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珠海平安指数诞生记
珠海民警根据警情分析有针对性地加强治安巡逻。资料图
珠海平安指数研发团队,从左至右依次为：王棵、江莹、谭学录、王建亮。
5月2日，珠海市平安办发布的珠海平安指数。
法治周末记者 张舒
发自广东珠海
5月10日下午两点，珠海市公安局。
晚到的谭学录坚持让他的团队播放了平安指数的宣传片给记者看，也许是对于平安指数这个他们养大的“孩子”，他有着难以一下子说清的感情，只得选择从一个感性的地方开始。
视频是3年前他们为参加广东省公安厅举办的首届“平安广东杯”粤警创新大赛而制作的，看得出来，整个拍摄角度和内容经过了精心的策划：土生土长的珠海人安平台在这座永远没有冬天的南方小城里生活了一辈子，从安静恬淡的巷弄阡陌到流光溢彩的经济特区，老人见证了城市变迁下的众生百态。
视频最后，再度归于平和的城市里，老人带着孙女用标绘着平安指数的报纸折出了一架纸飞机，象征平安的纸飞机笨拙缓慢却平稳真实地滑上了天空，滑过珠海的每一个角落，也划过了40年的沧海桑田，滑向未来……
“片子拍的很文艺。”播放结束后，谭学录补充道，言语中可以听出他对这种呈现方式的满意。
谭学录，珠海市公安局警令部副主任，平安指数研发团队的负责人。这位40多岁的男人干练、健谈，聊起平安指数时，有着充分的自信。而这一切正是源自他和他的研发团队对平安指数专业与独立性品格的塑造。
如今，平安指数已随着《珠海特区报》和微信“珠海平安指数”公众号走进珠海市民的日常生活，成为他们生活的“日用必需品”。
初衷：用数据为珠海平安建设画一幅“素描”
在珠海生活的6年里，孙佳已经习惯在出门前翻翻手机或报纸。
“每天出去的时候看一眼平安指数，就能知道我们这里的交通、治安情况，及时预警，对安排出行很有帮助。”孙佳手指轻点处，一张红、橙、黄、蓝四色相间的表格上，珠海市各区、镇(街)平安状况一目了然。
孙佳口中的平安指数，在2014年11月1日起，于珠海率先发布。
该指数以万人违法犯罪警情指数(占60%)、万人消防警情指数(占20%)、万人交通警情指数(占20%)为三项基本指标，对全市7大区24个镇（街）进行综合评分，按照“蓝、黄、橙、红”四级四色预警。
“哪个镇街被红色预警，就表明这里的平安状况出问题了。有时候遇到我自己所在的镇街平安指数较低，我下班就会提早回家并做好防范工作。”作为独居女孩，孙佳很看重这张表格，这会让她觉得生活在珠海“很安全，也很放心”。
“其实平安指数的公布是满足了市民对一个城市平安状况的知情权，如果某个区域案件高发，公安机关就会提示市民出现什么样的警情，需要注意些什么，从而提升群众的防范意识。”在谭学录看来，作为客观反映社区治安状况的“晴雨表”，平安指数正在用数据为整个珠海的平安建设情况画一幅“素描”。
在平安指数概念提出之前，无论谭学录还是他的团队，都不曾预想过，这样一张表格会给珠海市民带来如此大的安全感。
王棵，珠海市公安局警令部考核及专项办的一名普通民警，也是珠海平安指数及相关应用机制的核心研发成员。
5年前，从公安大学毕业后，王棵做过巡警，也参与过刑侦、技侦工作，他时常会在侦办案件时陷入苦恼：“如果当时路灯更亮一些，如果现场装有视频监控探头、案发路段有专人值守，恐怕许多案件就不会发生了。”
拥有丰富基层工作经验的王棵意识到，在治安防控、社会治理的道路上，依靠公安一家远远不够，“若有一个工具或机制让更多部门参与进来齐抓共管，整个社会的平安状况将大不一样”。
但彼时的他还不知道，仅仅几个月后，自己的畅想便会被付诸实践。
2013年是珠海平安建设元年。
这一年，珠海市成立了平安珠海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珠海市平安办”)。时任珠海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的张强(现珠海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提出：“珠海要建立一个能够实时客观反映地区平安状况的评价指数和推动工作的机制。”
同年10月，珠海市平安办、珠海市公安局正式成立专项研发团队，开展平安指数重点课题攻关。此时，已被抽调至平安办的王棵成为该研发项目的核心成员之一。
然而，知易行难。
“影响地区平安状况的因素成百上千，怎样从中抽丝剥茧，甄选出关键有效的指标，合成科学又简单明了的平安状况评价指数？”面对这一困扰研发团队的最大难题，王棵一边与中山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合作，寻求专业领域的理论支撑，一边和团队同事利用电话访问和问卷调查等形式，深入珠海市各区、镇、街道进行实地走访，真实有效地了解群众需求。
“当时为了确定平安指数的测算指标，我们真的是费了不少心力，因为要找到什么因素才是老百姓真正关心的。”回忆起调研前期的艰难环境，谭学录至今仍然感慨万千。
在最初调研时，他和团队曾想将食品安全、环境安全等市民关心的问题纳入指标。但现实情况却是，每一项食品安全的检测结果，如抽查农药残余、食品添加剂使用情况等，都需要近一个月的检测时间。
“那么对于我们每天都要发布的指数来说，这个数据就没有时效性了，最后只能放弃。”谭学录解释道。
最终，经过一年多的反复调查、测算和筛选，团队最终选取了违法犯罪警情、消防警情、交通警情3项与人们生活感受最密切、影响最直接的指标，并以镇(街)实有人口的万人事件数作为测算标准，建立了最初的平安指数。
博弈：只有做的专业，才能排除干扰
指标选取确定了，新的困境又随之而来。
2014年8月，王棵和同事在对选取指标进行监测时发现，得出的结论与预期不符。
王棵连夜召集团队查找问题根源，但经过一夜的重新测算，团队遴选的指标依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此时，距离项目专家评审论证的日子只有20天时间，全国范围内也没有任何类似的成功案例可以借鉴，王棵焦急万分。“当时那样的情况，我们也没什么其他办法了，只能一个环节一个环节，从根上找问题。”
白天，王棵和同事们频繁往返于图书馆和高校之间查找书籍、询问专家，希望找到突破点；夜晚，大家聚在一起一遍遍测算分析。很长一段时间里，项目团队办公室的灯几乎成了整栋办公楼的长明灯。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错误环节浮出水面。
最初违法警情数据统计是以珠海市公安局110接报数字为准，然而在实践过程中，却不断有分局和一线派出所对数据的精确性提出质疑。
“因为经常会有重复报警或警情定性不准的情况发生。”谭学录对此介绍道，“很多时候，我们接到报警电话，说是有盗窃或者抢劫案件发生，但派出所出警之后发现，可能只是酒后争端，这时候，我们公安内部会有一个二次核实、修正警情的机会。”
为避免这一情况，团队曾在调研后决定，平安指数中参考的警情数以各派出所上报警情状况为准。
本是想从实际出发，但问题也因此产生。“基层派出所有了更正警情的机会，也就增加了许多我们无法客观分辨的情况。”在谭学录的记忆里，指数选取从110接警数转为人为统计后，统计来的警情数下降的厉害，“大家都找到了窍门，会想办法修改一下数据，在给我们上报的时候把警情压下来。”
统计的数据被人为操控，准确度也就出现了问题。此后，得到“教训”的谭学录与王棵最终决定，不再采取二次修正后的警情数，仍以110接警数据为准。
“110接警排除了人为因素，我们用自己的方法尽量减少重复报警数，得到的这个数据才是相对客观、公正的数字。”
2014年11月1日，以交通事故数量、违法犯罪警情数、火灾警情数来反映地方平安状况指标的平安指数正式出现在珠海地方主流媒体《珠海特区报》《珠江晚报》上，填补了国内量化平安状况评价指标的空白。
为方便阅读，根据指数高低，研发团队将指数指标的测算结果辅以“蓝、黄、橙、红”四色色块，对应“优秀、良好、平稳、较差”4种平安状况。其中，红色预警的地区还有相关的平安提示，为辖区居民提供防范措施和建议。
自此，珠海成为全国首个每日发布镇（街）平安状况量化指数的城市。
机制：发挥社会综合治理的指挥棒作用
平安指数每天在两报公布后，各街道办和派出所的压力也随之而来，为了让“成绩表”变得好看，珠海各基层职能部门不得不携手处理各种问题。
“这才是我们的目的。”王棵直言，对外发布数据，只是平安指数发现问题的体检表功能，“其更重要的一个功能，则是发挥社会综合治理的指挥棒作用。”
据其介绍，平安指数背后，是一整套以各区、镇(街)党委政府为主体，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参与，集动员、研判、预警、督导、问责、宣传“六位一体”的工作机制。
通过该工作机制，珠海市公安机关尤其是各辖区分局和一线派出所，可以借助平安指数暴露出来的问题分析影响当地治安的原因，并将整治建议上报区、镇(街)，由党委政府统筹协调各方力量开展系统整改。
机制运行以来，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依靠公安机关单打独斗的工作局面。一时间，平安指数成为了党政机关的香饽饽，也成为了各区、镇(街)领导的每日必读信息，成为了真正引导平安建设的利器。
“我们对外公布这么一组数据，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让市民群众知道当前的治安状况，提供安全防范指导，更是为了让各镇（街）的相关职能部门知道自己的辖区哪里有问题，有哪些工作需要加强。”谭学录解释道，根据要求，镇（街）必须每周或每两周(视平安指数预警颜色而定)召开一次平安指数分析研判会。
“指数反映的是辖区的具体问题，哪天哪个指数偏低，一查便知道怎么整改。对于反复出现红色预警的镇（街），其主要负责领导将被约谈。”在谭学录看来，平安指数及其工作机制，最大的优势便在于它的问题导向，“比如我们公安发现某一条路经常发生抢劫案件，研判之后发现原因是因为没有路灯，所以犯罪分子会觉得有机可乘。但是装路灯不是公安的事，需要地方党委政府协调其他相关部门来解决。”
改变：一座平安城市的故事
平安指数发布的3年多时间里，细心的孙佳发现了身边的诸多变化。
小区安装了十几套视频门禁系统，住户可以直接刷身份证、居住证进入单元楼，刷证进门时的记录和影像会自动记录存档。
而此前，她租住的小区一直因为人员复杂，而盗窃案频发。
“视频门禁安装后，盗窃案真的锐减。这几年，几乎没再听说谁家失窃了。”孙佳因此安心了许多，“你能很明显感觉到有人在动脑筋，有人在做事了。”
“治安好不好，市民最具有发言权。”作为最初的理论模型提供者，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院长岳经纶表示，“社会平安有序、人民安居乐业，是检验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的有效标准。珠海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创新发布平安指数，体现了现代社会治理的理念，对其他地区平安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如今，平安指数及其应用机制面世已有3年时间，珠海市治安状况持续好转，2015年、2016年和2017年3年间，全市违法犯罪警情同比下降了11.41%、29.74%和4.14%。
在2015年《广东省法治政府绩效满意度报告》中，珠海获得了广东省安全感城市排名的第一名。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其存在着一些不尽完善的地方。”由于覆盖面偏窄，测算模型也不尽科学，去年6月起，王棵和研发团队对平安指数运行3年来的状况开展了全面评估和调研。
“当前平安指数只包含3类数据，覆盖面较窄。”调研过程中，他们通过对“数字城管”“12345市民服务热线平台”、食药抽检信息、商事主体登记和信用等数据的分析研判，最终遴选“城管事件”作为新增指标纳入平安指数。
“主要还是其他几类数据存在时效性差、数据量少、关联度不强、缺乏地理属性等问题。”王棵解释道，而“数字城管”系统不仅信息化、标准化程度较高，且通过数据对比分析发现，一个城市的管理秩序与平安状况之间存在相关性，“因此，将城管事件纳入平安指数具备理论支撑和技术可行性。”
此后，为了科学设置4项指数指标的权重，王棵还和同事们一起，研发了安全感评价与量化模型，设计了安全感调查问卷，问题涵盖治安、消防、交通、城管、食品、生态、身心、自我等方面，并依托第三方对全市24个镇（街）常住成年居民进行随机访问，共收集926份有效问卷。
根据数学模型最终计算出各项指标权重，分别是违法犯罪警情占45%、消防警情占30%、交通警情占15%、城管事件占10%。
2018年5月1日，引入城管数据、采用全新算法的新版平安指数测算模型正式建成并投入试用。
谭学录、王棵和同事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忙碌，而留在他们身后的是一座平安城的故事。
