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考古“奥斯卡”揭晓，将人类燃煤历史上推千余年
“天宝十二载十月十九日戌时，从龙兴寺出，至江头乘船…乘船下至苏州黄泗浦…（十一月）十五日壬子，四舟同发。有一雉飞第一舟前，仍下矴留。十六日发。”这段文字，来自于日本真人元开撰写于公元779年的《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的正是唐代高僧鉴真的第六次东渡。在前五次东渡均告失败之后，鉴真随日本第十次遣唐使团自苏州黄泗浦起航，成功抵达日本。
这段史料，是有关“黄泗浦”三字的最早文字记载，也佐证了黄泗浦在唐代即为出海港口。与此同时，黄泗浦遗址诸多唐代时期遗迹的揭露和大量遗物的出土，为实证鉴真从黄泗浦东渡启航提供了重要考古学线索和资料。
江苏张家港黄泗浦遗址宋代河道底部的石构件（T22及扩方，东-西）。
在3月29日上午在北京揭晓的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江苏张家港黄泗浦遗址与广东英德青塘遗址、湖北沙洋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陕西延安芦山峁新石器时代遗址、新疆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山西闻喜酒务头商代墓地、陕西澄城刘家洼东周遗址、河北张家口太子城金代城址、重庆合川钓鱼城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辽宁庄河海域甲午沉舰遗址（经远舰）水下考古调查共同入选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些入选考古新发现中，时间跨度极大，以史前考古和夏商周考古为主，其中史前考古占据四项，夏商周考古入选两项，唐宋考古入选两项，金代考古一项，近代考古一项。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表示，十大考古新发现越来越受到普通民众的关注，考古成果与公众之间的联系也更加紧密，这归功于公众生活水平提高以后对文化的需求，考古学家的主动讲解和对社会责任的承担，以及媒体宣传的共同努力。王巍再次重申了自己的“公共考古”主张，在他看来每一次重大考古发现，都是一次传播历史文化、认识我们自身的契机，“所以我主张公共考古。什么叫公共考古？就像一辆公交车，有司机，有售票员，有乘客，但大家都在一辆车上。不同于过去的我来宣讲你来听这种单调的形式，而是动员大家来参与，更加贴近民众。”
周王室同姓诸侯国的最后政治中心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始创于1990年，由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受中国国家文物局委托联合主办，每个年度在全国范围内评选当年的重大考古发现，一向有着“中国考古界的奥斯卡奖”之称。值得强调的是，这里提到的新发现，主要指的是过去一年中国考古的最新成果，或者呈现出的考古新理念、新方法及新技术的应用，在保证发掘质量的前提下，发掘内容要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且为中国考古学科提供新的内容信息及新的认识。
此次入选的十大考古新发现中，有不少都属于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项目的最新成果，目前这一项目已经形成“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进程研究”“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等四个重点项目，以及新疆、西藏阿里、南亚廊道等边疆地区考古工作方案。此外，也有被犯罪分子盗掘之后所进行的抢救性发掘，比如闻喜酒务头商代墓地，实际上有五座带墓道的大墓，但其中四座都已经被盗掘，很多新发现都是“劫后余留”。
以闻喜酒务头商代墓地为例，之所以被称为“劫后余留”，正是因为该墓地于2015年因被盗而发现。在山西公安对当地系列盗掘古墓葬案件的侦办中，通过循线追查追缴被盗文物，发现其中很多珍贵文物重器，线索都指向酒务头墓区。后经当地文物部门上报请求抢救性发掘，才发现这一墓区时代为殷墟四期，应为极为难得的晚商高等级方国贵族墓地，也就是“匿”族墓地。其中5座带墓道的“甲”字形大墓的发现，对研究商代晚期商王朝的势力范围、政治地理格局，以及商代晚期中条山铜矿开采历史都有重要价值。也正因为此，终评小组给出了这样的意见，“该墓地的发现与发掘，是商代考古的一次重大突破，不仅为‘匿’族青铜器找到了归属，也填补了晋南地区晚商遗存的空白。”
山西闻喜酒务头商代墓地M1出土的各种食器。
一同入选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刘家洼东周遗址，位于陕西澄城县王庄镇刘家洼村西北，这里同样遭遇过被盗掘的劫难。2016年11月底，一起盗墓案让刘家洼这个小村庄出现在世人面前，被警方收缴的被盗文物包括“青铜礼器60余件，车马器、玉器、棺环、玛瑙珠……”在其后对遗址展开勘探和抢救性发掘中，考古专家认定该地为东周时期芮国的又一处都邑遗址。在历史上，芮国正是与周同姓的诸侯的最后政治中心。好在大墓和部分中型墓虽遭严重盗掘，但仍发掘清理出大量青铜器以及金器、玉器、铁器、陶器和漆木器等珍贵文物。这些发现填补了芮国后期历史的空白，也提供了周王室大臣采邑（地）向东周诸侯国发现演变的典型案例。
吉仁台沟口遗址上推燃煤历史千余年
据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介绍：2018年国家文物局共批准955项考古发掘，其中有212项是主动考古发掘（也包括21个大学考古专业的学生实习）。活动组织者共计向84家考古机构和136名学会理事发出选票（220张选票，收回177张），共同推荐20项重要考古发现。宋新潮表示，他同有些评审专家的意见一样，认为这些考古发现的价值其实比大量玉器出土更有意义，某种程度上，它们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以及在科技领域的价值都更为重要。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总结了这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特点：时间跨度涉及的年代很长，地域范围非常广泛，而且具有多样化的内涵。“从入选的十大考古发现可以看出，其涉及的年代是很长的。从旧石器时代到新时期时代过渡，一直到甲午海战沉舰经远舰。第二就是涉及的地域非常广泛，西边到新疆，南边到广东。第三就是它的内涵很多样。有古人居住的遗址、城址，还有墓葬。其中城址、墓葬当中都含有一定的手工业生产，比如新疆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这么早就已经发现有燃煤的使用，这是一个了不得的发现。这对我们古代历史，特别是五千年来的文明史，补充了很多新的材料，提出了很多新的论证，也使得我们对文明史的发展演进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包括那些没有入选的重要项目，对我们的文明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都提供了很好的例证。”
新疆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遗物：煤块。
资料显示，吉仁台沟口遗址是目前新疆伊犁河谷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以青铜时代为主体的聚落遗址，对于研究新疆史前时期的年代分期、文化谱系、聚落形态、社会状况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等，都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结合近400平方米的大型单体房屋建筑和气势磅礴的石构高台遗存，初步推测这里是伊犁河流域青铜时代晚期的中心之一。在2015年、2016年和2018年进行的三次考古发掘中，累计发掘4500余平方米，揭露房址37座，窑址、灶（火塘）、灰坑、冶炼遗迹等300余座，采集遗物标本1千余件。此外，在遗址中还发现了极为丰富的燃煤遗存，出土大量煤块、煤灰、煤渣及未燃尽煤块等。
新疆博物馆馆长于志勇在进行专家点评时表示，他已经在新疆从事考古工作二十余年，此次吉仁台沟口遗址发现了丰富的与青铜冶炼有关的遗物遗迹，是新疆史前唯一一处有明确冶金证据链的遗址，对中国新疆乃至中亚史前冶金考古具有重要研究意义和价值。而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使用燃煤证据的重大发现，上推了人类燃煤历史千余年。此外，出土的动植物遗存，也为揭示生业方式的转变和早期农作物的东西交流提供了新视角。
F27内炭化黍种子。该遗址集中出土了2000余粒炭化黍种子，也有少量源自西方的农作物如大麦、小麦的发现，为揭示早期农作物的东西交流路线提供了新视角。
甲午沉舰“经远舰”
确证沉灭于庄河老人石南
此次入选的十大考古新发现，也极好地呈现出考古新理念、新方法及新技术的应用。王巍表示，过去很多新技术和考古手段被更多地运用于史前时期，但从这次入选的项目来看，其实运用在历史时期也大有可为，这对研究当时的环境、食物以及人们的迁徙等都有很大的意义，比如DNA的应用。
王巍特别表示，在所有考古新发现中，此次经远舰的发现和研究所强调的浊水技术非常值得关注。在这一考古发现的终审专家意见中也指出，该项目提供了浊水海洋环境里综合运用多种技术开展水下考古的成功案例，为以后大型沉舰遗址的调查、清理与展示工作提供了借鉴。王巍进一步解释，在过去，世界各地的水下调查基本都处在清水范围，简单来说，就是在水下可以看到，现在浊水技术的运用，能够通过雷达在非常浑浊且比较深的水域进行考古调查，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进步，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指导意义，“原有很多地方都认为在浊水区是没有办法进行的。”这里提到的庄河海域甲午沉舰遗址（经远舰）水下考古是今年唯一入选的水下考古项目，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柴晓明在终审意见中指出，“经远舰”是继“致远舰”之后，我国水下考古工作获得的又一重大成果。
“經（经）”字铭牌和“逺（远）”字铭牌。此次考古调查最大收获是发现了军舰的舰名“经远”两字，确定了军舰身份。
资料显示，“经远舰”由德国伏尔铿（Vulkan）船厂建造，1887年底回国后编入北洋海军，管带（舰长）林永升。1894年9月17日，中日甲午海战在黄海北部大东沟海域爆发，“经远舰”遭到日军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四舰围攻，全舰官兵在管带林永升的率领下毫无惧色，奋勇接战，至死不升降旗，战至最后绝大部分官兵与舰同沉，少数人员因游至老人石得以幸存。
调查前期，考古队运用多波束声呐获取海底残存舰体影像，按其形状与结构推断为“经远舰”水线处的防护装甲“铁甲堡”，并初步判定为倒扣状态。随后在遗址右侧抽沙，相应发现呈倒置状态的排污水管口，由此确认整舰为上下倒扣的埋藏状态。经过科学分析，工作目标确定为寻找右舷舰铭牌上，并用差分GPS精准定位，最终在连续抽沙20多天后在泥下5.5米深度找到“經遠（经远）”舰铭牌，由此确证庄河铁质沉船即是北洋海军在甲午黄海海战一役中沉灭的“经远舰”。
“经远舰”的发现，平息了“经远舰”沉灭地的争议。在此之前，沉灭地有大鹿岛、庄河、海洋岛等多地的分歧，而此次随着“經遠（经远）”铭牌的发现，最终确证“经远舰”沉灭于庄河老人石（旧称虾老石）的南面，与民国《庄河县志》的记载“舰在虾老石东八里许”基本吻合。此外，在3月28日举行的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入围项目展示中，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经远舰”考古调查领队周春水表示，“经远舰”比“致远舰”保存更好，可以说是保存最好的一艘北洋海军军舰。另外，在“经远舰”水下考古调查中，考古人员在沉舰附近收集了一些阵亡将士遗骸，但“比较零碎”。
辽宁庄河海域甲午沉舰遗址（经远舰）水下考古项目领队周春水工作照。
附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介绍（按年代早晚排序）：
1、广东英德青塘遗址
发掘单位：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青塘遗址位于广东省北部清远市所辖英德市青塘镇，地处北江支流滃江中游，包括黄门岩1号至4号洞、朱屋岩、吊珠岩及仙佛岩等多处洞穴地点。
青塘遗址是华南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典型洞穴遗址，发现晚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早期连续的地层堆积，清理出墓葬、火塘等多个重要遗迹，出土古人类化石、石器、陶器、蚌器、角骨器、动物骨骼及植物遗存等各类文物标本一万余件，建立起距今约2.5万至1万年连续的地层与文化序列。反映出晚更新世晚期以来现代人行为复杂化发展的新阶段以及社会复杂程度，系统再现了中国南方从狩猎采集社会向早期农业社会过渡的历史进程。
墓葬遗迹与人骨化石。
专家点评：广东英德青塘遗址连续的地层与文化序列，揭示出环境变迁与文化演进的耦合关系，为华南乃至东南亚旧-新石器过渡阶段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把重要的标尺；墓葬与人骨的发现对旧石器时代晚期原始宗教信仰、社会复杂程度、区域现代人群体质演化及扩散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大价值；丰富的文化遗存为研究华南该阶段原始聚落形态、早期陶器的出现与传播、现代人行为的特点与多样性、区域史前文化间的关系等提供了珍贵的材料，为破译旧大陆东部现代人出现与扩散、东亚与东南亚史前文化交流、旧-新石器时代过渡过程中生计模式的转变等前沿课题提供了新的契机。
2、湖北沙洋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城河城址位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后港镇双村村十三组、龙垱村三组，地处汉江西岸，长湖北岸。城河及其支流分别从遗址的西、南及东侧流经，于遗址东南方汇合。该遗址在1983年文物普查中被发现。2017年11月，联合考古队在北城垣外侧200米左右的王家塝地点进行勘探，发现屈家岭文化时期墓葬235座，遂于2018年3月开始系统发掘，取得重要收获。
城河遗址为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重要城址，面积约70万平方米。经过数次发掘，发现城垣、人工水系、大型建筑、祭祀遗存等重要遗迹，从内部聚落形态的角度揭示了屈家岭社会的发展。墓圹和棺木形制清晰，绝大多数为竖穴土坑墓，但有少量墓一侧略带“偏洞”，棺木一半被嵌偏洞中，并且发现同穴多“室”合葬墓。超过70%的墓葬可见葬具，发现率和保存完整状况在长江中游史前墓地中非常少见。几乎所有墓葬都随葬陶器，少则数件，多则六十余件。除陶器外，亦有玉钺、石钺、象牙器、竹编器物、猪下颌骨、漆器以及疑似木器等遗存。
从墓葬规模、葬具、随葬品等情况来看，已经表现出明显的社会分化。在发掘区内，面积在10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墓葬有7座。大、中型墓葬有体量巨大的棺木、精美的玉钺、石钺、漆器、象牙器以及大量磨光黑陶、猪下颌骨等遗物。
M4出土器物组合
专家点评：湖北沙洋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城垣、人工水系、大型建筑、祭祀遗存等重要遗迹，从聚落形态的角度丰富了屈家岭文化与社会的内涵。王家塝墓地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屈家岭文化墓地，填补了长江中游地区史前大型墓葬的发现比较缺乏的空白，完备而独特的墓地结构与墓葬形制改写了学术界关于屈家岭文化墓葬礼仪的认知。这些发现表明，在距今5000年前后中国史前社会动荡整合的广阔背景下，屈家岭文化在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新的考古发现也为中华文明形成过程研究提供了更为全面的信息。
M112出土葬具及部分随葬品。
3、陕西延安芦山峁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延安市文物研究所
芦山峁遗址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芦山峁村。1981年2月，芦山峁村民陆续向当时的延安地区群众艺术馆送交了28件龙山时代玉器，芦山峁遗址由此受到学界关注。2016年-2018年，对核心区四座人工台城中面积最大、最南端的 “大营盘梁”顶部开展发掘工作。发掘确认，大营盘梁人工台城及其顶部建筑始建年代为庙底沟二期晚段，与甘泉史家湾、襄汾陶寺遗址早期年代相当，陶器以斝、单耳罐、圜底瓮等器类为代表，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一个区域类型。
在芦山峁遗址核心区——“大山梁”的顶部，经钻探确认了至少四座大型夯土台基，每座台基之上坐落着规划有序的围墙院落和建筑群，相当于四座相对独立而联系密切的夯土台城和高等级院落遗址。初步判断，芦山峁遗址是以四座台城式建筑群为核心，周边拱卫着大量普通居住地点和居址葬墓地的大型聚落，面积超过200万平方米。对四座人工台城中面积最大的“大营盘梁”展开发掘工作，发现其顶部分布着三座院落，由北部一座大型院落和南部两座小型院落构成“品”字形布局。
芦山峁遗址大营盘梁台地上的三座院落俯视图。
专家点评：芦山峁遗址是继神木石峁遗址之后的又一重大考古发现，为认识龙山时代晋陕高原人群流动、社会变迁、中原与北方区域互动，乃至探索中国史前社会复杂化、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的形成提供了重要资料。遗址核心区的多座人工台城及其构建的规整院落，似可视为中国最早宫殿或宗庙建筑的雏形，对于研究中国聚落、都邑形态演变和早期礼制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筒瓦和槽型板瓦的发现，将中国使用瓦的时间提前至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大量玉器的发现进一步证明其与周边地区普遍流行以玉为礼的现象，背后可能隐藏着精神思想层面上的价值认同。
营盘梁院落北门外祭祀坑出土大玉刀。
4、新疆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
发掘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
吉仁台沟口遗址位于尼勒克县科蒙乡恰勒格尔村，地处西部天山伊犁河谷，由居址区和高台遗存两部分组成。居址区位于喀什河沟口北部山前三级台地上。三次考古工作累计发掘4500余平方米，揭露房址37座，窑址、灶（火塘）、灰坑、冶炼遗迹等300余座，采集遗物标本1千余件。此外，在遗址中还发现了极为丰富的燃煤遗存，出土大量煤块、煤灰、煤渣及未燃尽煤块等。
遗物：陶范、铜刀、石杵等。
吉仁台沟口遗址是目前新疆伊犁河谷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以青铜时代为主体的聚落遗址，由居址区和高台遗存共同构成。结合近400平方米的大型单体房屋建筑和气势磅礴的石构高台遗存，初步推测这里是伊犁河流域青铜时代晚期的中心之一。
与冶铸活动有关的遗物
专家点评：新疆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发现了规模宏大、布局复杂的大型聚落遗址，是伊犁河流域青铜时代晚期的中心聚落之一，为建立伊犁河流域的史前考古学文化序列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也为西天山地区人群的生业方式从畜牧经济向游牧经济转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对整个欧亚草原地区此类研究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发现了丰富的铜、铁冶炼相关的遗迹遗物，是新疆史前唯一一处有明确冶金证据链的遗址，对中国新疆乃至中亚史前冶金考古具有重要研究意义和价值。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使用燃煤证据的重大发现，将人类对燃煤的使用历史上推千余年，为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增添了重要的科学资料。出土的动植物遗存也为揭示生业方式的转变和早期农作物的东西交流提供了新视角。
5、山西闻喜酒务头商代墓地
发掘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酒务头墓地位于山西省运城市闻喜县河底镇酒务头村西北，北、东、南三面环山，北临沙渠河，南望汤王山。墓地处于垣曲盆地、运城盆地、临汾盆地交汇的要冲之地，是古代从河南进入山西最便捷的通道之一，亦是考古学文化交融的关键地带。
经过考古勘探和科学发掘，在5500平方米墓地范围内发现商代晚期墓葬12座、车马坑6座以及灰坑5个，其中“甲”字形大墓5座，共出土铜、玉、陶、骨等各类材质的文物500余件（组），加上正在陆续追回的被盗文物，该墓地随葬文物数量可能达数千件。
在发掘现场进行高光谱信息采集。
专家点评：山西闻喜酒务头商代墓地是一处拥有带墓道大墓的大型晚商墓地，对于研究商代墓葬的形制结构、葬俗、墓道功能与等级关系提供了极好的资料。该墓地应为晚商高等级方国贵族墓地，从青铜器中两种族氏铭文的差异性来看，该墓地应为“匿”族墓地。该墓地的发现与发掘是商代考古的一次重大突破，不仅为“匿”族青铜器找到了归属，也填补了晋南地区晚商遗存的空白。
公安机关追缴的兽形铜觥。
墓地的大墓形制、青铜器组合和器型纹饰风格等表现了商文明演进过程的同一性与复杂性，加上该墓地所处的特殊位置，对于认识晚商文化的区域类型、商王朝西部势力范围的变迁、中央对地方管控方式和国家政治地理结构等课题具有重要意义。
6、陕西澄城刘家洼东周遗址
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渭南市博物馆、澄城县文体广电局
刘家洼遗址位于陕西澄城县王庄镇刘家洼村西北，分布于洛河支流长宁河上游的鲁家河两岸。
调查确认遗址范围约3平方千米，以自然冲沟和人工壕沟相连组成一个封闭的大型遗址区域。在遗址东区面积10余万平方米城址内，采集到陶鬲、盆、罐、豆、三足瓮等春秋陶器残片。勘探发现有大量灰坑和板瓦等建材堆积，属重要建筑所在，应是高等级人群居住区。城址区外围为一般居址区和墓葬区。勘探发现墓葬共4处220余座，大墓和部分中型墓虽遭严重盗掘，但仍发掘清理出大量青铜器以及金器、玉器、铁器、陶器和漆木器等珍贵文物。通过对出土遗迹、遗物综合分析，推断这里是芮国后期的都城遗址及墓地，填补了芮国后期历史的空白。
大墓中出土的甬钟。
专家点评：从陕西澄城刘家洼东周遗址所发现的居址和墓葬特点来看，可以确定这里是一处芮国后期的都城遗址及墓地。芮国，这个历史上与周王室同姓的诸侯国的最后政治中心，经刘家洼遗址的考古发掘最终得以确认。这一发现填补了芮国后期历史的空白，也提供了周王室大臣采邑（地）向东周诸侯国发展演变的典型案例。不同文化传统、族系背景的居民共同使用同一墓地的现象，揭示了芮国后期民族、文化融合的真实图景，呈现出地缘国家的基本特征，是研究周代社会组织、人群结构的重要材料。大墓出土的乐器组合，为我国音乐考古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出土的三栏木床遗存将我国使用床榻的历史提前到春秋早期。
7、江苏张家港黄泗浦遗址
发掘单位：南京博物院、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张家港博物馆
黄泗浦遗址位于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庆安村与塘桥镇滩里村交界处，现北距长江约14千米。
通过考古发掘，在遗址西区清理了南朝至唐宋时期的道路、灰坑、水井、水沟等遗迹，在遗址东区发现了唐代和宋代的河道、木桥、房址、水井、仓廒类等诸多遗迹，证实了黄泗浦遗址是长江下游一处非常重要的港口集镇遗址。其中对唐代和宋代河道的揭示，河道内大量的砖瓦瓷片堆积以及木桥遗迹，都说明了黄泗浦作为港口曾有的繁华及在江南地区重要的历史地位，是目前长江下游港口型遗址中非常重要的发现。黄泗浦遗址诸多唐代时期遗迹的揭露和大量遗物的出土，也为实证鉴真从黄泗浦东渡启航提供了无可替代的考古学资料。
唐代大型院落（北-南）
专家点评：考古工作者历经十多年，揭示了唐宋河道，发现了河道内大量的砖瓦瓷片堆积和栈桥遗迹，提出了黄泗浦河为唐宋时期江南地区入江的主干水道之一，江苏张家港黄泗浦遗址曾为繁华的港口，在江南地区有着重要历史地位的新认识。黄泗浦遗址发现了唐宋时期的寺院，发掘者认为可能与鉴真和尚第六次东渡的地点有关，是较为重要的新认识。这是目前长江下游港口型遗址的重要发现。为中外文化交流、海陆交通路线及海岸线变迁等诸多课题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宋代河道中的栈桥遗迹。
8、河北张家口太子城金代城址
发掘单位：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崇礼区文广新局
太子城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四台嘴乡张家口奥运村内，东南距北京市区140公里，西距崇礼县城20公里。
太子城遗址经勘探与发掘确认为一座平面呈长方形的城址，总面积约14万平方米，现东、西、南三面城墙存有地基，墙外有护城河。出土遗物以各类泥质灰陶砖瓦、鸱吻、频伽、凤鸟、脊兽等建筑构件为主。太子城遗址是第一座经考古发掘的金代行宫遗址，是仅次于金代都城的重要城址，是近年来发掘面积最大的金代高等级城址。城址双重城垣选址理念，主体建筑呈轴线分布、前朝后寝的布局方式对金代捺钵制度、行宫的选址与营造研究有重要意义。
正在进行文物修复。
专家点评：河北张家口太子城遗址是目前唯一经考古发掘的金代行宫遗址，是金代考古的重要发现之一。这是迄今发掘面积最大、仅次于金代都城的高等级重要城址。根据考古新发现并结合历史文献，推定此遗址很可能是金章宗夏捺钵的泰和宫。其双重城垣选址理念，主体建筑呈中轴线分布、前朝后寝的布局等对金代捺钵制度、行宫选址与营建研究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编号“七尺五”“四尺五” “三尺”的鸱吻分别对应城内不同等级建筑，与《营造法式》记载完全吻合，是金代官式建筑研究的重要资料。“尚食局”款定瓷、仿汝窑青瓷、雁北地区化妆白瓷等组合的确认，极大地推进了金代宫廷用瓷制度的研究。
9、重庆合川钓鱼城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
发掘单位：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钓鱼城位于重庆市合川区东城半岛的钓鱼山上，西距合川城区约5千米。在13世纪宋蒙（元）战争中，钓鱼城为宋廷川渝山城防御体系的“八柱”之一，地势险要、控扼三江，婴城固守卅六载，创造了以山城设防击败蒙元铁骑的奇迹。范家堰遗址位于钓鱼城西部二级阶地上，地处弧形山坳地带，背山面江，地势西北低、东南高，呈四级阶梯状分布。
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规模宏大、布局规整、轴线清晰、性质明确，是钓鱼城的政治军事中心，符合中国传统衙署建筑规制的同时又具有鲜明的山地城池特色，为研究我国宋代城址与衙署建筑、古代园林及宋蒙（元）战争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遗存。遗址出土的铁雷片口、底、身及铸造痕迹完整清晰，为上下合范法铸造，经初步检测为白口铸铁，内填火药，是世界中古史火器与冷兵器并用时代开创阶段的珍贵见证。
考古发掘时的工作场景。
专家点评：重庆合川钓鱼城范家堰遗址是目前国内罕见的经过大规模考古发掘、保存完整的宋代衙署遗址。结合历史文献推断，该遗址应为1243年南宋四川制置使余玠修筑钓鱼城时所徙的合州州治。范家堰遗址是钓鱼城的政治军事中心，符合中国传统衙署建筑规制，同时又具有鲜明的山地城池特色，丰富了宋元时期城市考古的资料。这为研究我国宋代城市与衙署建筑、古代园林及宋蒙（元）战争史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遗存。遗址出土的铁雷是世界中古史火器与冷兵器并用时代开创阶段的重要见证。
后堂F43与水池H26、H27（俯视）。
10、辽宁庄河海域甲午沉舰遗址（经远舰）水下考古调查
调查单位：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经远舰”遗址位于辽宁省大连市庄河黑岛老人石海域。2014年夏，水下考古队依据资料线索与磁力仪物探数据在该处发现一艘铁质沉船残骸，并推测很可能为中日甲午海战时沉灭的“经远舰”。经国家文物局批准， 2018年7-9月，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队，开展庄河铁质沉船遗址专项调查工作，最终证实为甲午海战北洋海军沉舰——“经远舰”。
水下考古调查发现，舰体残骸呈上下颠倒翻扣在海底，总体残长80米，宽12米。现存大约3米高的生活舱室、2米高的甲板舷墙。本次调查提取铁、木、铜、铅、玻璃、陶瓷、皮革等材质各类遗物标本500余件，种类包括舰体结构、武器装备、个人物品等。此次水下考古调查摸清了整个沉舰的残存情况、埋藏状态、遗物分布等诸多信息。
残存的铁甲堡舰体外壳。
专家点评：“经远舰”是继“致远舰”之后，我国水下考古工作获得的又一重大成果。首次发现了北洋海军的舰铭牌，并首次明确了其材质、工艺及安装方法。甲午海战是木质风帆战舰被蒸汽机装甲战舰取代后的第一次大规模海战。“经远舰”是德国设计制造的装甲巡洋舰最早实例之一。它的发现为研究中国近代史、海军发展史和世界海战史等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同时，该项目提供了浊水海洋环境里综合运用多种技术开展水下考古的成功案例，为以后大型沉舰遗址的调查、清理与展示工作提供了借鉴。
（文中所用图片均由中国文物报社提供）
新京报记者 何安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