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改革开放40年中的那些第一，你记得多少？
敢吃螃蟹的人。
40年前，在一间破草房里，一个叫严宏昌的人，带领村里18户农民在一张包产到户的“生死状”上摁下了红手印。
他们把队里的土地分到了户，首创“大包干”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在当年，干这件事，是要冒着坐牢的风险。
安徽滁县（今滁州）小岗村村民立下“生死状”的那一刻被定格在历史瞬间。在国家博物馆举行的“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上，十八颗红手印引来不少观众驻足。
国是直通车 孙秋霞 摄
事实上，在改革的浩荡浪潮中，还有许许多多的第一次，这些亲历者均有着不同的故事。
换一种活法
上世纪70年代，滁州遭遇特大旱灾，造成粮食大减产，农村经济极其困难，大部分农民均出门逃荒要饭。
1978年夏秋之交，29岁的严宏昌决定换一种活法。
“我们有手有力气，我们有小岗这片土地，为什么我们会沦落到今天这种地步？”严宏昌扪心自问。
后来，他找到村里的长辈，问小岗村究竟该怎么干？年龄稍长的人告诉严宏昌，“只要能将地分给我们干，我们都能保证能干到粮食够”。
当时，包产到户人人想干，但没人敢干，严宏昌还是决定赌一把。作为村里的副队长，他告诉每家每户，让当家做主的留下来，家里其他人出去要饭。
国是直通车 孙秋霞 摄
1978年11月24日，严宏昌将18户人家的代表聚集在一起，签下“生死契约”，打算偷偷地干，甚至连家里人也不告诉。
他们商量好，要是谁倒霉了，剩下的人排着去给他送牢饭，并把小孩养活到18岁。
按照计划，村民们打算先瞒一年，等到有收益的时候再汇报。“如果说不准我们干，我们到那时候犯罪，叫我去坐牢，叫我去杀头，这是我们的命。”严宏昌说。
一年之后，只有100多人的小岗村粮食总产量达到66吨。相当于全村1966年至1970年五年的产量总和。
然而，小岗村包产到户的做法却一直存在争议。有一次，在合肥召开的省委常委扩大会上，不少人公开反对包产到户。
但时任安徽滁县地委书记的王郁昭说了实话。他指出，根据调查，增产最多的就是包产到户，其次就是包产到组，再其次增产不多的和减产的就是原来的生产队。
“我的结论是，队不如组，组不如户。”王郁昭回忆，他说这些话时已经准备被撤职，但“问心无愧”。
没过多久，中央终于对农村政策问题有了表态。“可以按照原来的生产队搞集体，也可以包产到组，也可以包产到户，或大包干到户。”王郁昭说，“后来全国99%都搞了大包干，这是农民的选择，全国一下子星火燎原。”
为自己正名
一张旧时的营业执照也被放在了展区，它的工商证字号是10101号，是改革开放后第一张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
国是直通车 孙秋霞 摄
领到这张营业执照的人叫做章华妹，当时她还不到二十岁。从1978年开始，章华妹便在家门口卖起纽扣、拉链等小商品。
起初，她只能偷偷摸摸地在家摆摊，遇到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人员来检查就收摊躲藏。最让她难过的，是旁人的眼光。
“那时在自己家门口做生意，人家也是看不起你的，你是生意人，摆摊的。周围很多朋友，本来从你面前走，一看你在做生意就转过去。”章华妹说。
1979年，温州工商局的工作人员来到了章华妹所在的解放北路，并告诉她国家有新的政策了，每个做生意的人都可以申请营业执照。
“当时我听了以后，我就告诉爸爸。我也没有这个概念，什么是营业执照，爸爸说大概可以做生意吧，你去领吧。”章华妹回忆道。
1979年12月11日，章华妹来到温州市鼓楼工商所，拿了一张表格带回家，填好后又送回了工商所。
一年后，也就是1980年12月，章华妹领到了自己的营业执照，成为中国第一个合法个体工商户。
据章华妹回忆，当时还没有电脑，也没有打印机，营业执照全部都是手写。领到自己的营业执照后，章华妹将它挂在了最显眼的地方。
短短两年间，温州市申领个体工商营业执照的数量超过10万余户，占到全国的十分之一，很多温州人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万元户”。
大胆吃“螃蟹”
在“万元户”都稀缺的年代，大字不识的年广久靠卖瓜子成为了“百万元户”。
那是1980年代，年广久在芜湖十九道门摆起了一个卖瓜子的固定摊位。他卖瓜子时总会额外抓一把送给人家，有人因此给他取了个带有调侃意味的 “傻子”名号。
后来，他索性给店铺取名为 “傻子瓜子”，并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名牌产品。不过，年广久的“成名”之路充满了坎坷。
国是直通车 孙秋霞 摄
1980年代中期，在民营经济和市场经济还没有被正名的时代，年广久就在全国率先搞起了有奖销售，头等奖是一辆上海牌小轿车。
当时，有人说这种做法是变相赌博，但年广久却认为自己没错。尽管有人3次跑到年广久的店里，叫他们停下来，但年广久就是不听。
此前，他曾因卖鱼和板栗被抓进监狱两次，第二次出狱后，“个体经济”迎来曙光，他又当起了小商贩。
精明的年广久不断推出各种促销策略：独生子女买两斤瓜子可以不排队、外地人到芜湖用车票来买两斤瓜子不排队、结婚的买10斤瓜子不排队、军人不排队……
由于生意火爆，年广久还请来了一些雇工，这在当时引起了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
令年广久没有想到的是，他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
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讲话时指出：“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元，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时至今日，年广久的名片背面一直印着这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