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人请辞杭州打狗：为什么动物保护永远充满争议

新京报

新京报官方账号 2018.11.210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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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万人请辞杭州打狗”：为什么动物保护永远充满争议

城市狗事，近来又被舆论推入风口浪尖。最近，杭州市城管委开展文明养犬专项治理行动。与此同时，“暴力执法”“当街棒杀流浪狗”等言论与视频开始在网上传播。杭州城管辟谣表示，网传视频不实，治理行动要惩罚的不是狗，而是不按规定养狗的人。

2000年初，电影《卡拉是条狗》中葛优饰演的北京小市民，为自己没有“狗证”的爱犬徒劳地争取城市生活的权利；而今天我们听到的城市狗事，似乎都不过是“卡拉”故事在十余年后的不同翻版：杭州网红遛狗不拴绳唐突了孕妇，狗主男人替爱犬出气街头打人，流浪狗伤人事件在温州等各地不断上演。

今天我们谈“文明养狗”，实际上是现代城市老生常谈的问题。它绝不只是“个人素质”的罪责，也是城市空间治理的困窘。更准确地说，倘若不将今天的人狗冲突置于城市现代性与动物地理学的历史视野之下，就不可能真正厘清其症结所在。

我们不难察觉，动物在丛林、荒野之中被视为天然的存在，而在城市公共空间里，动物则往往沦为不该出现的他者，或不合时宜的落难者：野鸽子，流浪猫狗皆如此。在今天充分现代化了的中国城市之中，动物倘若不是作为金屋藏娇的爱宠，就难免被视为祸及街头的危险分子——这是今天敌对情绪背后不可忽略的结构性问题。

狗或许是最具代表性的问题动物之一。在人与狗漫长的互动史中，狗被人赋予了暧昧而流动的身份：它曾是看门的家犬或狩猎的伙伴，后成为备受疼爱的宠物与家庭成员，同时也是餐桌上的滋补美食，以及被人厌弃的流浪动物。狗的不同身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如此矛盾地并存，并在城乡的不同语境下不断引发争端。在这次人狗矛盾的声讨中，女明星大S在微博上喊出了“杀狗等于杀人”的豪言，而持“人比狗重要”论调的看客则怒斥那些受到西方宠物文化洗礼的人是“狗奴”。

事实上，我们要处理的不只是狗的问题，也是人如何理解动物的方式。动物始终与人类自我审视、自我定义的社会方式密切相关，近年，我们目睹了越来越多为动物发声的、多愁善感的城市主体不断兴起。在动物保护组织及运动兴盛的台湾，人们将那些热衷喂养流浪动物的中产阶级妇女戏称为“爱心妈妈”，还有那些热切的动保主义者，他们拦截屠狗的汽车，谴责以“人类好朋友”为食的群众，投入自己大量的时间和心血救助动物。然而这些行动背后的城市治理逻辑始终严酷，当猫狗的繁育数量远远超过市场及城市的承载力，那些无法被容纳的动物将会被“消灭”，即使在救助制度更为完善的欧美国家也未停止施行动物收容后的集中处死制度。不论是这次杭州市启动的集中整治行动，还是动物保护群体与宠物医院的合作救助，都从不同层面回应着今天中国城市动物的生存尴尬。

作者：黃宗洁

版本：新学林 2017年9月

要如何理解被城市边缘化的动物不得其所的命运？台湾东华大学华文系副教授黄宗洁的著作《牠乡何处？城市‧动物与文学》，从文学与艺术作品的再现出发，探讨了城市、自然与动物的复杂关系。为何今天的城市人独厚猫狗？如何理解“猫奴”的出现？猫狗与猪、羊之间是“阶级”之别吗？“同伴动物”的概念与“宠物”有什么差异？人们对于野生动物的爱，与危险动物的情谊，是否是基于对自然规则的天真误认？如何理解人作为自然界食物链中一环的存在？为此，新京报与黄宗洁教授聊了聊今天的动物研究与动物保护。她所介绍的台湾动保脉络，对于今天我们面临的城市动物危机同样富有启发。

黄宗洁，台湾东华大学华文系副教授，长期关注动物议题，著有《牠乡何处？城市‧动物与文学》。

城市人爱“毛小孩”，

是整个社会经济条件改变的结果

新京报：今天的动物保护伦理，首先是一种城市化的结果，或者说城市中产阶级的概念吧？对于从前的乡下人来说，狗看门、猫捕鼠就是天职，将它们看成“毛小孩”那样去宠爱是令人费解的，也是不干净的。

黄宗洁：动物权利的论述与城市现代性发展在很多层面上密切相关。由于整个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变，我们不再需要过去那种劳役性的动物（比如看门或拉雪橇的狗），而是转向一种更为娱乐性的陪伴者。宠物获得今天的地位，也因为城市中人际关系的疏离，动物成为取而代之、进入家庭的角色。

以哲学家、伦理学家彼得·辛格的《动物解放》为代表的动物保护伦理，是在反思整个工业化农业的脉络下产生出来的，就此而言的确是非常“城市的”。在经济利益驱动下，我们以工业化、机械化的方式照顾动物，这产生了一系列糟糕的后果和影响。回顾人与动物之间的漫长历史，我们今天所说的同伴动物、实验动物、经济动物、表演动物等等，这些名词本身就是在回应城市与科学文明的发展，透过重新定义出的分类架构来辨析人与动物的关系。

彼得·辛格（Peter Singer），1946年7月6日生于澳大利亚墨尔本，著名伦理学家、哲学家、全球动物解放（保护）运动倡导者。他在1975年出版的代表作《动物解放》标志了动物解放运动的开端，被誉为“动物解放运动的圣经”。

比如“实验动物”的产生，是医学科学的进步促使人们展开以动物作为实验对象的研究。“展示动物”也是如此，在早期，动物园是一种贵族项目，后来成为平民的娱乐，是因为有钱有闲的阶级变多了，人们有了在动物园观赏珍奇动物的需求。

新京报：城市人将动物权益的提升视为一种进步，但传统的动物观念则认为这是对人畜位阶的颠倒，每一种“文化”都在争夺自己价值观的合法性。农耕时代吃狗肉的传统，在今天可以变成盈利的旅游商业项目，这种复杂性也构成人们对玉林狗肉节争执不下的原因。

黄宗洁：如你所言，乡村与城市的动物观念在今天并行不悖，仿佛平行时空，大家以各自不同的伦理价值观看待身边的动物。文化传统与新的商业利益考量交错混杂，造成了动保行动的困境。不论是在玉林狗肉节，还是台湾的越南移工吃狗肉等事件引发的争议里，我们常见到一种将文明与饮食对立的谴责：“文明人不吃猫狗”。大家对于“吃”这件事向来神经敏感，第一反应就是你凭什么干涉我吃什么，吃其他肉不残忍吗？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问题回圈。坦白说，以道德谴责推进动物保护，是无效的行动策略，要将纠结在一起的事件拆开来看。

我们必须接受吃狗是一些国家、地区或文明中的日常，但引申出来的问题可以是怎么吃、如何杀、以及狗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早些年台湾会有一些动保人士拦车救狗，但被救出来的狗又被胡乱丢弃，下场依然悲惨。现在很多人转向针对偷狗行为和屠宰方式的问题，而不是情绪对立地指责吃狗这件事。

实际上，今天狗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城市命题，城市里人与狗的关系已经变化了。当你仍参照传统的社会脉络将狗作为食物时，是不是已经不符合今天社会文化集体对于狗的想象了？钱永祥曾指出“文化”本身并非不容动摇、不容挑战的东西，而是人们在某一时空下的集体作为，只要发展得稍微久一点，都是文化。我们要看到文化藏污纳垢的地方，也就是它的负面意义，而不是把文化当成免死金牌挂在那里。

保护动物也要“看脸”？

新京报：“同伴动物”这个概念跟“宠物”的差异在哪？

黄宗洁：“宠物”牵涉一种强烈的慰藉，“我宠爱你”内含一种上下级关系。“同伴”则是更为平视的说法，强调陪伴甚至是家人的关系。将猫狗打扮得花枝招展，为它穿上小鞋子，是宠爱动物的方式，但人们不一定真的在意“宠物”这样到底舒不舒服。

很多人觉得改称“同伴”是一件鸡毛蒜皮的事情，但我觉得改称呼背后反映出价值观的转变。这不单是概念的差异，改变语言确实可能造成看待方式的松动，当然这还要更多体现在实践层面。

今天很多人用“毛小孩”称呼猫狗这样的“同伴动物”，我自己不会这样讲，我不觉得动物都是我的小孩。这种说法存在将动物弱化、可爱化的暗示性想象。我们不需要以“小孩”的位置去理解动物，我们理所当然地应该尊重动物，这甚至不是因为你要去保护他。

新京报：今天的动保主义者似乎更喜欢保护那些可爱的动物，一个“看脸的世界”？

黄宗洁：这当然是一种很普遍的现实，可爱的动物，尤其是猫和狗格外能召唤大家的关心。香港药房的猫波子因为抓伤小朋友要送去坐猫监狱，立法会议员和爱猫街坊立刻声援，一周就有七八万人联署让猫“复工”。大家好像看到猫就失去了理性，其他动物就随便管他去死。

不能否认有一部分人只喜欢可爱动物，只喜欢猫或狗，甚至还只是我家的猫或狗；有的人则只关心人。这种狭隘的爱是人性的一部分，没有什么好谴责的。我自己的立场是，今天人们不应该因为关心猫狗而被认为是有错，这种倾向没有值得被谴责的理由。

在台湾，关心动物的小圈子存在一种分裂，一派叫做“毛保派“（猫狗派），一派叫“野保派”（野生动物派），还有一些是吃素或主张经济动物权利的。大家互相看不顺眼，相互攻击。有时候，那些极端的素食者，跟那些完全不关心动物、甚至倒踩你一脚的人殊途同归。比如有人指责你只关心在金字塔顶端的猫狗，却不理会牛羊猪鸡的保护。台湾最常出现的一种争议是，比方说你放养狗，有人就会因为你的狗是不是咬死了一只野生动物，或造成了更多生态问题而吵成一团，仿佛这些喜欢猫狗的人就十恶不赦似的。

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因为喜欢猫狗可以是起点，可以将同情心和情感往外扩大。国外的动保团体分得很专精，比如专门保护猎豹、狼的群体，没有人去谴责他们为什么不理会狮子的命运。反而是关注的人越少，好像就有了一种资源瓜分的焦虑。

作者： [英] 艾比盖尔·塔克

译者：黄竹沁

版本：楚尘文化|中信出版集团/楚尘文化 2018年4月

新京报：“猫奴”这个称谓背后是不是也存在类似“毛小孩”的问题？

黄宗洁：“猫奴”是这几年才出现的新词汇，它是一个很有趣的文化现象，跟今天养猫的普及化相关。似乎与猫这种生物互动的人，都会陷入一种权力关系：猫仿佛凌驾于人之上。与狗不同，大家都说“猫皇”“猫主子”，我觉得这反映了猫这种动物的特殊性。

新京报：自称“猫奴”的人，很可能是以一种物化或者私有财产的方式对待猫。给它吃好穿好，以满足自己的迷恋和欲望。

黄宗洁：确实像你说的，“猫奴”虽然自称为“奴”，但在伺候“主子”的想象性关系中很大程度上是人在掌控。我觉得这是一种语言上的暧昧性，称呼本身并不见得是它的字面意义。这也是事情有趣的地方。《人类“吸猫”小史：家猫如何驯化人类并统治世界》这类书分析了这个现象。

动物爱好者全是怪咖和道德绑架者？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到，人们觉得“动物爱好者全是怪咖”，总是讲一些扫兴的、道德绑架的话。为什么会有这种刻板印象？

黄宗洁：文学和电影中常常会塑造那种讨人厌的动保主义者形象。不可否认有些人确实是怪咖，但“喜欢动物的人很奇怪”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观感的确存在。或许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去理解动物爱好者的矛盾。

首先，动物爱好者的“怪”反映在他们会将情感投放在一些别人并不在意的事情上。一直以来我们的社会都很少思考动物，将其视为隐形，或是对动物充满偏见和不当对待。

其次，这种“怪”来自动物爱好者自身所谓的逻辑不一致。用很高的道德标准要求别人，但自己似乎又言行不一致。比如你今天呼吁别人不要穿皮草，不要去动物园，不要吃肉，不要看动物表演，但反过来别人也可以说你还不是穿了皮鞋。尽管我觉得这种道德不一致是一种迷思，但当大部分人都有这种迷思的时候，就会变成一种“怪”。最糟糕的是“道德纠察队”式的行为。比如别人很高兴po一张海洋公园的照片，你留言说你知道海豚的生活有多悲惨吗？就好像国王的新衣，这种行为很不讨喜。

第三点，很多理论都认为今天越来越多人关心动物，是由于当下人际关系失衡造成的恋物。你今天迷恋猫狗，是因为你在人际上遭遇了挫折，你是一个没有充分社会化的人，缺乏适应能力，因此才会逃避到动物的圈子里来。我觉得这些都是刻板印象。

新京报：动物爱好者的主流动物伦理是怎么一回事？如何区分动物权利和动物福利？

黄宗洁：动物权利和动物福利的含义不太一样，不过今天的动保团体常常混用二者。在动物权利的眼光看来，动物不应该被人所控制、奴役、操纵，所有动物利用都违反了动物的主体性。他们反对或要求禁绝动物利用，比如主张禁绝当代艺术使用动物来创作；再比如主张禁绝动物园，而不是讨论动物园的融资有多少，动物在里面住得好不好。动物权利的提倡者并不在乎野外的生存条件是否更残酷，因为那是自然的淘汰。他们的理想状态是人类不要过度介入，而未必对自然抱有不切实际的美好想象。

相反，动物福利承认动物利用是不可避免的现实，比较关心如何人道对待。他们会关注动物利用过程之中，动物生存的基本需求、繁衍和心理状态是否能得到满足，是否符合国际饲养的规则标准。残酷与否，是动物福利的语言，而不是动物权利的语言。

新京报：人要消除动物利用，那不就等于取消了人的存在吗？

黄宗洁：动物权处在动保光谱最极端的位置上。如你所说，在道德逻辑上动物权存在无法回避的矛盾。生而为人，就无法禁绝动物利用这件事。一个动物权的倡议者最常面对的质疑是，他自身活着这件事跟他的道德立场相冲突。一些好斗的人会挑战那些持有极端道德主张的人，比如质疑吃全素的人，你今天吃的一颗橘子，农夫撒了多少农药，会害死多少动物。没有任何人可以做到不吃不喝的“裸活”，没有这种可能性。

不过，我觉得这种极端声音的存在是必要的，即便在实际层面做不到。在思考今天人与动物的关系时，这种理论提供了另一种想象：动物以何种样态活在一个没有人类的世界？比如一只狼就该以狼的样子，活在它的野外。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禁绝一些没那么必要的动物利用，比如拒绝皮草产业。

新京报：将人类从动物和自然的世界中排除出去，这难道不是最人类中心主义的想法？这完全是站在人类中心的视野，去划定人和动物、自然和文化的清晰边界啊。

黄宗洁：想象所谓没有人为操纵、没有人为力量介入的自然，的确是天真和不可能的。但动物权提出动物的主体性，不是想要对抗自然和文明、或是人和动物的边界，而是关注动物是否拥有它的权利这件事。在讨论动物利用造成的伤害时，动物的主体性应该被看到。

人，作为食物链的一环

新京报：荷索的纪录片《灰熊人》，讲述知名保育人士提姆崔德威是如何死于他一生所致力保护的灰熊。他死状惨烈，尸体被灰熊疯狂啃食。人与危险动物的情谊，以及城市人对于自然和动物某种温情脉脉的想象，都遭到了自然规则的毁灭。这样的野生动物保护，多大程度上是一种基于人类天真误认的介入？

黄宗洁：这是一个由于界限误认而造成的悲剧，这种误认往往来自所谓的爱或知识。你认为你的生态知识很丰富，你对熊的习性有很充分的掌握，然而动物是一个不可预测的存在，我们无法或不愿承担不可预测的代价。

流行的生态影像纪录片常常强调人和动物之间的亲近接触与互动。它提供了一种暗示性的讯息：这种亲密是人和动物可以达致的常态。爱灰熊的行动是人的介入，这种生命实践背后有爱的真实性，但吊诡的是，当人类用自己想象的方式去看待动物时，我们也要反思这是不是一种误认，一种负向的示范？

新京报：素食主义者如何理解自己作为自然界食物链中一环的存在？动保主义者要如何处理自己与猪牛羊这类“行走的食物”（亦即“经济动物”）之间的关系？

黄宗洁：为什么动物保护很容易和素食联系在一起？因为吃肉就是一种动物利用。动物保护和经济动物之间的矛盾，我觉得是动保里面最难讨论的议题之一，也是大家最常跳帧回来的议题。我自己并不认为做动物保护就要去吃素，尽管这是一种生命实践的方式，但即便你吃素也未必符合所谓道德一致性的标准。

我觉得谈经济动物的重点，并不在于人吃动物的事实，关键的道德问题是回到动物福利的思路下：如何改善今天工业化农业之下经济动物的处境？传统农业社会的宰杀方式也未必是好的，比如宗教仪式之中将动物吊起来放血的做法可能更痛苦。今天，工业社会和农村社会的价值观在时差之下共存，我们不需要去讨论哪一个更好，或哪一个应该被淘汰。当社会结构和社会氛围发生改变时，没有哪一个框架是不可以被检讨的。尤其是当人和动物关系的新价值观已经出现的时候，为什么不选择更好的对待方式呢？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改变我们的动物文化，以及与动物的互动模式？一个社会可不可以走到那一步，去重新定义那些曾以“文化之名”获得合法性的事情，比如，将吃狗、吃金鱼、斗牛再定义为不道德？

新京报：最后，从理论或行动实践层面而言，你觉得当代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动物思潮或者动物哲学？

黄宗洁：彼得·辛格

（PeterSinger）

《动物解放》这本经典著作深刻影响了中文世界对于动物保护伦理的接受。这是一种震撼教育，让我们碰触到过去没有理解或思考过的问题，他的效益主义视角影响了我们的行动策略。

30周年纪念版

作者： [澳] 彼得·辛格

译者：祖述宪

出版社：湖岸|中信出版集团 2018年8月

玛莎·娜斯鲍姆

（Martha C。 Nussbaum）

的情感论述，针对西方哲学长期忽视道德情感的状况，重新赋予情感在道德行为上的重要性。过去有一种误会认为，做动物研究要有生物科学背景，透过动物实验来分析生物习性。动物权这种论述，太容易被批评是妇人之仁，以同情为出发点的动物研究不过是感情用事。彼得·辛格说，我保护动物不是因为爱动物，他以这种宣言来区隔滥情。娜斯鲍姆的理论则支持我们正视情感在动物保护行动中的意义，令感情也能作为某种抗衡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