语的背后，都可能活跃着一群生动的面孔，可能掩藏着一段隐秘的历史。但“巴蜀图语”的破释难度极大，学者们孜孜以求，至今依然迷雾重重。随着考古证据的增多，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将“巴蜀图语”视为秦汉前流行于巴蜀的一种独特文字，而且是目前国内唯一一种未被破译的公元前古代文字。著名学者李学勤说：“二十一世纪对于中国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成功地破释‘巴蜀文字’。”

【发现】

神秘的图形符号

古蜀文明留给后人的“密码”

1972年11月，郫县（今郫都区）红光镇独柏树出土了一件战国虎纹青铜戈。这件罕见的文物精品的问世，本足以让考古学家们感到惊喜，但带给他们更大惊喜、也带来更大困惑的，是援脊一侧阴刻的10多个不能辨识的符号。

这些蜿蜒的符号究竟代表了什么？学者们给出了莫衷一是的解读。

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过《三星堆》的北大教授孙华认为，这些符号是带有原始巫术色彩的吉祥符号，而不是文字，其用意大概是佑护使用者。四川博物院研究员李复华谨慎地将这些符号定为“疑为蜀人所固有的文字”；四川大学历史学家童恩正则以不容置疑的口吻断言：铜戈上的符号，“无疑应该是巴蜀文字”。

巧的是，一年之后，重庆市博物馆又在万州发现了一件铜戈，上面同样铸有一种神秘的符号，两者的刻画笔法、构造如出一辙。数十年间，考古界陆续在雅安、青川等地发现了同样带有神秘巴蜀图形符号的铭文戈。这些神秘符号约有300种，年代从公元前九世纪到公元前一世纪，前后延续达800年之久。

这是古蜀文明留给后人的“密码”。而早在20世纪40年代，即有学者洞察到了这些“密码”的存在。

【推论】

王国维弟子发现的奥秘

从“巴蜀文字”到“巴蜀文化”

1921年左右，一些工人在成都西北桥白马寺坛君庙挖土烧砖，无意之中，挖出了近千件青铜器，以兵器为最多，有戈、矛、剑、戚等等。一些懂行的古董商在把玩时，发现这些青铜器不仅造型奇特，有的上面还有一些颇似文字的图形符号。但当时青铜器主要出土于中原地区，人们误认为这是一些流入蜀地的夏代中原文物，并写进了考古书中。在市场的辗转流落中，这批文物一直在默默地等待着知音。

在等待了20年后，终于，卫聚贤带着一双慧眼来到了成都。

卫聚贤，山西人，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后曾师从王国维。1941年的春夏，卫聚贤三次从重庆来到了成都，见到白马寺出土的铜兵器。回渝后他细细揣摩这些买来的文物，发现了一连串的惊喜。他意识到它们在诉说着一个湮没已久的辉煌时代的故事，将彻底扭转当时人们对古代巴蜀乃蛮荒之地的认识。

他将研究成果撰写成《巴蜀文化》一文，分两次发表在了自己主办的《说文月刊》上。文中，他惊世骇俗地将这些神秘的符号推断为巴蜀文字，并由此第一次提出了“巴蜀文化”的概念，认为春秋前巴蜀有区别于中原地区的独立的灿烂文化。

这种向长期占据垄断地位的“中原中心论”直接提出挑战的观点，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考古史家商承祚当即著文反驳，认为那是夏器和夏文，怀疑卫氏买的是些假古董。

【质疑】

创造了三星堆、金沙

古蜀文明岂会没有文字?

其实，古蜀究竟有无文字，远在汉、晋就有一番争论。西汉扬雄所著《蜀王本纪》中首倡古蜀人“不晓文字”之说，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对此提出质疑。他认为产生了殷太史彭祖的蜀国岂会没有文字？但后代学者多对《蜀王本纪》的说法深信不疑，蜀无文字之说几成定论。

在沉寂了1500年后，卫聚贤的文章重新激活了这场争论。此后伴随着越来越多青铜器的出土，至二十世纪60年代，卫氏的“巴蜀文化”的概念已被人们普遍认同，但镌刻在青铜器上的符号依然神秘莫测，浸淫其中的学者时至今日对这些符号的看法依然存在严重分歧。

1984年，四川博物院研究员李复华和王家祐在共同研究了更多的巴蜀符号后，更愿意将它们称为“巴蜀图语”。他们猜测“巴蜀图语”可能是一种类似传统吉祥话语的东西，用以看图解意。

在对这些巴蜀符号的研究中，“文字派”的学者毫不示弱，以日益增多的考古证据不断强化自己的主张。他们坚信创造了三星堆、金沙这样辉煌成就的古蜀文明，不会没有文字的存在。

【推测】

秦始皇推行文字统一

巴蜀文字也没有灭绝

1985年，雅安市荥经县的一个战国晚期船棺墓里出土了一件铜矛。矛长20厘米左右，精心雕刻有虎目、獠牙、血盆大口，一股凌厉之气穿越2000多年仍然寒光逼人。尤其让人振奋的是，其骹部錾刻有“成都”二字，考古学家因此将其命名为“成都矛”。“成都矛”的发现，说明汉字比我们想象中更早地来到了蜀地。

诡异的是，那些神秘的巴蜀符号，此时也和汉字一起现身。

1954年以后，四川地区接连有战国时期的铜印出土。这些铜印多为方形和圆形，上面雕刻着文字一样的符号，考古界称之为“巴蜀印章”。这些印章，基本上都是阴文，刻有边栏，与中原同期印章风格相仿。那些印章上的符号，一些学者认为主要是巴蜀文字，但也常见一汉字——“王”。

对此现象，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段渝解释说：“殷周至战国时代，蜀在使用自己的文字的同时，也使用中原文字。”他认为，秦灭蜀后巴蜀文字仍继续流传。秦始皇推行文字统一制度后，巴蜀文字也没有灭绝。直到汉初，巴蜀文字仍屡有所见。汉中叶以后，作为一个文字系统，巴蜀文字才逐渐归于寂灭，但民间仍有巴蜀文字流传。汉末张陵在大邑鹤鸣山所得“术书”，即巴蜀文字的孑遗。（记者 陈蕙茹 本组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成都博物馆提供）

成都博物馆馆长李明斌： 

文物为眼看古蜀

文物守护人：李明斌

守护文物：巴蜀图语铜勺（战国）

成都博物馆馆长李明斌介绍，战国时期，成都进入了开明时代。出土的方形铜簠、三角援铜戈、蚕纹铜戈、巴蜀图语铜勺、狩猎纹铜壶等精品文物， 使观众能多层次、多方位地认识开明王朝时期的成都以及成都人的生活，了解蜀与中原的关系、蜀楚关系、蜀与西南夷的关系等历史话题。

5月18日，一个好消息从湖南长沙中国“国际博物馆日”主会场传来——成都博物馆申报的“花重锦官城——成都历史文化陈列·古代篇”，从80个参评展览中脱颖而出，荣获第十六届（2018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这个奖项被誉为文博界的“奥斯卡奖”。

战国时期的巴蜀图语铜勺，是“花重锦官城——成都历史文化陈列·古代篇”陈列的一件重点文物。这把铜勺出土于成都三洞桥，直径8.4厘米，把长7.3厘米。据《周礼·考工记·梓人》和《仪礼·士冠礼》等文献记载，勺的作用同于尊斗，为从盛酒器中挹酒之器。此铜勺，勺首内饰有鱼、鸟、龟等图案，有学者认为这些图案与传说中的鱼凫、杜宇、开明（鳖灵）等古蜀先王有关。

四川、重庆等地出土的晚期巴蜀文化青铜器上常有虎纹、蝉纹、蚕纹、手心纹、鸟纹、蛇纹、鱼纹、龙纹、龟纹、人形纹、花蒂纹等图像符号，统称为“巴蜀图语”。它们常见于矛、戈等铜兵器，斤、凿等铜工具，敦、缶等铜容器和铜印章上，或单个出现，或几种符号成组出现。目前发现的“巴蜀图语”达200多种，造型有人形、动物形、植物形、器物形、建筑形、几何形等。“巴蜀图语”的性质至今未有定论，有学者推测为族徽、图腾或宗教符号，也有学者认为是尚未识读的文字。

除了这件巴蜀图语铜勺，成都博物馆与巴蜀图语有关的文物还有铜带鞘双剑、蚕纹铜戈、虎纹铜戈等多件精品文物。（记者 汪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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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 古蜀文化逐渐与中原文化融合

“成都地区可以用文物描述的历史，可上溯至距今约5000年前的宝墩文化的数座城址。从临河而建的、带城墙的新石器时代的城，到金沙、十二桥文化时期的政治中心，古代先民的足迹也烙印在了平原西部的摸底河两岸。伴随着九世开明王‘徙治成都’，作为王都的成都已然名扬巴蜀内外。”成都博物馆馆长李明斌说。

李明斌介绍，成都在战国时期进入了开明 (鳖灵)时代。巴人鳌灵来自川东,他成为蜀王, 必然会将巴文化带入蜀地。而巴、楚间的文化交往,亦是由来已久。战国时期的巴文化中已有不少楚文化因素,楚文化因素就由鳖灵部的入蜀而带进蜀地。蜀、巴、楚三地间的文化交往频繁。而中原文化则经过西之秦、南之楚(巴)两条通道传入蜀地 ,它们是在战国这个大的历史背景,各地间交往空前活跃的情况下,以不同方式进人成都地区的, 给成都地区原有的文化带来较大冲击和新的文化因素,逐渐融入并改变着当地文化, 使其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

李明斌说，战国时期，蜀国与关中的秦国交往频繁，开明二世卢帝曾进入关中平原西部。李明斌认为，战国时期，成都大致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在第一阶段，直接承袭、丰富和发展了本地蜀文化，以蜀文化系统占主导地位。“战国时期的成都为蜀国之地,当时是巴人鳖灵部统治川西建立的蜀国, 但鳖灵部只是巴人的一支, 在蜀国人口中是少数, 大多数还是以蜀族为主的原蜀国居民。”

第二阶段是成都在文化上的融合、 鼎盛期，文化发展至高峰,出现大量的兵器及礼、容器等,这是蜀国战事不断、对外交往频繁的物化体现,在这些交往中,蜀国上层开始使用中原的青铜礼器,接受外来文化,但下层的接受程度却是十分有限的,依然保留着较多的本地文化特色。

第三阶段，随着蜀地为秦所据 , 大量的外来文化涌入该地,加速了其土著文化的衰退。西汉以降,中原文化(汉文化)逐渐占据主要地位,蜀文化因素退居次要。汉武帝大力开发西南夷后,蜀文化完全融入汉文化之中。

李明斌认为，战国时期文化在成都、四川古代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记者 汪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